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德勒兹批判民主？

芒格认为德勒兹对生成的小民族政治青睐有加，这表明他反对并远离了公共领域的大民族政治。他称德勒兹自己参与的政治活动是精英、知识分子小民族的政治活动。他将德勒兹对大众媒体如何操控公共领域的批判解释为一种对大众的贵族式轻蔑，只是他像柏拉图那样退出市民辩论会场的一个借口（Mengue2003，41-42，99—101)。这样的描述很难与德勒兹通过撰写评论文章、书信和请愿书来介入公共辩论问题的历史相符。在其中的一次介入《致耐格里法官的公开信》中，他对与安东尼奥·耐格里提出的那些指控有关的某些法律原则问题提出异议：这些指控本身缺乏一致性，在审查证据时没有遵循通常的逻辑推理原则，与这一司法程序有关的媒体发挥的作用。德勒兹在这封信的开篇称在这一过程中有三条原则受到威胁，并且暗示“这三条原则影响到[对]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重要]”（DRF156，169)。①这封信表明他将自己看作那些民主人士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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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伯恩以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内1988一1989年间录制的ABC访谈为证支持他下面这一论点，即德勒兹的政治对社会民主政治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对德勒兹而言，成为左派，与民主无关。”(Thoburn2003，9，142)在题为《左派中的左》的那部分，德勒兹回答了帕内提出的“成为左派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他给出了关于对他而言这意味着什么的两方面解释。首先，他说这是个理解问题。那些非左派人士和那些生活在相对来说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国家中的相对富裕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理解不平等和不正义的问题。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地位难以维持，面临着威胁，问道：“我们能做什么以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相较而言，那些左派人士从水平线的视角，从距他们的特权中心最远的那一点来理解这一状况。这些人知道，“这不能持续下去，这数百万人不可能要饿死[这一事实]，这只是不能持续下去，这可能会持续100年，谁也不知道，但就这种绝对的不正义性取笑自己，这毫无意义”。那些左派人士明白一定要解决上述问题，明白问题不是找到方法以维持欧式社会的特权，而是“找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组装”。(ABC，G Comme Gau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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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封信最初发表于 La Repubblica，May 10，1979。

关于分配正义问题，德勒兹在这里采取的是平等主义的甚至是世界主义的观点，就此而言，他的立场显然具有上面概括的广义上的民主性。他对现有组装的反对立足于不公平地分配贫富造成的不正义性。同样，在他1990年与耐格里的访谈中，他将作为商品和资本交流领域的市场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与市场在何种意义上生产财富与贫困，并以既非普遍化也非同质化的方式分配财富与贫困并列起来(P234，173)。换言之，是平等原则和上述不应有的不平等生活状况是不义的这一观点，支撑着德勒兹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借以控制民众的自由民主国家展开批判。

德勒兹对成为左派意味着什么进行的解释还有第二部分，即他说这关系的是生成小民族的而非做大民族的。这意味着清楚大民族是对某种理想身份进行的抽象、空洞的再现，这与特定的权力和控制体制有关，清楚存在着人人都可参与的小民族生成，这些小民族生成具有改变这些体制的力量。正因如此，德勒兹才说做左派人士不是个统治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左派政府。然而，虽然他明确地将左派政治与小民族政治联系起来，但他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与民主毫无关系。没有办法预先断定哪些解域过程或生成小民族可能会导致根本的社会、政治或制度变革。没有有特权的小民族，比如无产阶级，而创造更好未来的希望落在了他们肩上。某个法律决定或个人忠诚方面突然出现的感觉不到的变化可能会开启一连串的过程，这些过程将导致对某一特定的权力和控制体制进行肯定性的解域化。德勒兹既不赋予民主政治过程以特权，也不将之排除在外，不让它们发挥推动革命性社会变革的作用。但是，他反对当前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源在于该秩序从根本上说不平等，因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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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提出了三个主要论点证明德勒兹所谓的反民主，每个论点都与其哲学的某些主要原则有关：青睐内在性而非超验性，青睐小民族而非大民族，将哲学理解为为创造新概念并因此坚决反对所有形式的意见。本章剩下的部分将依次考察每个论点，并对之做出回应，之后将概括另一种关于德勒兹的政治思想与民主之关系的更积极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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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超验性，和权利的创造

拒绝超验性是德勒兹哲学不变的主题之一。他的思想拒绝所有诉诸超验价值、历史概念或人性的形式，而代之以一种绝对的内在论。同时，它自称是尼采所说的意义上的不合时宜的哲学，以某个未来的时代和民众的名义反对现在。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德勒兹的政治哲学不诉诸任何一种超验性，那么它将如何获得使之能对现在进行批判的必要距离？答案依赖于对潜在性和现实性进行的区分，该区分贯穿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政治哲学始终。在《千高原》中，他们对比了组织平面或现实性平面与内在性平面或潜在平面。在前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的事物，现实的人和各种生成(生成一女性、生成一动物等等)；在后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抽象机器，纯粹的事件和生成不可感知。在组织平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当下的解域和变化过程，还有对上述变化过程的再辖域化、捕获和阻碍过程。就这一双面本体论而言，他们提出每个过程或者事件同时既居于现实存在的历史世界之中，也居于潜在界的或纯粹事件性的非历史世界之中，后者将现实化于前者之中，但不能还原为前者(参见第四章，第158\~159页)。这是因为内在性平面和组织平面彼此互相含有，因为内在性平面是更加深刻的现实，因此可以说德勒兹的本体论是一种内在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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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观点，哲学的任务是创造新概念或者改造旧概念，使之表达内在性平面上的抽象机器和纯粹事件。确实，由于哲学创造的概念意在表达纯粹事件，因此这就意味着哲学创造的是许多事件，我们根据它们理解和应对在我们周围逐渐展开的历史：社会契约，以人权和公民权的含义开展的革命，民主，或者被按照一种正义观念统治的良序社会这一观念，所有这些都是说明上述概念的例子。德勒兹和瓜塔里称哲学在概念中表达纯粹事件为对历史过程和事态的“反实现”。反实现可能包括关于变化过程的概念，比如生成一革命的、生成一民主的，或者是关于捕获过程——它们限制这些改变过程或事件的现实化形式，比如资本主义公理系统或控制社会—的概念。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就是恢复实存和潜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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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术语来讲，既可以将民主看作一个永远在当前进行着的内在性事件或过程，也可以将之看作已经现实化在特定历史形式中的东西。民主这一哲学概念要表达的是民主化这一纯粹事件或过程，它既具现于现实存在的民主国家之中，也被它们背叛。作为对纯粹事件的表达，这一概念的经验表现无穷无尽，这一事实确保了该概念具有的批判功能。纯粹事件或过程与其历史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同，这让我们将以下两方面协调起来：一方面是对实际存在的民主国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是德勒兹和瓜塔里以生成一民主的名义呼吁抵抗现在，而生成一民主的不能简化为现有的宪政国家形式。

相比之下，芒格认为德勒兹青睐内在性而非超验性，这让他不能明确地支持民主或法治宪政国家这一观念。他用德勒兹对20世纪80年代法国再度出现的人权热进行的一系列批评来支持这一说法。比如，在与安托万·迪洛尔和克莱尔·帕内的对话中，德勒兹控诉了当代的思想和政治对运动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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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中我们回归永恒价值，回归知识分子作为永恒价值之看守人这一观点。我们回到本达(Benda)，埋怨柏格森在试图思考运动时，背叛了他自己的阶级，即教士阶级。现在，是人权提供了我们的永恒价值。人们认为非常抽象的是宪政国家和其他观念。正是因为所有这一切，思想受到束缚，从运动角度进行的任何分析都受到阻碍。（P166，121-122)①

芒格从这些话中得出了德勒兹以原则为由反对人权的论点。人权是永恒的、抽象的。因此，它们是超验价值。它们假定有一个普遍的、抽象的权利主体，该主体与任何特定的人都不一样，不能简化为独一的、现有的人物。因此，德勒兹拒斥像人权这样的抽象概念，因为它们会阻碍内在性平面上的运动和实验，还有思想和政治实践中的运动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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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样，在1988年与雷蒙德·贝卢尔和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谈话中，当被问到为什么他不像福柯一样参与人权运动时，德勒兹回答说：“如果你们说的是创立新的超验性形式、新的普遍概念，恢复作为权利承载者的反思主体，或者建立一种交际主体间性，那么这并不是哲学的进步。”(P208，152)

虽然这一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勒兹的原则相符，但并不完备，因为它没有详细说明下面这一主张背后的论证，即认为抽象的或普遍的概念会阻碍思想层面和行动层面上的运动。这一主张断定德勒兹反对任何形式的抽象概念或反对权利观念本身，而实际上他只是反对某些理解抽象概念或权利的方式。芒格没有看到德勒兹只是在批评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即将人权描述为“永恒价值”“新的超验形式，新的一般概念”等的方式。他的话中没有什么表明他拒斥权利、法治或民主政体本身。归于德勒兹的这一论点实际上混淆了关于人权的表述与人权本身，并且假定就是因为德勒兹拒绝用这些术语来表述人权，因此就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利。现有的宪政国家形式和初期的法治世界秩序形式越来越依赖于人权概念，并以它们为法权的基础，这是事实。德勒兹批评当代世界对权利会谈的利用，这也是事实。但是，这并没有让他反对权利，甚至反对认为有些权利应当具有普遍性这一观点。他警惕将人权建立在诸如人类自由、理性或交流能力之类的人性特征之上的企图。按照这些话来理解，人权预设了一个普遍的、抽象的权利主体，该主体不能简化为独一的、现存的人物。人权是永恒的、抽象的和超验的权利，属于所有人但又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这样理解的人权“关于拥有权利之人的内在存在方式一字未提”(QP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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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内的访谈ABC中，在谈及亚美尼亚人先是被土耳其人残杀，之后又遭受地震这一情况时，德勒兹详细阐述了抽象人权的空洞性(ABC，G comme Gauche)。他首先反对说，当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中宣告人权时，“这些宣告从来都不是为了帮助那些直接相关的人”。在这个例子中，他提出，相关的亚美尼亚人在具体的、地方的情况中有着具体的需求：“他们的问题不是人权’。”(ABC，G comme Gauche)其次，他认为必须将所有诸如此类的情况看作需要被决定的特定情况，而不是被简单地归于现有的法律之下。他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释法理程序，具体涉及的是法国关于禁止在出租车中吸烟的法律规定。第一个决定拒绝该禁令，原因是乘车人被看作处于租房房客的地位。后来的决定支持该禁令，原因是出租车被认为是公共设施，而乘车人被看作处于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换言之，对这些具体情况的司法回应相当有创造性，而不仅仅是生搬硬套现有的法律类目。德勒兹更喜欢联系特定情况创造新权利的进行过程，这并不表明他反对法治，而是反对某种特定的法律观念。如他在与耐格里的访谈中所说，“真正创造法律的是法理学：不能把这个任务留给法官”(P23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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