[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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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第三章

再描述性哲学:德勒兹与罗蒂

理查德·罗蒂最后写了数篇关于德里达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要求运用一种“调和的、普遍的视角”，这样的视角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他自己的实用主义与那些法国哲学家—比如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不同(Rorty1998b，338)。想要认真地这样做，就必须将德勒兹和瓜塔里列为那些与罗蒂的实用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的法国哲学家之首。罗蒂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所写的很少，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好评，因此这可能看起来是对他的普遍视角进行的不太合理的延伸，在他早期与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联系中，他就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和理查德·沙赫特的《尼采》写过一篇简短的书评中，在其中他描绘了一幅逼真的巴黎病态图，他认为正是这种病态逐渐形成并伪造了“尼采更愚蠢的一面”(Rorty 1983，619)。德勒兹的罪过是认真地对待尼采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建构趋势，并详细阐述了权力意志理论，其阐述方式最终“将一切都分解为一堆乱七八糟的反动力，以表明它们从根本上令人厌恶”(Rorty1983，619)。因此，罗蒂在他的著作中鲜少提及德勒兹，而在提到他时也主要是把他的名字添加到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名单上，位列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之旁。①

罗蒂对德勒兹的无知堪与德勒兹对罗蒂著作的草草关注媲美，后者表现在德勒兹偶尔对“西方普遍的民主哲学观”所做的讽刺评论中。《什么是哲学?》的导言唐突地宣称将哲学当作“朋友间的民主交谈”这一观点“并未产生出任何概念”(QP12，6)。②德勒兹后来提出这一哲学观只是为“罗蒂先生家令人愉快的或咄咄逼人的餐后交谈”提供了契机(QP138，144)，从而指出了这一哲学观最重要的拥护者。德勒兹和罗蒂之间存在着许多显著的不同，关于概念本质及其在哲学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歧便是其中之一。德勒兹强调哲学创造概念，罗蒂则强调并不存在概念，只有人们对特定词语多少有些系统的使用，他们二人的观点似乎背道而驰。因为对德勒兹而言，创造概念与利用新词汇和词语的新用法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他们二人的这一分歧有多大。无论如何，他们的哲学方法具有足够多的意义深远的相似之处，因此只有不断地联系他们，才不会令人感到遗憾。可以说他们对彼此的误识是当代社会和政治哲学中一次非常不幸的错过（rendez-vousmanqu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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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在“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rnity”(Rorty 1991a,172-173)中。

② 在随着《什么是哲学?》的出版进行的访谈中，德勒兹根据“共识’或罗蒂的民主交谈规则’都不足以产生出概念”(DRF354，382)拒绝下面这一观点，即可以将哲学理解为需要交流意见的交谈。

我在本章的目的是为下面这一观点提供一些理由，即认为在法国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中，德勒兹最接近于罗蒂的许多观点。我首先提出，德勒兹是罗蒂所理解的实用主义者和反讽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思想家，尽管他表现得与此相反。然后，我讨论的是他们都反对再现式的思想和语言方法、和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建构主义与罗蒂的描述主义具有的相似之处。在第三部分，我认为德勒兹关于意义和纯粹事件的表面上的形而上学理解表明日常事件与关于它们的描述密切相关。最后一部分讨论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实用主义所蕴含的“描述政治”，以及他们的哲学方法与罗蒂的自由主义反讽主义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①

第三章 再描述性哲学：德勒兹与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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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形而上学的反讽主义

揭示罗蒂和德勒兹的共同点需要在不同的哲学用语之间进行转换，即当罗蒂要求写一部关于德里达的著作时所想象的那种转换，这样的著作会在半途遇到分析哲学家，并且不会把概念看作像人一样(Rorty1998b，329-330)。他提出，像这样对概念进行调和，有助于打破国际交流的障碍，而造成这些障碍的只不过是“不同国家要求他们的哲学学生所上的截然不同的阅读课”(Rorty1998b，329)。举一个例子说明他们在截然不同的哲学词汇内部相似的发展轨迹，德勒兹和罗蒂都对统治着哲学传统的再现说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但是，虽然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追随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塞勒斯和奎因而彻底摒弃了康德形式的先验主义，德勒兹却反复从先验主义角度反对统治着柏拉图之后的哲学的再现形象。在《差异与重复》中，他沿着所罗门·迈蒙开辟的后康德式道路，提出了另一种关于思想之先验条件的解释。这条后康德式道路将这些条件从可能性条件转变为现实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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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吉迪恩·考尔德认为“再描述”概括了罗蒂哲学观的核心主题(Calder 2007，3 and 33)。

德勒兹依赖于先验哲学的语言，这是否意味着德勒兹是罗蒂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家？根本不是。虽然他继续使用那些形而土学区分，比如存在的潜在领域和现实领域之间的区分，或继续使用形而上学概念，比如纯粹事件的观念，但他使用的方式与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中概括的反形而上学的反讽主义完全一致。德勒兹的独著表明他具有的从一种哲学词汇发展到另一种哲学词汇的高度发达和高度自觉的能力。从一部著作到下一部著作，他根据要解决的那个问题或那些问题的需要改变他使用的特定术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提出应该将哲学看作半侦探小说半科幻小说(DR 3，xx)。放弃准确地再现世界这一观点，就留给我们这样一个任务，即用新词汇取代前人使用的描述形式，或者用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个世界的新描述取代旧描述。

形而上学者认为事物存在着真正的本质，具有内在的本性，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发现它们，与形而上学者不同，罗蒂的反讽主义者是唯名论者，他们相信没有什么东西具有内在的本性或真正的本质。他们还是历史主义者，相信我们关于事件和事态的所有描述使用的都是会发生变化的特定词汇：“反讽主义者同意戴维森的观点，即我们不能走出我们的语言，以便对语言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同意海德格尔关于那语言具有偶然性和历史性的观点。”(Rorty 1989，75)如此，反讽主义者清楚他或她的“终极词汇”具有偶然性，并且还清楚不能通过论证辩明和批驳这样的词汇，只能用其他词汇代替它们。罗蒂的反讽主义实用主义不以关于事物面目的正确理论为导向，而代之以创造能够对世界进行更有用的描绘的词汇。他建议我们不再在哲学中谈论真理和谬误，而是探讨一种新词汇在何种程度上是有趣的，在这里“有趣的”哲学通常是“已经变得令人讨厌的根深蒂固的词汇与已经初步形成的新词汇之间的搏斗，后者模糊地预示着伟大的东西”(Rorty1989，9)。批评现有词汇的唯一恰当之法是再描述，而不是论证，因此反讽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们“专门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词的术语重新描述一系列事物或事件，希望促使人们使用并扩展那些术语”(Rorty 1989,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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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也是一样，哲学实践与阐述新词汇分不开。他在评论福柯时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在表明他的规训权力概念的“图式”(diagram)概念如何与《规训与惩罚》和相关文本中阐释的权力、力和身体等词汇，与《知识考古学》中用来描述话语形成的词汇不可分开时(DRF235，256)，他经常特别指出福柯的“言说”(utterance)概念是其最重要的概念创造之一(DRF356，385)。以他自己为例，如我们在第二章(第72一74页)中提到的，他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大量地进行概念创造，提供了一系列可以用来描述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重要特征的词汇。这些词汇包括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组装的术语，在阐述欲望的微观政治时使用的术语，还有阐述不同生成过程的分类法时使用的术语。它们还包括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套关于诸流的公理系统的术语，和那些被用来描述捕获机器和变形机器的术语。这部合著中一直使用的哲学方法避免论证，而是利用让新的描述形式成为可能的新词汇。《什么是哲学?》表明德勒兹赞同罗蒂关于哲学目的的实用主义理解，即将哲学看作为特定的人类目的提供知识的工具而非追求真理。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已经将思想行为描述为掷骰子，他这么说是指思想是一种实验形式，其成败并不受思想家控制。在《什么是哲学?》中，他和瓜塔里提出哲学是一种通过创造新概念来进行的实验形式。可以这样来衡量哲学概念的有效性，即根据它们如何有助于改变关于特定的问题可以说什么或者写什么，根据与它们相关的词汇的要素在何种程度上被社会科学和各种不同的实践理性采用。对德勒兹而言与对罗蒂而言一样，哲学有助于让未来不同于过去，这靠的是提供新的描述形式，因而为思想和行动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哲学是否充分地完成了其使命，这不是根据真理和谬误来评价的，而是根据诸如有趣的或重要的此类范畴来评价的(QP80，82)。哲学可以为成形的概念而非站不住脚的概念提供标准，但它不能为判断概念的价值及其表达的事件的重要性提供标准。作为概念创造的哲学是一种实验形式，它与正在进行的事情有关：“思考就是进行实验，但实验总是[关于]处于发生过程之中—新的、非凡的和有趣的事物—它们代替了真理的出现，并且它们要求更高。”(QP 10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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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极短但肯定的话中，罗蒂似乎承认了自己的著作和德勒兹的著作具有一致性。在这段话中，他提出：“詹姆斯和杜威不只是在分析哲学行进的辩证法道路的尽头翘首以待，而是在，比如，福柯和德勒兹目前行进的道路的尽头翘首以待。”(Rorty 1982，vxiii)一旦我们承认他们的哲学方法具有家族相似性，那么其他一致之处很快就会出现。比如，《千高原》的导言表明他们对文本和解释的理解类似。德勒兹和瓜塔里称，从哲学上说，文本由什么构成和文本谈论的内容之间没有重要的差别，这与罗蒂的做法类似，罗蒂反对区分使用和解释文本，或者更一般地说，反对区分具有意指性的小段词语比如符号和文本——和其他物体——比如树木和夸克。罗蒂称阅读文本是将它们与“其他文本、人们、迷恋、条条信息等等”联系起来(Eco1992，105)。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惊人相似的词语为下面这一观点进行辩解，即应该将一本书看作一个与世界有关的组装而不是一种关于世界的表象或再现：“我们将永远不会问，一本书作为所指或能指，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将不会在其中寻找任何要理解的东西。我们将要问的是它与什么一起发挥作用，它与其他什么东西一起传递或不传递强度……一本书本身就是一台小机器。”(MP10，4)在该导言以前的一个版本中，其哲学观的实用主义尤为明显。那个版本单独以“块茎”为题发表，在其中他们援引了福柯将书理解为工具箱的观点和普鲁斯特将书理解为眼镜的观点，用以支持他们宣称的创作“一部实用的、务实的著作”这一目的（R72，67)。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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