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第七章“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认为德勒兹后期的政治哲学中出现了规范性转型，由此，第九章“乌托邦政治哲学：德勒兹与罗尔斯”通过比较德勒兹的乌托邦哲学观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现实乌托邦学说”，试图进一步缩短将德勒兹与规范性哲学拉开的距离。从他们隐晦地或明确地致力于规范性以及二人如何理解哲学和意见的关系这一角度来考虑，德勒兹后期的政治哲学和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之间的距离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遥远。就德勒兹的政治哲学而言，进行这一比较一箭几雕。它有助于认清隐含在德勒兹和瓜塔里对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进行的批判之中的规范性原则，有助于表明为什么进一步展开这种批判需要注意规范性问题，因此进一步缩短了将德勒兹与自由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分开的距离。同时，它让我们看到德勒兹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可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方法来理解罗尔斯关于正义公平社会的观念。本章的最后部分会重提第一章中谈论多变概念的一些内容，认为将哲学概念理解为开放的系统表明我们如何可能发展出这样一种详细的社会观——它将社会看作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但同时能够接纳未来的正义或民主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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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阅读德勒兹

我在这里收集起来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纵横交错地涉及各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哲学、概念、语言、历史、殖民、政治规范性、乌托邦思想等等——中的每个领域。这些文章总是从一个不同的方向、带着不同的目的回归那些相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并不试图将德勒兹的思想看作一个整体，或者弄清楚是什么推动他的思想从一个主题进行到下一个主题，就像他试图发现福柯思想所固有的逻辑那样（Deleuze1986a，1988a)。这不只是谦虚的问题，而且还是信仰的问题。我同意弗朗索瓦·祖哈比切维利的观点：没有人真的知道或敢说“德勒兹的哲学”是什么(Zourabichvili 2004b,12)。这不只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地将他作为那些有待研究的概念的创造者来阅读。①有人认为存在着确定的德勒兹哲学这样的东西，我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宣称德勒兹的著作是围绕着一个基本观点展开的，就像彼得·霍尔沃德最近提出的德勒兹所有著作都涉及下面这一主题的变奏，即“如果存在是创造性，那么只有通过有倾向性地排除所有现实的或生物的中介才能完全成为创造性”（Hallward2006,2)，我对这些说法同样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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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因为德勒兹有时是位令人难以捉摸的思想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实验思想家，他致力于理解思想的运动。他曾说他认为哲学是个体系，只是为了补充说，对他而言，“该体系必须不仅永远是异质性的，而且必须还是个异质体(heterogenesis)，就我所知，这还无人尝试过”(DRF 339,365)。将德勒兹的著作看作一个整体，看作一个异质体系，而不只是像《千高原》这样的独特实验，这是挺诱人的。但是，这将会让它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具连续性和连贯性。他的哲学著作并不构成一个连续的文本。他的政治实践更多的是有问题意识的或者说受问题驱动的，而把他的著作看作连续的文本并不能展现这一点。他从一个问题思考到下一个问题，或者从一系列问题思考到下一系列问题时，其思想总是变化的、不连续的。在他早年的独著和后来与瓜塔里和帕内的合著之间，这种不连续性尤为明显。但是，即便他早期的著作也是合作思维的训练。这些著作是一系列这样的尝试，它们试图与下面这些哲学家一起并通过他们进行思考：休谟（1953）、尼采(1962)、康德(1963)、柏格森(1966)和斯宾诺莎（1968b）。在他关于福柯（1986a）和莱布尼茨(1988b)的著作中，他又回到这种思维方式。如果，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认真对待德勒兹致力于思想中的运动这一做法，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阅读他不断做出的通过他人思考和与他人一起思考的努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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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祖哈比切维利的《德勒兹词汇》在开篇提出“我们尚未理解德勒兹的思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够注意其概念的准确性(Zourabichvili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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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他从其他哲学家那里受益良多，但他经常都有特定的目的，并总是与特定的课题有关。在他与克莱尔·帕内做的ABC加长版访谈中，他否认自己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或“文雅的”思想家，即储备有丰富的知识的思想家(Deleuze 1996)。他坚持说：

我没有储备。我没有准备，没有临时性的知识。我所学的任何知识都是为了特定的任务而学，一旦任务完成，我就立刻忘了，所以如果十年之后……我要研究……同一个问题，我就要从零开始。（ABCC commeculture)①

他的话明显指的是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提出的建议，即哲学家要开始研究一个课题时，应该首先进行储备，就像一位海员出发远航前要储备水和粮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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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勒兹和克莱尔·帕内的ABC》(L'Abécédaire deGilles Deleuze avec Claire Parnet)以著作形式发表，但还可以看蒙特帕纳斯音像制品公司(Vidéo Editions Montparnasse)出版的录像带(1996)和DVD(2004)。感谢查尔斯·J.斯蒂维尔帮忙将整个访谈中的引语转写成文字并翻译出来。

除了否认——这无疑有些夸张——他积累了任何知识储备，这句话意味着他并不试图精心构造出一套思想体系或“一种哲学”。即使他回归同样的思想家、同样的问题或同样的概念，这也只是为了重新开始，因此我们每次面对的都是一位不同的思想家，一个不同的问题或一个不同的概念。在德勒兹的著作中，不难找到表明这一做法的例子。

考虑一下《尼采与哲学》(1962)中呈现的尼采和他1972年在瑟里西拉萨尔(Cerisy-la-salle)举行的“今天的尼采”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游牧思想》(ID351—364，252—261）和《千高原》（1980，1987)中呈现的尼采之间的差别吧。第一位尼采是一位严谨的、系统的思想家，他围绕着权力意志这一复杂概念建构了一套关于自然的哲学。对这位尼采而言，哲学是一种阐释的艺术，在这里它意味着发现决定特定客体或事件的本质的诸力。力这一概念表明这一关于自然的哲学具有多元性，因为力就其本质而言是多元的：“认为力是单一的，这非常荒谬。”(NP7,6)从根本上说，任何力都与其他的力有联系，该力在质和量上与其他力有所不同。权力意志就被界定为在彼此相关的两种力或多种力之间、在质和量上产生差别的那一差别要素或谱系要素(NP59,52-53)。在此基础上，德勒兹重构了尼采哲学的其他内容，将他描述为一位批判哲学家，他改变了康德批判的性质，他仍坚定地反对辩证法，但同时又解释了人性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方法。他这样描述尼采的永恒回归概念，认为它表达的是位于该形而上学体系核心的差别原则：永恒回归的并不是存在的自我同一而是存在的多样性(NP55，48)。在这一程度上，重构系统的尼采哲学就已经涉及异质体这一观念，它类似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异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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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第二位尼采几乎算不上属于哲学界。他反而是一种新的话语形式、一种反哲学的创造者，这种反哲学由它与外部、与强度和笑的根本关系界定(ID355—362，255-260)。这两位尼采之间的差别与布朗肖在单一的、一致的、连续的言语和“零乱的”言语之间进行的划分相对应，这两种言语在尼采那里都听得到(Blanchot 1992，151-170)。第二位尼采并未提出一种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是一位格言思想家，他的文本不再表达内在性(心灵、意识、本质或概念)，而是与外部力量直接产生联系。因此，德勒兹在《游牧思想》中说，阅读尼采并不是进行阐释，而是连接文本外部的力量。与特定外部力量的联系决定了特定地点和时间中的格言的意义。对一力的解释将会是对另一力的曲解。这就是作为战争机器的思想本质上的含混性或多元性，关于战争机器的思想与德勒兹长期以来对替代再现式思想形象(image of thought)的思想形式感兴趣有关。对于这一计划，尼采始终是个基本的参照点。在《千高原》中，这一将思想打造为与外部力量处于直接关系之中的战争机器的计划被描述为“一项奇怪的事业，可以在尼采那里研究其确切的步骤”(MP467，377)。在德勒兹再三尝试描绘这样一种思想的过程中，从有系统的尼采发展到支离破碎的尼采的历程经过了1968年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暴动。值得注意的是要调和以下两方面是多么困难：一方面是他1972年关于格言尼采和革命尼采的评论，另一方面是霍尔沃德将他的哲学视为一种从根本上说是超世俗(extraworldly)的哲学，它主要关注的是逃逸线，这些逃逸线引领人们超越日常的物质和社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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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连续对尼采进行研究，每次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位不同的思想家。举一个德勒兹回归同一问题的例子，但两次的重点不同，所处的概念网不同。想想事件本质以及它们与语言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依据的是斯多葛派对身体和事态的物质领域与非物质的实体包括时间、地点、意义或者表述的“被表达物”——构成的非物质领域之间的区分。效仿斯多葛派，他发现把表述的意义看作其中表达的事件：“斯多葛派发现了意义还有事件：意义，命题的被表达物，是一种非物质的、复杂的、不能简化的实体，它在事物的表面，是内在于命题或命题所固有的纯粹事件。”(LS30，19)这一斯多葛派形而上学意味着事件一方面与身体和事态，另一方面其与语言具有本质联系。在《千高原》中，事件及其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这一密切关系重新出现在“语言学的公设”这一高原之中，其形式是特定社会特定时期普遍存在的“非实体的转变”与表述的集体组装它决定人们可以说什么之间的关系。非实体的转变是事件，比如在刑事审判结束时可能将被告变为罪犯。反过来，将事件或非实体的转变归于身体会造成相关身体属性的改变，因为情况变了，或者它们与其他身体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样的事件和表述的集体组装之间的关系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下面这一论点的基础，即语言的使用是实现这些在特定社会、特定时期普遍存在的“非实体的转变”的关键要素。更一般地说，这也是他们下面这一观点的基础，即他们提出对语言进行的政治分析应该集中于这一实用的、“口令”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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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义的逻辑》到“语言学的公设”，这一发展表明德勒兹思想的逐渐变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不变的问题。相反，如他在与上面所引的与贝卢尔和埃瓦尔德的对话中所说的，他始终关注的都是事件的本质。他那多次出现的关于事件本质的论点确实需要回归那些相同的概念，回归对纯粹事件和它们在身体与事态中的具现、潜在的生成领域与具现事件的现实领域、哲学与历史之间那些相同的区分。然而，正如此例还表明的，改变与这些概念相关的问题，或者改变这些概念出现于其中的其他概念形成的错综网络，对这些概念本身会产生影响。德勒兹在谈论《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之间的不同时，表明了这一点：

对我而言，新就新在了解表面这一行为。概念仍然不变：“多元体”“奇点”“强度”“事件”“无限”“问题”“悖论”“命题”而是根据这一方面进行了重新组合。概念变了，方法也变了，一种专门用于表面的序列法；语言变了……(DRF59-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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