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将这些线描述为涉及不同种类的事件只是初步的尝试。也可以欣然地认为它们指的是任一事件中的三个层面。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这三种线“同样可以是生活、文学或艺术作品或社会中的线，这取决于选的是哪种坐标系”（M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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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词大致翻译出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就“生成一不可感知”故意使用的悖谬表述：“人们变得和任何其他人一样，但却是以这样的方式，即没有人可以变得像其他任何人。”(MP244，200)西贝尔丹一勃朗称这条线上产生的断裂是一种纯粹的事件，是从任何关于过去的观念那里抽象出来的。就其本身而论，它提供了“那绝对的理念，它彻底废除了历史，但是对此的更好体验将历史作为问题来思考”(Idée inconditionéequi abolit l'histoire mais dont l'esperience supérieure donne àla pensée l'histoire comme problème)(Silbertin-Blanc 2003,141)。注意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系列22《瓷器与火山》中讨论了菲茨杰拉德的《崩溃》，在这篇更早的论述中，他并没有提到第三种线。这里只有两个层面的区分，菲茨杰拉德的不正常在此被看作非实体的纯粹事件(LS 181，155)。

203一204)，这时，他们指出了对事件之内部结构进行的这种分析的预期范围。就其他两种线而言，逃逸线是首要的，但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的，这种首要性既不是指时间上在先，也不是永恒的：更准确地说，它是“不合时宜性这一事实及其权利”(D164，136)。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称就尼采的“非历史氛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创造行为而言，没有任何创造行为不是跨历史的、次历史的或超历史的(MP363，296)。与下面这一事实相比，这些前缀没有那么重要：这一不合时宜性与类似事件的个体化形式(此性)、时间(永存)和变化(绝对的解域化)—它与每个组装具有的多变特点和转变特点有关—一致。它是“生成(换言之，与记忆相对的遗忘，与历史相对的地理，与映描图相对的地图，与树状结构相对的块茎)之无辜”(MP363，296)的另一个名称。甚至历史都被认为是通过将绝对的解域化在某个处于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中现实化而前进：它沿着逃逸线而不是“意指性的断裂”前进(MP 250，294)。

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千高原》中的历史材料的作用了。有时，德勒兹和瓜塔里根据他们对事件内在结构的解释描述复杂的历史现象，比如纳粹主义、十字军东征或是罗马帝国的衰落。照这样，比如他们用亨利·皮朗的《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中的一段文字来说明下面三者之间的关系：罗马帝国严格的分隔线，“来自大草原的游牧民的”流动的逃逸线或解域线，以及流浪的蛮族具有的灵活性但矛盾的节段性，蛮族在前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定居下来，占有土地并被纳入罗马帝国中；有时他们与解域化的游牧民联合起来，走上一条征服和劫掠之线(MP271，222)。同样，他们用米哈伊尔·格里亚兹诺夫来表明他们的游牧概念指的不是那种人类学或社会学上的民族，而是“一种影响定居者的运动和生成，就像定居化是让游牧民定居下来的阻碍一样”(MP536，430)。

第四章历史、生成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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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曾说游牧是一种生成，历史所做的只“是将共同存在的生成转变为连续的生成”(MP537，430)，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这与德勒兹早期接受过一种结构主义历史观的做法具有连贯性。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表示逃逸线表达的是抽象机器—它们界定了特定的组装—的不同状态，而不是在理想的结构中移动和重新分布奇点。然而，他们的历史观仍然依赖于一种图式，潜在的运动便是根据这种图式表现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最关心的不是提供历史解释，不管是谱系学的解释还是其他的历史解释，甚至也不是描述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是描述事件的内在动态，以及它们如何在现实中展开。除了其他例子外，历史给他们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表面现象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表面现象通过内在的、潜在的事件或过程的相互作用产生出来。音乐现象、心理学现象、人类学现象和其他现象也提供了一些例子，表明了潜在的和现实的事件与过程具有的各种不同关系，比如当他们运用皮埃尔·克拉斯特尔对在非国家社会中发现的机制——它们既期待又防止国家权力出现——进行的描述时(MP53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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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有时依赖于一种狭义上的历史，将其限定为在线性时间中展开的克分子的和大民族的身份和过程。虽然这样理解的历史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但在历史中展开的事件不能与包围着它们的“非历史氛围”分开。德勒兹界定的哲学的目的是创造概念，这些概念表达的是历史事件和其他种类的事件具有的潜在动态。但是，关键不是将历史与生成对立起来，而是对它们进行区分，表明“它们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和来回的运动”(DRF353，381)。①即使哲学是进行实验的思想，并且实验不是历史的，“若没有历史，实验就将是不确定的，缺少任何的初始条件”(P 231，170)。逃逸线或绝对的解域化是他们对组装的潜在动态进行分析—不管是作为游牧学、精神分裂分析、语用学、微观政治或精神学——的首要对象，恰恰是因为它们是新事物出现的原因或条件。对纯粹事件性或生成的领域进行研究和阐释颇为重要，因为这一方面内在于社会领域、其历史和其个体化的公共形式之中。生成、事件性和逃逸线绝非与历史对立，或逃离世界，它们是世界内部之运动或变化的条件。

第四章历史、生成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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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文字的翻译被做了修改。英文译本接着说生成是历史的“对立面”，因此消除了德勒兹使用的s'opposer这一动词具有的微妙差别。

第五章殖民事件

在德勒兹出版的著作中，殖民不是一个被主要提及的话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或毫无所知。①他偶尔会顺便谈到殖民过程，比如他在1982年与埃利阿斯·桑巴的访谈中所说的那番话。在讨论对巴勒斯坦人和北美土著居民进行的类比时，他比较了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将被殖民者留在自己的领地进行剥削，另一种情况是将被殖民者完全赶出他们的领地。他提出巴勒斯坦人与北美的土著居民一样，因为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领地（DRF180—181，195一196)。①这一类比在几个方面有限。首先，如德勒兹自己指出的，巴勒斯坦人与北美土著居民不同，他们确实拥有一个位于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世界，他们可以从这个世界获得支持。其次，就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土著居民一样，北美土著居民和巴勒斯坦人都并非完全处于流亡者的境地；相反，他们常常被迫离开他们传统的家园，但不管他们是否离开家园，他们都仍是建立在其领土上的殖民国家的俘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他们进行的殖民是北美和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部分地区实行的那种“内部”殖民，而不是欧洲列强在非洲其他地区、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实行的那种“外部”殖民。

①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巴勒斯坦人民所处困境的文章，包括“Les gêneur”in Le Monde，April 7，1978，被翻译为“Spoilers ofPeace”(DRF 147-149,161-163);“LesIndiensde Pastine”in Libération，May 8—9，1982，被翻译为“TheIndians of Palestine"(DRF 179-184, 194-200); "Grandeurde Yasser Arafat" in the Revue d'Études Palestinennes, 10,1984，被翻译为“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rafat”(DRF221-225, 241-245);"Les Pierres”in Al-Karmel,29, 1988,被翻译为“Stones”(DRF311-312，338-339)。纪尧姆·西贝尔丹一勃朗讨论了德勒兹与埃利阿斯·桑巴的友谊，以及他参与 Revue d'Études Palestinennes(Silbertin-Blanc,付印中)。还可参见Dosse2007，308—311。西贝尔丹一勃朗还指出德勒兹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问题感兴趣，这起源于他1975年对卡夫卡的研究，高原13“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中他对小民族的简洁讨论也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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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可参见《亚瑟·阿拉法特的伟大》，在这里，他评论说：“以色列从未隐藏其目的：清空巴勒斯坦的领土。甚至更甚，就好像巴勒斯坦已经空了一样行事，因为它始终注定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确实是个殖民问题，但不是19世纪的欧洲殖民这个意义上的殖民：不是剥削该国的居民，而是将他们赶出去……”(DRF 222，242)

虽然相对而言，德勒兹和瓜塔里不太关注殖民问题，但他们确实为思考内部殖民和去殖民这些问题提供了概念资源。①我在《德勒兹与政治》中认为，在理解这些机制—新的领土和人民被其纳入现有国家的统治权之下时，将国家看作捕获装置的理论尤为有用（Patton2000，120—131)。就对现有的土地和资源占有形式提出的质疑而言，比如一些法律方法立足于土著民或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提出的质疑，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域化概念和相应的组装变化富有启发性。如同任何这样的解域过程一样，其结果将取决于在特定背景中进行的各种解域化和再辖域化。

在本章中，我将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即就后殖民问题而言，尤其是就德勒兹思考事件的方式而言，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具有的有效性。《意义的逻辑》及其之后的著作提出了事件这一概念，我要概括出一些关于其性质的主要的、多次出现的主题，然后将它们应用于殖民这一历史事件中。就像在我之前的讨论中那样，我的重点将放在发生在英美法系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的殖民具有的法律特点上。我想将殖民的法理学与德勒兹关于事件性质的论点联系起来，我对此的兴趣有两方面：首先是问这些论点是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与这些大规模的历史事件有关的历史现象，如果可以，那么它们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来进行理解；其次，与德勒兹给让一克莱·马丁提供的方法论建议一致，是问这个殖民例子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勒兹关于事件的思考具有的那些更令人费解的方面。①在阐明德勒兹的事件概念的主要要素之后，我将会问，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殖民事件。

第五章 殖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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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Bignall and Patton2010 中的文章。

斯多葛哲学和事件

德勒兹关于事件本质的思考总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斯多葛学派，他说是他们首先创造出关于事件的哲学概念(LP71，53)。他们对身体和事态的实体领域或物质领域与非物质实体的非物质领域进行了基本的区分，后者包括时间、地点和意义，或者表述中的“被表达物”(意义，lekta)。他们认为表述具有的意义就是里面表达的事件：“意义，命题的被表达物，是事物表面的非物质的、复杂的和不可还原的实体，是内在于命题中或命题所固有的纯粹事件。”(LS30，19)斯多葛学派形而上学表明事件一方面与身体和事态具有本质联系，另一方面与语言具有本质联系：“事件存在于语言之中，但发生在事物上。”(LS37，24)因此，这意味着许多关于以下这三种关系的论点：一是非实体的事件和身体的物质结构的关系，二是事件和时间的关系，三是非实体的事件和语言的关系。我首先谈的是事件和身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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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在最初发表为让一克莱。马丁的《变化》(Martin1993)一书之序言的一封信中，德勒兹提出了以下建议：“在分析概念时，这样做更好，即从极为简单、具体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哲学先例出发，甚至不是从问题本身出发(一和多等等)……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坚持具体，总是回归到具体。”(DRF339,366-367)

斯多葛派的事件观表明纯粹事件和它们的现实化，或者如他们后来所说的，和它们在特定身体和事态中的“具现”之间的差别。德勒兹强调事件不可还原为身体和事态，就像他强调意义不能还原为它表达于其中的命题一样：意义只有在“不将事件与它在事态中的时空现实化混为一谈的条件下”才等同于事件(LS34，22)。如我在第四章中认为的，这不是两种事件之间的差别，而是事件本身和它们在事态之中的时空现实化之间的差别。事件不是从任何一个时刻的具体特征中抽象出来的理念或一般概念。相反，它们是独一的但非物质的实体，与物质身体存在着质的不同，但能够被表达于身体特定的结构和运动中。这样的话，比如现实的战争是由某些身体和装备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构成，但战争这一事件并不限于这些要素，因为它可以在其他时刻重现，那时它可能表现于完全不同的要素中。

第五章殖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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