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比如，自采用现代民主政体以来，斗争不曾间断的一个原因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与物质条件的悬殊并存。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以下两方面而展开的斗争之历史：降低物质上的不平等，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所有人而言具有至少是大致平等的价值。德勒兹在自己与耐格里的访谈中提到了这一持续存在的问题，他对市场的普遍性以及市场如何不平等地分配贫穷和巨大财富进行了对比。显然，他批判的是现代民主国家如何没有实现人民平等地拥有社会合作生产出的物质商品这一承诺：“民主国家在给人们带来苦难方面都有责任，因此，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不是被彻底地大打折扣。”(P234，173)同样，在ABC访谈的《左派中的左》这部分，他指出当前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这是“绝对不正义”的。鉴于市场经济利益并没有被普遍分享，生活状况的不平等又被世代传递下来，这些都直接违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说实现对社会物质商品的公平分配，这是“生成一民主的”方面之一。

自民主国家诞生以来，一个永远不变的斗争原因是为了扩大以下这些人的基础而进行的斗争：被看作公民并因此全面享有所有基本的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人。民主向来立足于多数人统治这一原则，但更重要的问题“谁的大多数”总是预先决定的，并且通常不是通过民主方式来决定。这揭示了构成民主这一概念的关键要素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多数这一概念。这既可以表示那些被包括在内的人在量上的多数，也可以表示全体人民中那些被认为适合包括在内的人在质上的多数。在《千高原》中，当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当代起源于欧洲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大民族“事实”，也就是“普通的、异性恋的、讲一口标准语言的成年白人欧洲男性”时(MP133，105)，他们立足于后者、质的意义上的多数。成年的、白色皮肤的，还有其他等特征的男性是大民族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是多数，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某种我们据以衡量所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小民族生成被界定为个体和群体未能符合该标准的各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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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生成相对应的社会运动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措施扩展该标准的范围，因而扩大了民主主体的范围：首先，通过让女性和其他小民族享有投票权；其次，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和程序的性质以使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成员平等地参与其中。在民主社会中，人们不停地努力以既承认又包容各种差异的方式改变公共机构的性质，比如就性别差异、性取向、不同的身体和精神能力以及文化和宗教归属而言。德勒兹和瓜塔里表示努力扩展大民族特征颇为重要，即便他们强调小民族的力量“不是通过他们进入大民族体系或让自己在大民族中被感受到的能力来衡量，甚至也不是通过他们颠覆必然是重言式的大民族标准的能力来衡量”(MP588，471)。就其本质而言，小民族生成总是将超越或逃离任何既定社会的界限。它们有潜力就像创造出新的民众一样改变人民的感受、信仰和政治情感。反过来，就特定民众或诸民众被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它们经历的变化将会影响公民关于何为公平、正义的理解，因而会影响这一新的大民族被赋予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因此，德勒兹和瓜塔里表示小民族生成对大民族特征产生的反作用颇为重要。如我们上面看到的(266—268)，他们坚持认为分子运动和逃逸线的政治重要性在于它们如何迫使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大民族身份和组织形式产生变化（MP264，216一217。因此，小民族生成为“生成一民主的”提供了另一方面。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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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第三种斗争形式涉及支配着决策的合法性原则，不仅是政府中的决策，还有贯穿于基本社会机构中的决策。在他与耐格里的访谈《控制与生成》中，德勒兹联系生物技术的新形式谈到与权利问题相关的作为法律和新权利之源的法理学的重要性。他继续补充说我们绝不能将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权留给法官或专家。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由所谓的合格的博学之士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权利而是“权利享受者群体”(P 230，169—170)。这一建议隐含的原则应该通过与那些最受决定影响的人进行磋商来做决定这一民主观点。这是现代民主统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很多理论家建议将其延伸、应用于新环境中，比如工作场所(Peffer1990，419—420)。伊恩·夏皮罗认为，一个人在特定的决策中是否有话语权，这取决于那个人的利益是否有可能受其结果影响，取决于那些利益的性质：利益越根本，他或她在决策过程中享有的发言权就越大(Shapiro2003，52)。德勒兹提出将该原则用于生物技术领域中，这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将决策程序在全社会开放构成了“生成一民主的”第三个方面。

第七章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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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认识到生成一民主的这三个方面让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如何服务于德勒兹和瓜塔里所界定的哲学的政治使命。因为民主是个复杂的概念，具有漫长的阐释史和实现史，因此它包括位于现代政治思想核心处的许多政治规范。不同的民主政治社会形式将意味着该形式表达的这一概念或纯粹事件确定的具体化形式。因为这些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将会利用这一概念的某些要素提出如何消除社会生活现有制度形式中的不正义，因此，生成一民主的这一概念将会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将对当前被当作民主社会的社会形式进行的反抗反现实化。德勒兹和瓜塔里呼吁人们以生成一民主的名义反抗现在，这与他们将哲学理解为永远反抗意见的斗争这一观点不无联系（QP191，203)。当哲学质疑关于何为可接受的、正当的或正义的这些现有观点以推进民主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化时，哲学进行的或支持的是生成一民主的过程。换言之，哲学的政治使命要求批判现有的关于民主社会性质的哲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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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耐格里的访谈中，德勒兹提出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应对现在不可忍受的状况(P231，171)。这就提出了下面这个有趣的问题：特定的事态怎样会变成不可忍受的？认为不可忍受的状况将在某种程度上由以下两种因素历史性地决定，即通过什么机制统治我们和盛行的政治文化表达的理想和意见，这似乎合情合理。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要应对民主社会中不可忍受的状况，就难免要探讨其盛行的政治规范性。这也意味着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最终逃离不可忍受的状况。如德勒兹在他关于控制社会的讨论中所说，在权力体系中，其解放我们的方式和奴役我们的方式之间总是斗争不断(P241，178)。

在这一方面，就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德勒兹关于哲学政治任务的理解类似于福柯的理解，福柯说其谱系学批评的目的是弄清当今的思维、行动和言说方式之界限，以找到差异点或逃离过去的途径：“在那些被当作普遍之物、必需之物、必要之物赋予我们的事物中，独特的、偶然的事物和任意限制的产物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Foucault 1997，315)福柯并不试图为背离既定思维、行动和言说方式提供规范性依据，而是更喜欢将用谱系学话语描述的界限同在他所处的当时中正在发生的特定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比如那些与监狱和性道德有关的变化。当德勒兹将哲学概念的创造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和群体可以进行的各种相对解域化或小民族生成联系在一起时，他表达的是同样的观点。这两种情况都区分了被理解为历史产物的当前现实和“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我们之所是——即是说，他者，我们的生成他者”(QP107，122)。只有联系潜在领域或德勒兹在谈及福柯时所说的“当前”(actuel)(参见第四章，第162页)才能理解这一生成他者。特定的生成他者过程将意味着个人和群体在应对当前不可忍受的状况或可耻的状况时进行的自我改变。这些自我改变并不总是会导致更好或更正义的社会安排出现，但是在特定民众所处的状况中，它们是唯一能够实现局部改善的方式。

第七章 哲学、政治和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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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德勒兹与民主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中，民主并未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他们并未对民主政治过程进行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说明。在《千高原》中，他们只是从不同的现代政府形式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公理这一马克思主义角度来思考它们。这样看来，他们认为独裁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并无不同，因为它们都是实现全球资本公理系统的模式。他们表明只要独裁国家和社会民主国家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它们就既同形又异质。他们表明由于资本主义公理已经取代了公然的殖民，因此第一世界民主国家和第三世界独裁国家就相辅相成、互相补充(MP578一582，463—466)。虽然他们承认不同的现代国家形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但他们几乎未从政治的角度讨论过这些差别。

在《什么是哲学?》中，我们发现他们就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对所有国家的同形异质性进行了同样的分析。从这一角度来看，即便是最民主的国家也因为它们在生产巨大财富的同时给人们带来苦难而大打折扣(QP 103，107；P234，173)。同时，我们发现了某种新东西。德勒兹和瓜塔里对市场的现实普遍性与全球民主国家的潜在普遍性进行了对照。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哲学再辖域化于一个新的地球和未来的民众之上，而这未来的民众与实际现有的民主国家中的民众并不相同。他们呼吁以“不与当前的宪政国家混为一谈的生成一民主”(QP108，113)的名义反抗现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并不是那么的乌托邦，以至于完全脱离了现在的规范界限和概念界限。该政治哲学既包括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包括了一种对先锋革命政治以及支撑该政治的历史哲学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它还以平等主义原则的含义批判实际存在的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人们认为这些平等主义原则贯穿于其制度和政治实践之中。这部著作中关于现有民主国家的评论具有高度的批判性，意味着这种政治共同体可能现实化(actualize)为其他的形式。我们在《什么是哲学?》中发现的更微妙的态度提出了许多关于德勒兹和瓜塔里与民主之关系的问题，关于民主这一概念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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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我在第七章中表明德勒兹的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之间没有根本的不一致性。其他评论者却持不同观点。尼古拉斯·索伯恩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支持自治主义(Autonomia)倾向的立场出发，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小民族政治视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新葛兰西派后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理论。虽然拉克劳和墨菲代表的是“从生产的政治向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发展，而德勒兹和瓜塔里代表的是“强化”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领域进行的批判探讨(Thoburn 2003，11)。对索伯恩而言，德勒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更宽泛的政治观：“既然该政治是对在资本主义社会场域(socius)中形成的身份和实践形式进行的批判和问题化处理，那么它就是对社会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因此，德勒兹的立场与被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某些趋势归于马克思的明显的反民主政治“并无不同”(Thoburn2003，142)。

从支持自由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菲利普·芒格也宣称德勒兹的政治思想从根本上反民主(Mengue2003)。芒格忽略了其政治思想可能有些模棱两可，或者实际上忽略了德勒兹逐渐开始探讨自由民主社会具有的特定政治规范这一可能性，他在德勒兹的思想中看到的只是反民主。他认为德勒兹从未像尼采那样明确拒斥民主，但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民主只是被贬低了，被认为是次要的，这不是因为经验中的失败，而是因为原则原因”(Mengue 2003，43)。他至少赞同索伯恩所作分析的基本内容，将德勒兹反对民主归因于他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信条，这在1968年5月之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他提出，虽然德勒兹和瓜塔里摒弃了阶级斗争以及相关概念的语言，但他们对现代国家形式和资本之间关系的描述最终立足于经济决定论这一论点。这让他们再现了他们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表述，即马克思指责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妥协或托词，它只是要维持进行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Mengue 2003, 107-110)。

第八章 德勒兹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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