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正是因为非个体的生命这一概念对德勒兹的哲学如此重要，所以可以理所当然地将他视作一位生机论思想家。在《对话》的一章中，他通过指出英美文学如何创造出新的生命可能性，解释他为何对托马斯·哈代、D.H.劳伦斯、赫尔曼·麦尔维尔、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亨利·米勒和其他作家创作出来的英美文学青睐有加。他喜欢的作家是这样的，他们将生命描述为一个自我转变的过程，或逃离既定的身份而代之以逃向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对这些作家而言，写作关乎的是描绘逃逸线或生成过程，它们有可能会导致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当个体成功地摆脱现有的生命形式并获得纯粹的、非个体的生命具有的原始的、变形的力量时，他们就实现了这一潜能。正是因为德勒兹青睐的文学重新描绘了这些生成，因此他可以说：“写作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恰恰是因为生命不是个体的。更确切地说，写作的目的是将生命带到那个非个体的力量这一状态。”(D61，50)我正是秉着这一文学观的精神，秉着德勒兹自己与文学作品遭遇的精神，提出阅读J.M.库切1999年荣获布克文学奖的小说《耻》。我认为《耻》应该被添加到德勒兹的文学经典中，因为小说的主人公走上了一条逃逸线或解域线，这条线有可能改变他关于自己是谁的理解。在这个人物及其女儿的例子中，个人的转变通过生成一动物发生。我的目的不仅是要概括对《耻》进行的一种德勒兹式阅读，而且要用这部小说来探讨下面这些重要概念具有的个人维度和政治维度，比如生成一动物、生成小民族，还有内在于人和动物的日常存在之中的纯粹生命这一概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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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生成一动物和未来的民众

《耻》的背景是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其主要人物的生活取决于殖民者和非殖民者之间的历史划分。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许多事直接表明了向新南非的转型痛苦不堪，即使这些人和小说关心的问题不只是废除旧殖民体制的艰难过程。①主要的人物戴维·卢里是一位日渐衰老的英国文学教授，他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新的职业大学和专业大学中的生活需要。他越来越不了解男人和女人、欧洲人和其他非洲人之间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关系。虽然他清楚自己的年纪，但他的生活还是自私地拒绝自己终有一死的命运和对他人的依赖。卢里一直未被救赎，并且在许多方面他无法被救赎。但在小说的进展中，他进入了一种生成一动物的过程，这给他带来了改变他与自己的关系、与其他人和动物的关系的可能性。这些变化征兆表明，《耻》除了关注持续存在的殖民后果外，还是一部关于以下这些方面的小说：男女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有限性和我们与动物共有的自然生命。

第六章库切《耻》中的生成一动物与纯粹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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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多法国批评家提到了德勒兹与库切之间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因为他们对卡夫卡都感兴趣而具有的相似之处。参见 Engélibert 2003, 2007a; Brezault 2007; Coqio 2007; andGabaude 2007。还可参见Hamilton2010。

小说开始描述了他每周与一个妓女的幽会，但他愿意相信这不仅仅是以性换钱的关系。当他们偶然在一个公共场所见面后，幽会就停止了：她眼里的表情已经足以打破他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自私幻想。他努力保持自己是个男子汉的幻想，这让他和一位黑人女学生梅拉妮·艾萨克斯产生了一种恃强凌弱的性关系，后来他为此受到指控，并被判犯有性骚扰罪。这让他走上了一条逃逸线，这条线最后导致了对他的个人世界、社会世界、职业世界和学术世界的解域。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悔罪或道歉，最终被迫辞去大学教授的职位。他去看他的女儿露茜，她住在乡下的一个小农场，靠种些农产品和花以及开办狗的临时寄养过着朴实的生活。虽然卢里在女儿的农场里帮助照料狗棚，并开始关心杜宾狗、德国牧羊犬、背脊犬、斗牛梗和罗威纳犬—露茜曾在某个时刻说它们是“看门狗，它们都是”(Coetzee 1999，61)。他觉得这些狗就像他一样，是历史废墟的一部分，是与新南非格格不入的动物，这一感伤情调滋长了他对这些被抛弃的、以前的“看门狗”怀有的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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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里克·阿特里奇指出人物的生活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之间的明确联系点，他认为其时代是1997年或1998年左右的南非(Attridge2004，165-172)。

有这些狗在并没有阻止一群南非男青年对农场的袭击，露茜遭受了残暴的性侵犯，卢里挨了打，身上被浇上加了甲醇的酒精，然后被点了火。当他的女儿跟他说她因为遭受强暴而怀孕并决心把孩子生下来时，他决定留下来，能帮着做什么就帮着做些什么。他在一家动物福利诊所工作，帮那个开办诊所的女人贝芙·肖杀死和处理一些没人要的流浪动物。他与贝芙有过一段短暂且毫无乐趣的性关系，但这种关系也没伤害什么人。他逐渐喜欢上一条腿有些残疾的小狗，在必须杀死它之前那段短暂的仁慈时光中，它和他成了朋友。在小说最后，他放弃了这只动物，将它送上了不可避免的死亡之路，让它蒙受了之前所描绘的死亡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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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将卢里看作一个寓言人物，他代表的如果不是旧殖民体制中的统治阶层的习惯和态度，那么至少是一种特定的欧洲中心论的、有教养的思维模式，这维持着殖民关系的可能性。开始他看不起女儿在乡下的生活，渴望过一种更高级、更有修养的生活。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创作一部以拜伦的最后时光为蓝本的歌剧上。就像他其他的职业生活一样，这一计划也如梦幻泡影一般。在这个层面上，他的故事是个关于去权(disempowerment)和耻辱的故事：首先是在大学，然后是在袭击他和性侵害他女儿的那帮年轻人手里。然后，在他的年轻学生梅兰妮的家人面前，他向他们请求原谅，这次他是自愿的。尽管他向这个学生及其父母道了歉，但他仍不愿改变，对他强奸这个学生毫无悔意，并且不了解周围发生的社会变化。他常常不能理解其他人的动机，尤其是他的学生、他的女儿和她的非洲邻居佩特鲁斯的动机。他曾一度对露茜说：“我可没有改过的准备。我就是我，永远也不想改。”(Coetzee1999，77)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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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中展现的关于“新南非”的“暗淡景象”让许多评论者感到不安(Attridge2004，164)。除了主人公戴维·卢里之外，小说中有很多内容表明库切对改变种族关系的可能性持有悲观的看法。白人和黑人之间的交往始终紧张，有时暴力，这表明旧殖民制度的社会、语言和心理结构如何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库切指出，改变遗留下来的性格和语言结构异常艰难。他一度将卢里描绘为越来越“坚信，英语极不适合用做媒介来表达南非的事”(Coetzee 1999，117)③。在露茜的农场被袭击时她所遭受的性暴力，那些作恶者受到保护，还有她的非洲邻居佩特鲁斯从“护狗员”变成农民和地主，这些都表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一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是对地位进行重新安排，而不是真正的改变社会关系。照这些话来看，白人和黑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角色只是被简单地颠倒了。虽然有些人认为该小说是对态度和社会关系的准确报道，但其他人批评该小说对向着非种族歧视的、非性别歧视的社会发展这一可能性明显地持悲观态度。①在一篇广为流传的书评中，萨尔曼·拉什迪认为小说中主人公之间的互不理解概括了小说关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政治的悲观看法：“白人不理解黑人，黑人对理解白人不感兴趣……佩特鲁斯走得最近，但他的动机成迷，并且随着小说的进展他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骇人。”(Rushdie2002，297—298)根据这一解读，作为个体的人物或社会关系——人物的生活展现于其中—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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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译文出自J. M.库切：《耻》，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译者注

②格兰特·菲尔德评论说，通过卢里的不妥协，“库切将我们从国家中心带到了下面这一困境的核心之处：如何改变顽固分子?”(Farred 2002，17)。

③中文译文出自J.M.库切：《耻》，第131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相形之下，借助德勒兹的生命、生成一小民族、生成一动物这些概念的多样镜头阅读《耻》，揭示了该小说具有的更具肯定性的一面。即使该小说间接地涉及为其提供历史背景的艰难的社会和政治转型，但它在主要人物的生活中描绘了表明可能会发生改变的迹象。用德勒兹的话说，这里有小民族生成的迹象，既在社会关系的微观政治层面上，甚至也在卢里这个显然不可救赎的人物身上。只有当有关的组装中发生运动或改变时，小民族生成才会发生。必须有某种逃逸线或解域线大民族主体沿着它开始改变。在卢里和他女儿这个例子中，这一转变通过生成一动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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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0年4月，在向人权委员会对媒体中种族歧视进行的调查提交的意见书中，非洲民族会议用《耻》为证据，表明非洲白人中仍然存在着种族歧视。关于对这一事件及其隐含的关于该小说的解读，参见McDonald2002 and Attwell2002。

生成一小民族和生成一动物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以一种关于多样性或机器组装的理论阐释了他们的那种生成本体论。归根结底，这些组装或抽象机器是一种开放的或发展着的多样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他者的过程。多样性总是彼此互相转变，这并不奇怪，“因为生成和多样性是一回事儿”(MP305，249)。组装不是由它们的保存形式界定，而是由它们的改变或变形形式界定，由它们的“解域前沿”界定(MP112，88)，这一事实反映了生成在这一机器形而上学中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照这些话来看，他们认为个人和社会一样由其逃逸线或解域线界定。他们的意思是，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社会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保存或维持自身，而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变成其他东西。换言之，个人和社会身份的根本变化时刻都在发生。有时这些变化逐渐发生，但有时根本的变化通过事件的突然爆发而发生，后者开创了一个由个人的、社会的或情感的可能性构成的新领域。这些变化是个体生活或历史中的转折点，继其之后，有些事物将永远不复如前。德勒兹提出，它们是“生成突围而出进入历史”的例子(P 209，153;第四章，第154～155页；第五章，第195\~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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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何种意义上将他们的哲学看作政治的，这与他们对生成过程的关注有关，社会和政治身份正是通过生成发生改变。在《什么是哲学?》中，他们区分了两种生成。第一种生成在某些种类的感性客体中常见，包括“某物或某人借以继续变得不同的行为(但继续是其所是)”(QP168，177)。这种生成限于现实界，差不多是德里达所理解的重复过程，即在对同一的重复中进行渐进的改变。第二种生成涉及超越现实界向潜在界的运动。哲学和文学在下面这一意义上具有政治性，即它们关注的是这种生成，是将个体从特定身份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带来改变可能性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并不是获得一种形式(认同，仿效，模仿)，而是找到那个临近区域、不可辨别区域或无差别区域，在那里人不再与一个女人、一个动物或一个分子区分开来”(CCxx，1)。虽然德里达往往将自己局限于分析各种领域中的可重复性结构，或分析“未来”，该“未来”一直是变化之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内在性条件，但德勒兹和瓜塔里描述了一系列更具体的方式，个体和群体正是凭借这些方式生成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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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0高原“1730：生成一强度，生成一动物，生成一不可感知……”中，他们依赖于一个小民族概念来解释许多各种各样的生成。生成与界定某个特定组装或多样性的解域过程密切相关。德勒兹和瓜塔里区分了小民族和生成一小民族的过程，前者被看作某个特定大民族中的子系统或一群确定的人，而后者被理解为涵盖各种各样的方式，特定的一群人可以用这些方式背离界定所说大民族的标准或规范。照这些话来看，生成一小民族是开始一个解域过程或背离标准的过程，某个特定的大民族身份正是根据该标准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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