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这些连续的高原提供了一系列新概念和相关术语来描述各种不同的组装。这些新概念和术语包括用来描述社会、语言和感受组装(层、内容与表达、界域、逃逸线或解域化)的术语；用来概括与宏观政治相对的微观政治的术语(无器官身体、强度、克分子的和分子的节段性，构成我们的各种不同的线)；用来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关于诸流的非界域性公理系统(物质流、劳动流、信息流)而非一种超编码的界域体系的术语。它们包括这样一种国家概念，即将国家看作一种捕获机器，当前现实化为诸种形式的国家越来越服从于资本主义公理系统的要求；还包括抽象的变形机器这一概念(游牧战争机器），这些抽象机器推动了社会和政治变革。

这一社会机器理论是一种本体论，就像人们谈到马克思的本体论、罗尔斯的本体论或某一科学或社会理论的本体论一样。福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自己的谱系学研究置于研究“现在之本体论”的那些人的研究中(Foucault2007，95）。这并不是具有较强的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而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相对化的本体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器本体论在一种特定的、形式的意义上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组装等于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某些种类的运动被赋予了一种系统的优先性：优先的是作为一种背离大民族标准的过程的生成小民族，逃逸线或解域化；优先的是游牧变形机器而非捕获机器，是平滑空间而非条纹空间，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组装本体论也是一种伦理学或个体生态学(ethology)。我们可以用这一高原或那一高原的语言，将该伦理学描述为一种生成伦理学、流或逃逸线伦理学，或者如我在《德勒兹与政治》中所认为的，描述为一种解域伦理学和政治(Patton 2000)。该本体论能让我们用概念来思考或描述变化力量和运动及其所屈从的“捕获”或阻碍形式，只是在这种很宽泛的意义上，它才是政治的。想想这在解域化和辖域化的语言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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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最后列出了那些规定着其最重要的概念的规则，在这些规则的结束语中，解域被界定为某物借以逃离或离开某一特定界域的运动或过程(MP634，508)，在该定义中，解域可以是任何一种体系：概念的、语言的、社会的或感受的。相反，再辖域化指的是被解域化了的要素重新组合并在构成新组装或改变旧组装时进入新关系的方式。任何体系都包含着“解域力量”，而解域总是“与相关的再辖域化密不可分”(MP 635，509)。解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或积极的形式：当被解域的要素被再辖域化，而这再辖域化阻碍或限制其逃逸线时，它就是消极的；当逃逸线战胜了再辖域化形式，成功地与其他被解域了的要素联系起来，而这样的联系延伸了其轨迹，或者甚至让它再辖域化在一个全新的组装之中，那么它就是积极的。除了区分消极的和积极的解域化，德勒兹和瓜塔里还进一步区分了每种过程的绝对形式和相对形式。绝对的解域化指的是潜在的生成和事件领域，而相对的解域化涉及的只是具现的、历史的事件和过程的现实领域。从他们的组装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是潜在的生成界决定着任何现实组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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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通过越来越多的区分以详细说明概念的方法，他们区分了建构新组装的过程中对被解域要素的连接(connection)和结合(conjugation)。想要有效地改变某一特定的现实，需要将被解域的要素以相辅相成的方式和创造性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以形成连接组装而非结合组装。当绝对的和相对的解域化涉及建构“革命性的连接而非公理系统的结合”(MP 591，473)时，它们就都是积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对解域化“将逃逸线连接起来，将它们提升到抽象生命线的力量或绘出一个容贯性平面”。(MP 636,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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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解域化是所有相对解域化的根本条件。对现有组装进行解域，将被解域了的要素连接起来并将它们重新组合成新的组装，这表现的是抽象的、非有机的、创造性的生命这一概念。每当发生相对解域化时，被激发的都是这一变化的内在之源，现实中的自由或运动之储备。正因为如此，绝对解域化体现了位于德勒兹和瓜塔里伦理学核心的规范性理想。当他们将绝对解域化描述为

一种绝对事物，但它既不是未分化的也不是超验性的……将物质和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更深层的运动—与大地自身相同一的绝对解域只有以分立的界域性、消极的或相对的解域以及补充性的再辖域化形式才能出现。(MP 177-178，142-14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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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解域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深嵌于一种世界观内部的伦理原则，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

就这一点而论，绝对解域化更接近于柏格森关于世俗自由的概念，而不是康德的意志自由概念。这种自由表现在对现状进行的创造性改变中，但同时，它是一种这样的自由概念，与那些以稳定的自由主体之持续存在为基础的自由概念相抵触(Patton 2000，83—87)。个体和集体主体在分子线上而非克分子线上构成，前者已经构成了对这样一个主体之完整性的致命威胁。主体正是在这条线上经历了“分子变化，对欲望的重新分布，以至于当发生某事时，那个等待该事的自我已经不在了，或者那个要等待该事的自我尚未到来”(MP 243，199)。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第三条线，即逃逸线或绝对解域化所表现的自由危及身体化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的完整性。一旦走上这条线，“人就在不动的旅行中变成不可感知的和不易察觉的。没有什么事情再发生，或者可能已经发生……现在，人只是一条抽象的线，就像一支穿越虚空的箭。绝对解域化”（MP244，199一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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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197—198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悖谬的规范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概念能够得出一些结论并让另一些结论失效，因此，它们就像所有的概念一样具有规范性(Brandom2001)。但它们提供了一种可以在其中判断特定事件和过程之性质的框架，因此它们也具有规范性。它们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这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解域?这是真正的逃逸线吗?这会导致一种革命性的新组装在其中自由度增加了——还是会导致一种捕获形式或者更糟(D 172-173，143一144)？在这一意义上，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它们是一种实践理性而非理论理性的要素。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概念具有规范性，这造成了几个后果。首先，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纯粹的再现论解读并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分析。德勒兹和瓜塔里在描述自己的概念时，运用了大量经验材料，再加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都带有明显的描述性质，这就引得人们这样解读他们的分析，即认为这些分析提出了一种关于我们所居住的那个感受世界、语言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经验描述。因此，比如安东尼奥·耐格里将《千高原》理解为“一种关于现在的纯粹的运作现象学”(Negri 1995，108)。同样，耐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将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当作一套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要素之可变关系的公理系统或一系列这样的可变关系，以此作为他们理解当代社会的依据。德勒兹的“控制社会”这一概念，以及他们自己关于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吸纳所做的说明，也贯穿于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中生产社会现实的方式发生的“物质转变”所做的分析中（HardtandNegri2000，22—25，325-—327)。因此，就他们自己对主体性的生命政治生产进行的分析而言，耐格里和哈特说：“我们感谢德勒兹和瓜塔里及其《千高原》对这一工业一金融世界性质——这构成世界秩序的第一层级一进行了最为详细、全面的现象学描述。”(Hardt and Negri 2000，424note23)不是只有哈特和耐格里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进行的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像克里斯托弗·L.米勒这样的批评家就是依据这样的看法批评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概念依据的是经验材料。米勒认为他们在讨论游牧时依赖于人类学资源，认为他们“指涉人类学”，而这种指涉已经因这些资源是原始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而大打折扣(Miller 1998)。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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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使评判框架的基础是组装而非个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器本体论也确实为个体行动提供了指导。福柯进行过一次著名的比较，那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将《反俄狄浦斯》比作萨尔斯的圣弗兰西斯的《虔诚生活导论》：“我要说《反俄狄浦斯》(望作者原谅我)是一部伦理学著作，是法国长时间以来所写的第一部伦理学著述。”(Foucault 1977，xiii)他继续说道，可以认为《反俄狄浦斯》为个体提供了这样的指导：识别并躲避各种“法西斯主义”，它们俘获我们的欲望，将我们束缚在维持剥削和统治体制的权力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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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章对Miller1993略微做了些修改。还可参见米勒和尤金·霍兰德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概念的指涉是否可靠这一问题的交流，见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34，2003(Holland 2003a,b and Miller 2003)。与米勒不同，哈特和耐格里确实认识到游牧者这一概念主要是规范性的概念而非经验概念，其目的是表达反抗统治机制的力量。他们明确说明这些力量必须“不仅能够组织诸众的破坏力量，而且能够通过诸众的欲望建构另一选择”(Hardt and Negri 2000，214)。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提供了一套非法西斯生活的行为准则，比如：通过扩散、并置和分离而不是等级化、细分来进行思考、开展行动；更青睐积极性而非消极性、差异而非同一性、游牧的或运动的组装而非经久不变的体系等等。

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有时会提供行动指导，这毫无疑问，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他们提供的是怎样的指导。在《千高原》中的很多地方，他们好像是要回应福柯的煽动性描述一样，表现得像是采取了实践伦理学家的发言立场。比如，他们提供了如何建构“无器官身体”(BWO)的指导：

你不是挥动大锤，而是运用一把极为精细的锉刀。你创造出自我毁灭，而后者与死亡的冲动毫不相关。瓦解有机体，这绝非是自杀，而是将身体向以下事物开放：以一整套组装为前提的连接，流通循环，结合，分层和阈限，强度的流通和分布，以一个土地测量员的方式来度量的解域和解域…应该保留足够的有机体，以便它在每个黎明重新成形；应该保留那些意义和解释的少量储备，哪怕只是为了用它们来反抗它们自身的系统当环境需要时，当事物、人甚至是形势迫使你这样做时；同样，应该保留主体性的少量份额，以便能对主导性的现实做出回应。(MP 198,16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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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阐明了这些行为准则后，德勒兹和瓜塔里紧接着继续提醒读者要小心伴随着这些行为的危险，提醒读者需要做进一步区分。换言之，他们否认有清楚明白的准则，人们可以根据它们过着一种非法西斯生活或建构自己的无器官身体。原因是无器官身体以很多形式出现。它们已经存在于层中，同时存在于去层化的容贯性平面中，无器官身体就在这个平面上形成，而在该平面上形成的无器官身体可以很容易癌变。评判和区分问题出现在每一个阶段：

怎样才能将我们自身形成一个无器官身体，但却不使它成为我们之中的某个法西斯分子的癌变的无器官身体，或一个吸毒者、一个偏执狂、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空洞的无器官身体?①(MP 20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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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222\~223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