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相反：哲学具有的明确政治使命在于促进永远的概念革命。哲学的任务是创造尼采所理解的意义上的“不合时宜的”概念：“逆着[我们的]时代行动，因此影响我们的时代并且让我们为了一个未来的时代满怀希望。”(QP107，112；参见 Nietasche 1983，60)自《尼采与哲学》以来，德勒兹总是在以下两方面将自己的哲学观与尼采的哲学观联合起来：一是反对最终目的是认识存在的事物的那些人；一是青睐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这种思想试图为生命创造新的可能性。《什么是哲学?》中提出的哲学定义从很大程度上讲具有乌托邦意义，即它应该促进产生新的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形式，或者召唤出“个尚不存在的新地球和新民众”(QP104，108)。罗蒂提出，自法国大革命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让他们放弃了上帝的意志或人的本性这些问题，代之以“创造迄今为止尚不存在的社会形式”的梦想(Rorty 1989，3)以来，这种乌托邦政治在知识分子中一直是一种普遍情况，而非例外。这一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正确，这让他将福柯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与一种失败了的革命乌托邦学说联系起来。他接着对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和有些人的乌托邦学说进行了区分，这些人渴望某种可能永远不会体现于社会制度之中的自治(Rorty 198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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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但是，罗蒂的分析认为是福柯提出了“这一信念，即为了让变革发挥作用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需要一场动乱”(Rorty 1989，64一65)，因此他的分析歪曲了福柯。他的分析忽视了德勒兹政治思想的发展，正是这一发展让德勒兹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而代之以“生成一革命”，“生成一革命”是一种向着所有人开放的永恒可能性。就像福柯一样，他将这种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我转变看作我们“应对不可忍受之事”的唯一方式，在这里，不可忍受之事的界限本身是由历史决定的，并且会发生变化(P231，171)。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勒兹和瓜塔里与福柯都认为追求自由意味着不断地努力让我们自己摆脱过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在他们看来，社会和政治变革在以下两方面之间的间接相互作用中展开：一是诸种生成小民族的形式，个体和群体在其中将自己与大民族政治文化区别开来；一是大民族文化的规范(见第八章)。①罗蒂的分析依赖于对下面两种人进行的令人误解的对比：一种是那些仍然受控于康德自由观的人，他们将自由视作一个内在的领域，不受自然必然性影响；一种是那些将自由仅仅看作对偶然性的认识的人（Rorty1998a，326)。实际上，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同他一样将自由理解为对偶然性的认识，一样相信权力关系内部可能永远存在着能动作用。这意味着永远有可能反抗诸种统治和排除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反抗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于下面这一正在进行的过程之中，即迫使可能做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的界限后退，但绝不会最终或完全实现这一过程。如此一来，变化总是由特定的变革造成，因为新概念的创造而成为可能的再描述促进了那些局部的和具体的方式，而未来将以这些方式不同于过去。

第三章 再描述性哲学:德勒兹与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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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 蒂姆·克拉克根据德勒兹和罗蒂都受益于休谟的同情政治，探讨了德勒兹和罗蒂之间另一个一致区域和差异区域。他指出，罗蒂关于情感政治的有限理解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民族生成理论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罗蒂完全是从现有的身份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思考扩展同情，但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休谟最大限度地扩展同情这一原则用于其逻辑的、宇宙政治的目的”(Clark2008，38)。

第二部分历史与文学中的殖民与去殖民

第四章历史、生成与事件

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对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态度摇摆不定。《反俄狄浦斯》宣扬一种会回过头来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理解所有人类社会的通史(AO 163-164，153-154)。《千高原》大量借鉴欧洲和亚洲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关于经济和军事历史、科学史、数学史、科技史、音乐史、艺术史和哲学史的专著。同时，《千高原》宣称需要一种“作为历史对立面”的游牧学(MP34，23)。就像在《千高原》中提出的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块茎学、语用学、精神分析等等)，从根本上说，游牧学研究的是某些种类的组装，在这里是指国家和战争机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组装和历史过程之间有什么关系？在专门描述抽象机器或组装的哲学著作中，如此众多的历史材料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在1990年与安东尼奥·耐格里的访谈中，德勒兹说他已经“越来越清楚区分生成和历史是可能的”(P230，170)。在《什么是哲学?》中，这一区分表现为历史领域和纯粹事件的非历史领域之间的差别。在历史领域中，事件现实化于身体和事态中，在非历史领域中，这些是“[事件]模糊的、秘密的部分，不停地被从事件的现实化那里减去或添加上”(QP147，156)。德勒兹和瓜塔里最后的合著对(大写的)哲学和(大写的)历史进行了类似的区分，在这里，前者被理解为产生表达这些纯粹事件的概念的思想实践，而“(大写的)历史所把握的事件是它实现于事态或生活体验之中…..处于生成之中的事件，具有其特殊容贯性的事件，其概念是自我设定的事件，逃避历史事件”(QP 106，110)。纯粹的事件从来不是某种确定的事件，而是生成自身，或者是某物借以出现的过程。就其自身而言，纯粹的事件是一切变化的条件。这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借助概念进行思考就是进行实验的原因，在这里实验总是涉及正在产生之物。相形之下，历史不是实验，而只是“一系列几乎是否定的条件，它们使对某种逃避历史之物进行实验成为可能”(QP 106，111)。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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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大写的)哲学不是再现的，不是以发现非历史的真理为目标。相反，它是一种实践理性，为了寻求新的地球和新的民众而进行。当哲学创造出对生成的事件领域进行表达的概念时，它实现的是其批判功能。当表达于其概念中的绝对解域化与历史环境中存在的一种或另一种相对解域化形式连接起来时，它实现的是其乌托邦目标。哲学与纯粹事件和生成具有的得天独厚的关系表明它比(大写的)历史重要，至少就其乌托邦目标而言是这样。同时，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大写的)哲学如何完成其批判功能的说明缓和了他们对历史的明显贬低。他们运用的是关于以下这三方面的历史知识：在古希腊，哲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形式出现；资本主义发展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相对解域化。

第四章历史、生成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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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文本区分了“(大写的）历史”和“(小写的)历史”，前者是指知识学科，后者是指事件的进程。有时，在英语翻译中，它的区分被掩盖了，比如当一个句子以“(大写的)历史”开头时。为了让读者注意到他们关注的是历史学科和哲学学科之差别的时刻，在整个本章中两个词都是大写的。

但是，关于生成和历史之区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它如何与德勒兹对生成和身体与事态的物质领域的区分联系起来？它如何与《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中阐明的潜在界与现实界、问题与答案、结果与原因、命题的意义与它们描述的现实之间的差别联系起来?它如何与《千高原》中对组织平面与容贯平面的区分联系起来—在容贯平面上没有不同种类的身体而只有身体一事件或此性—或者与在此书中阐明的其他这类区分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这一艰难的问题，即如何将德勒兹的文本彼此联系起来、如何与它们似乎共有的问题和概念联系起来解读这些文本。我的方法并不认为他前后这些著作表达的是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哲学—在这样的哲学中，从一个研究到下一个研究之间没有什么变化，而是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和修正相同的问题和概念。就他先后对纯粹事件进行的一系列讨论而言，就这些讨论与先验问题和生成的关系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有很多迹象表明，考虑到从一部著作到下一部著作问题不同，以及有些资源和相应的表述相对来说不变，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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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起源和意义：纯粹事件的形而上学

历史不是《差异与重复》主要关心的问题，在此书中，德勒兹更关心的是(大写的)哲学及其关于同一与差异、再现与重复的论述中的传统思想形象。不过，他在第四章中讨论了概念的差异综合，其中隐含了他早期关于生成领域和历史领域之差别的描述。他追随康德，认为可以将作为思想之根本对象的理念看作超验问题，这些问题确定了人类思想的方向。德勒兹的先验经验主义使他超越了康德，让他提出了一系列理念，这在数目上是无限的，包括物理、生物、社会、语言领域和其他思想领域的根本对象。他将这些有问题意识的理念界定为有差别的多样性或结构，并提出它们属于“事件”(DR244，188)。他还提出应该将某个问题的决定因素与其答案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两个事件系列之间的关系，它们是在互相平行的两个平面上形成的，彼此反映但不类似：“形成的答案这一层面上的真实事件和内含于问题条件之中的理想事件。”（DR244，189）照这样，按照吉福罗伊·圣伊莱尔的观点，可以说真正的有机体将“纯粹的解剖学要素之间的差别关系现实化”，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有机体这一理念本身。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可以说某个特定社会真正的社会关系将构成社会理念的差别生产关系现实化(DR 239，241，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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