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这种矛盾内在于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生命、创造性和变化的所有概念中。细想一下逃逸线——个体或集体组装是沿着逃逸线解体或发生变化的。一方面，就我们关心的是发生变化而言，我们无法避免对这些逃逸线进行实验，因为“我们总是在逃逸线上进行创造”(D 164，135)。从这个意义上讲，逃逸线是个体或社会结构中潜在的变化途径，是与从低级权力状态上升为高级权力状态相关的感受一—快乐—之源泉。另一方面，逃逸线有它们自己的危险。一旦摆脱了克分子的节段性和主体性形式强加的界线，逃逸线可能会无法与创造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连接，或者不能进行这样的连接，反而会变成一条毁灭线。当出现这种情况时，逃逸线或解域就成了通向极度失败的道路。它们可以变成与下降为低级权力状态相关的感受之源泉：“一种异样的绝望，就像是一种死亡和牺牲的气息，就像是一种人们耗尽全力才得以摆脱的战争状态。”①(MP280，229)②

266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227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实践哲学内含的规范性具有的这些特征让我们得出了一些关于该规范性所支撑的那种评判的结论。首先，评判总是有具体的语境，总是对相关事件和过程的性质及其与评判者的性格具有的关系做出回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勒兹和瓜塔里与阿尔托一样反对上帝的裁断：上帝的裁断将无器官身体分层，把它变成一个有机体。上帝的裁断将欲望的无器官身体变成主体。相反，他们进行的那种裁断反对有机体而非器官：“无器官身体不与器官相对立，而是与那种被称作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相对立。”③(MP 196，158)①在实践领域，上帝的裁断意味着一种单方面的评判框架，就像我们在康德那里看到的：最后，所有的行为都归于善的一面或恶的一面。德勒兹和瓜塔里追随尼采和阿尔托，对他们而言，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在有限的存在物中。行为是力的具体作用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或自由的普遍规定的产物。这些行为产生了具体的和地方性的义务形式、厌恶或吸引形式。评判总是在这样一个由力和权力的关系构成的领域内部某处进行。

第七章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267

① 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21页。——译者注

②托德·梅注意到不同类型的线具有的危险性，注意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伦理一政治指令具有的语境性和实验性。他将这些指令描述为“共同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共同存在”的方式，它们能“让我们开始对其他的选择进行实验。但并不存在任何普遍的规定。在这个不给我们提供任何保障的世界里，有的只是分析和实验，因为它总是他者，总是会超乎我们的想象”(May2005，152)。

③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22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其次，评判过程将会永无止境，因为它总是从特定行为者或组装的角度进行的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能最终确定某个特定事件或过程的性质。康德关于行为道德性的评判也永无止境，但其原因不同。对康德而言，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确定我们是出于义务而非自身利益行事。这是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像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是行为的不明确性造成的结果。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谨慎是一种如此重要的政治美德，这主要是因为逃逸线是不确定的，带有潜在的危险。谨慎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提前知道逃逸线将转向哪里，或者一组特定的异质元素能否形成一个一致的、能发挥功能的多元体。在《千高原》的评判图式中，没有什么明确是好的或坏的：

268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亚历山大·列斐伏尔指出，无器官身体的真正敌人不仅仅是有机体，还有反思判断的原则，它将“有机体作为一个合目的的整体，并赋予那一组织内部的各部分以功能”(Lefebvre2008，150)。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概念固有的规范性反对一种特定的判断，即反思目的论判断，该判断将自然及其各部分看作合目的性的：“上帝的裁断，上帝的裁断体系，恰恰是由制造有机体、制造一种被叫作有机体的器官组织的上帝实施的，因为他无法忍受无器官身体。”(MP196—197，158-159)

没有什么本身就是好的，一切都取决于有条不紊的应用和谨慎。在《千高原》中，我们想表明的是你永远都无法保证有个好的结果(比如，要战胜条纹和限制，仅有平滑平面还不够，要战胜各种组织，仅有无器官身体还不够)。(P49，32)

再次，评判的条件将会导致悖论。①我在第二章中就提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实践哲学类似于德里达对一切决定形式进行的解构分析。就绝对解域化是所有形式的相对解域化的潜在条件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同样的悖谬表述：绝对解域化既是变化之可能性的条件，也是它不可能的条件。这与德里达式的困境类似，这一点与德勒兹的评判具有的语境性不无关系。他们对事件或新事物的出现都怀有一种伦理态度，在这种伦理态度中这表明与当前的现实决裂，表明可能的未来形式。如康德在他对艺术天才的分析中所表明的，全新作品的出现意味着重新组织创作和评判相关作品的规则(Kant 2000，194-196)。按照这一定义，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将以什么形式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的评判原则不明确、具有开放性的原因。它们是创新的规则。如果它们避开了一般的规定，这是因为它们与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目的一致，该目的与那种让评判普遍化的目的截然不同：“创造而非评判……在艺术中，什么样的专家评判能对未来的作品产生影响?”(CCxx，135)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269

①他们一度指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悖论”，这是根据逃逸线具有的含混性来理解的，虽然他们没有准确地说明该悖论是什么：也许是自我毁灭这一状态的悖论？(MP281，230)

走向一种德勒兹的权利理论？

康德在实践理性的领域里区分了伦理和司法。在前者那里，促使人们根据道德律（morallaw)行动的动机与道德律这一观念密切相关；在后者那里，公开颁布的法律附加有外部刺激。对于有些法律来说，只有诸如武力强迫或惩罚威胁此类的外部刺激才是可能的，关于这些法律的理论，康德称为权利学说(Doctrine of Right)。权利学说涉及所有这样的情况—在其中可以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将个体行为联系起来：“如果根据一条普遍法，某行为可以与每个人的自由并存，那么该行为就是正当的。”(Kant 1996，455)相应地，权利理论可以分为私权和公权。前者包括与个体行为有关的法律，即便没有公共政治权力监督，这些法律也适用，并且如果要保持个体的行为与他人的自由不相矛盾，就必须有这些法律。后者包括让许多人共同生活于文明状态中所需要的法律体系(Kant 1996，455)。

270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并没有直接探讨公权的政治领域。它们只是从各种不同的现代政府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公理这一马克思主义角度来思考这些政府形式。从这一角度来看，独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被认为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实现资本全球公理系统的模式。德勒兹和瓜塔里承认各种不同的现代国家形式存在着重要差别，但几乎并未对这些差别进行过讨论。同样，他们肯定下面这些斗争引起公权体制发生了变化，即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争取平等的经济条件和机会以及争取地区和国家自治权的斗争，但并没有提供关于这些权利之依据的规范性理论，或是关于应该普及哪种平等或自治以及平等或自治程度之依据的规范性理论(MP586—588，470—471)。他们没有给文化上或民族上的小民族制定独特权利提供依据，或为某些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提供依据。相反，他们关注的是政治变革的微观政治之源，比如为这些斗争提供情感动力的小民族生成。在他们看来，政治创造力的源泉可以追溯到个体或群体在忠诚、态度、情感和信仰方面发生的秘密改变。这些微观政治运动让大民族标准本身发生了变化，并为特定群体创造了新的权利形式或不同的身份，从这个程度上说，他们有效地创造了“新民众”。同时，这些小民族生成对公共政治权具有的重要意义取决于将它们转变为个体和群体的新权利形式和不同身份：“除非分子性的逃逸和运动重新回到克分子组织，对其节段，对其性别、阶层、党派的二元性进行重组，否则它们将变得无关紧要。”①(MP264，216—217)如此，即便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提供关于宏观政治制度和程序的描述性或规范性说明，但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以描述产生新组织秩序和新法律秩序形式的微观政治运动和宏观政治层面以下的(infrapolitical)过程。因此，他们创造的概念间接与公权形式相关。诸如生成一小民族、游牧、平滑空间、逃逸线或解域化此类的概念，不是要代替现有的自由、平等或正义概念；而是让它们促进另一种正义、各种新的平等或自由以及各种新的政治区分和限制出现。②

第七章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271

272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从政治判断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些生成、解域或生产平滑空间具有不确定性、矛盾性，就像关于个体变化的伦理评判出现不确定性、矛盾性一样。生成一革命是找到削弱现有秩序的逃逸线，描绘出新事物的轮廓。①必须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关注新事物的出现或真正他者——如德里达会说的—的到来理解这一点。这个他者不能被还原为当前的现在可能具有的未来形式。同样，平滑空间和逃逸线或解域化一样，因为虽然它们算不上纯粹自由的空间，但它们却是那种能够让现有制度发生改变或者替换政治斗争目标的空间。平滑空间的出现是“生命重新建构起它的挑战，它对抗着新的障碍，创造出新的步调，转变着敌手”②(MP625，500)。但是，因为德勒兹的评判一贯存在着矛盾性，因此我们必须总是要评判我们所面对的平滑空间：它是被国家力量捕获的平滑空间，还是瓦解条纹空间而产生的平滑空间？它使更多的还是更少的活动自由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以为“一个平滑空间就足以拯救我们”①(MP 625，500)。②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273

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03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②托德·梅对比了德勒兹对这一问题—即没有任何关于行为的超验依据我们如何生活——的尼采式关注和康德对我们应该如何行动的关注(May2005，1—25)。虽然德勒兹并没有像康德那样假设一个普遍的判断框架，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否认历史的、视情况而定的公权原则，这些原则支配着我们共同生活的方式。

27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①在评论德勒兹的《内在性；一种生命……》(Surin 2005)时，肯尼斯·苏林详细阐述了从现实界角度提出的革命问题与从潜在界提出的生成一革命问题之间的差别。他提出从现实界角度提出的革命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索然无味，因为它无法包含与现实界真正的革命性决裂。只有从潜在界的角度提出的这一问题才能包含这样的条件，绝对解域化在这些条件下表现为肯定性的形式，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组织类型、新的地球和新的民众。

②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22页。—译者注

德勒兹转向政治规范性

上面我让大家注意的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本体论如何让我们用概念来思考和描述改变力量和运动或创造力量和运动，以及该本体论在什么意义上具有一种规范性特点。我们看到该本体论展现了一个由互相联系的机器组装构成的世界，其最隐秘的趋势是“解域”现有组装，将它们“再辖域化”在新形式之中。它认为小民族生成、逃逸线、容贯性平面等比大民族存在、捕获形式和组织平面等更具系统优先性。即使德勒兹和瓜塔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进行过某些批判性探讨，但他们的概念创新和修正是在一种更宽泛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进行的，该视角展望新的、更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形式出现。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及贯穿于他们关于现在的批判性视角中的规范性原则，更不用说可以如何将这些规范性原则与人们认为支配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生活的那些原则结合为一体。他们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直接谈及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的政治规范，比如个体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良知的自由、法治、对社会合作生产出来的物质商品进行公平分配，等等。他们分析资本主义和当今政治是一个社会经济领域的公理化过程，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他们曾顺便提及自由民主国家、极权主义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原则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现实中的各个社会和现实的政治组织形式而言，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器社会本体论仍是形式上的。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275

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22页。—译者注

②艾亚尔·威兹曼在《行走于墙间》(Weizman2006，11)中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平滑空间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多元意义。他描绘了以色列真正地行走于墙间的军事策略，用和以色列国防军官员进行的访谈表明他们借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平滑空间和条纹空间这两个概念对该策略进行理论说明。还可参见Weizman2007，200一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