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246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中文译文出自J. M.库切：《耻》，第241页。——译者注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德勒兹的政治哲学？

德勒兹经常说他和瓜塔里的合著是哲学，甚至有时说是政治哲学。比如他说起自己怎样在1968年5月左右，通过与瓜塔里、福柯和埃利·桑巴这些人接触开始研究特定的政治问题，并且说“《反俄狄浦斯》自始至终都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P 230；170)。①这一说法令许多政治哲学家困惑不已，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合著基本上没有探讨关于政治权力的理由、性质和范围的规范性问题，或者关于正义社会之原则的那些问题。他们只是顺便讨论了政治权力的制度形式，并且总是从一种全球社会理论——该理论建立在欲望、欲望机器和《千高原》中所描写的各种不同组装这些概念基础上——的角度来讨论。他们并没有使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使用的语言或方法。他们与哈贝马斯不同，并不试图提供清晰的、明确的规范性标准以衡量政治制度或社会实践。他们与罗尔斯不同，并不对我们关于正义、自由和政治组织之性质的信念进行系统重建。我将提出，他们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解构的政治哲学而非重构的政治哲学。因此，德勒兹关于他和瓜塔里合著的说法提出了两个问题：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哲学，它服务于怎样的目的?

① 在《千高原》(1980)发表后的一次访谈中，德勒兹称这本书是“哲学，只是哲学，这是在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理解的”(DRF163，176)。在1988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提出：“在《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尤其是在《千高原》中，我和菲利克斯试图创造的是哲学。《千高原》是一部冗长的著作，它提出了许多概念。”(P187，136)

在研究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影响下，德勒兹和瓜塔里聚焦于革命性社会变革的条件，而不是将一个社会维持为其成员之间形成的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的条件。但是，比起国家权力进行的捕获，他们对伴随着公共政治领域或其背后的个体和集体身份出现的质变更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政治同时既是一种宏观政治，也是一种微观政治。前者涉及社会阶级和政治统治制度，后者涉及个体和集体感性、感受和忠诚中的秘密活动。不管他们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那里借鉴了多少内容，他们对微观政治的侧重让他们摒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最重要原则(Garo 2007，2008)。他们的政治哲学包含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一种对先锋革命政治以及支撑该政治的历史哲学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他们提出一种非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一种更细微的关于资本主义之解域和再辖域方面的理解。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由解域运动和逃逸线而非阶级矛盾提供。在《对话》的结尾处，他和帕内摒弃了革命性的夺取国家权力这一目标，而赞成生成一革命(D176,147),这明确表明他们摒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组织和策略形式。生成一革命这一新概念包括个体和群体背离大民族规范的各种形式，而正是这些规范最终决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248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什么是哲学?》提出了哲学本质上具有政治性这一观念，它让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哲学创造概念，概念的功能不只是认识或重构事物的面貌，而是要改变现存的思想和实践形式。哲学将对自己时代的批评推至最高程度，并且通过这样做“召唤出”一个新的地球，一个新的民族(QP95，99)，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是“乌托邦的”。显然，这是一种规定性定义，只适用于历史上和现存的某些而非所有哲学形式。哲学与科学和艺术不同，它们被当作三种思想形式。每种思想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原材料、方法和产物：科学的目的是借助数学函数或命题函项再现对象和事物状态。艺术的目的是在特定的媒介中表现和表达某些感觉的客观内容—感受和感知。哲学不是试图再现现有的独立存在的对象或事态，或者表现特定的感受和感知，而是生产概念，概念是与艺术或科学创造的思想客体不同的思想客体。哲学概念表达的是纯粹事件，比如“生成”“解域”“捕获”或“游牧化”。它们通过反实现现有的事态，将它们转回潜在的生成领域，实现其内在的政治功能。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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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供的是何种政治哲学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是哲学?》中概括的思想三分法。这在某些方面与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看到的区分类似：作为三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哲学和艺术与康德的理论、实践和目的理性相对应。康德提出理论理性关涉的是通过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对象的知识，而实践理性关涉的是我们通过依照某些原则行动而生产出来的对象，从而区分了两种理性。康德认为，当我们考虑理性的实践运用时，我们是将它和意志决断力联系起来考虑的，他将其定义为“这样一种能力，它或者产生与表象对应的客体，或者决定自己产生这样的客体”(Kant 1996，148)。德勒兹和瓜塔里并不依赖意志概念，更不依赖一种由意志自由和理性能力界定的人性概念。但他们确实依赖一种建构主义哲学观，把哲学看作概念的创造，在这里，概念不是再现预先给定的客体，而是帮助创造新的地球和人民。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恰当地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看作一种实践理性形式。进行这一对比的目的不是对德勒兹与康德的关系进行系统考察，而是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关于其政治哲学本质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问是否是这样，并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科学和哲学的区别在何种程度上与康德对以下两方面的区分对应：再现特定的对象和创造经验中没有的对象(或事件或事态)。我们可以问的是这一对比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勒兹的哲学概念在何种意义上用来指导行为，而不是或者同样是对过去或现在事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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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德勒兹的政治哲学看作实践理性，这向我们表明了其概念和分析内含的规范性原则，而这又反过来使我们可以探究其政治哲学与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关系，为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作进一步对比(参见第九章)做好准备。《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采用的方法是坚决的反主观主义和反意志论，在这一背景下，并且考虑到德勒兹和瓜塔里更青睐小民族运动——它们与社会控制的大民族形式相对，那么发现他们称“生成一民主”是当前的一种反抗现在的形式(QP108，113)，就令人感到惊讶了。同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德勒兹后期著作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引人注意。比起他对某些影响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政治价值的接受来，他对控制社会的分析引起了更多关注。①我认为，虽然“生成一民主”这一概念在《什么是哲学?》中出现表明德勒兹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显著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勒兹研究哲学或政治的方法出现了根本的断裂。相反，我们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他对民主和法治的接受，这一方式不仅与他早期著作中的原理一致，而且还对之进行了借鉴。为了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解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著作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政治哲学，我先追溯从他们早期著作中的形式规范性到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明确的政治规范性这一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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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leuze, “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 (P 240—247，177-182)。关于评论，参见：Hardt 1998a；Hardt andNegri 2000; Razac 2008; and Surin, 2006, 2007。

《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中的规范性和政治

虽然德勒兹说《反俄狄浦斯》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但该书只是从一种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普遍理论的角度来思考政治制度。除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欲望理论而非生产的社会组织之上，他们对政治性的讨论与马克思的方法类似：

事实是社会生产纯粹是确定条件下的欲望生产本身。我们认为欲望直接投注了社会领域，认为后者是欲望特定的历史产物，力比多为了侵入和投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需要任何中介或升华、任何心理活动、任何转变。存在的只有欲望和社会领域，别无其他。(AO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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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理论中，社会具有的特定政治组织没有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却被认为与对诸物质和欲望流的协调和控制并存于非国家的社会中，后者受控于界域性机器及其联合和分离体系。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国家描述为一种新的联合方法，而非体现了其国民缔结的任何理想的条约或契约(AO231，213)。在人类历史中，国家以各种专制机器的形式出现，每种专制机器都有自己对欲望流进行超编码的方法，后来它服从于“文明机器”，即全球资本主义。被他们称之为界域性的、专制的和文明的社会机器仅仅被看作不同的体制，这些体制协调和控制那些构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局部机器。《反俄狄浦斯》没有讨论那些控制着现代政治生活的规范，只有内含于欲望机器类型学中的规范性，欲望机器或是表现欲望偏执狂的、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一极，或是表现精神分裂的和革命性的一极(AO407，373)。正因如此，他们关于欲望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论和实践既未提出一套政治纲领，也未给未来的社会形式提供一种规划。他们用精神分裂分析来替代精神分析，前者提供了一种概念机器，在其中要提出关于欲望之社会投注的问题，包括它如何可能会成为压制自身的同谋，以及它如何可能支持创造性的或革命性的社会过程。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讲究实际，即疏通出现于特定社会领域中的精神分裂过程，这样做的目的是创造性地改变个体和集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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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高原》不再像《反俄狄浦斯》一样那么关注具体政治制度和实践的性质、依据或者对它们进行的批判。它拓宽、扩大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社会本体论，因此变成一种关于组装以及组装如何表现于整个人类历史之中的普遍理论。马克思主义目的论的最后一点儿残余都被从他们的通史中剔除了出去，因此

不像在《反俄狄浦斯》中那样采用野蛮人、粗人和文明人的传统更替，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共存的构型：原始群体，他们通过系列行事，在一种奇怪的边际主义中通过评价“最后”一项行事；专制社会，相反它们形成的是遭遇集权化过程(国家机器)的群体；游牧战争机器，它们若要控制住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会反过来将原来不受它们控制的这些战争机器据为己用；国家中发挥作用的主体化过程和战士机器，这些过程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相应的国家融合；革命行动的不同形式，每种情况中土地、界域和解域化的相对因素。(DRF 290,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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