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乌托邦政治哲学：德勒兹与罗尔斯

本章通过对比德勒兹哲学观中的某些要素与约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规范哲学，探讨了德勒兹政治思想(我所说)的规范性转向造成的某些其他后果。之所以进行这一不太可能的对比，并不是要否认将研究政治哲学的不同方法区分开来的真正差别，而是用它们来更鲜明地突出每种方法具有的未经研究的某些方面。众所周知，规范性政治哲学能为后结构主义政治思想提供什么，那就是更充分地说明其对当前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批判的规范性依据。后结构主义规范性不足，虽然对这一点的批评通常被夸大了，但在指明后结构主义需要与规范性哲学理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一方面，它们大体而言不错。就德勒兹而言，与罗尔斯的对比不仅让我们更准确地看清这些规范性原则——它们隐含于《什么是哲学?》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采取的批判态度中，而且提出可

以怎样进一步阐明和维护这些原则。此外，政治自由主义所理解的正义理论具有的鲜明历史特点表明可以像下面这样理解这些原则，即与德勒兹更广泛地致力于内在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形式的规范相一致。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后结构主义能为规范性政治哲学提供些什么。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就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相对具体的回答：由于罗尔斯对政治哲学目的的理解包括对当前的基本社会制度进行批判，那么德勒兹对哲学概念本质的理解可以贡献一些有用的内容。德勒兹强调概念具多变性，强调政治哲学在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中发挥的作用，它表明了一种理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方式：将它们理解为向着始终存在的可能性开放，即生成一民主的新形式和民主这一纯粹事件的新表达始终可能。

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学说vs现实乌托邦学说

对德勒兹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进行对比有一个借口和重点，即两位思想家对他们的政治哲学构想都怀有乌托邦理想，不管他们对这一事业的目标有多么不同的理解。乍看起来，他们进行的活动似乎截然不同：一人主要进行批判，而另一人主要进行重构；一人主要关注社会和政治组装的动态，而另一人则关注将一种规范性的社会观详细阐述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制。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以系统地阐明当代民主社会中有理性的成员可能会接受的正义原则为目的。一个他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良序”社会是一个依据正义原则有效统治的社会，该社会中人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些原则，并且知道人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应该详细说明社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运转。它们应该确定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结构。对与德勒兹进行的对比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要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公共政治文化那里获得正义观念的基本原则，包括其制度以及关于这些制度的解释的历史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强调正义理论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

第九章 乌托邦政治哲学:德勒兹与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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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罗尔斯确定了这种重构性政治哲学所服务的四个目的：

1. 它能有助于通过寻找拥护者在哲学和道德上的共同点来解决极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就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自由价值和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而言，政治自由主义寻找的是一致原则或高层次原则的潜在基础，希望它们可以缩小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概念和平等主义概念之间的差别。其目的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合作，即使仍然存在无法解决的差别。

338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1. 它能服务于定向这一任务，定向试图确定合理的、理性的目的——既有个人的目的，也有集体的目的，并表明“这些目的怎样能够在一个得到清晰表达的正义、合理的社会观念中协调一致”(Rawls2001,3)。

1. 它能通过表明在一个民主社会——其特点是“公民关于世界的诸种理性的、全面的宗教和哲学理解”存在着“深刻的、无法调和的差别”(Rawls 2001，3)——中我们能做到什么具有的局限性，来处理调和任务。照这样，政治自由主义反对社群主义，认为政治社会不是意味着具有共同的、完备的道德观念的社群，而且它还反对自由主义，因为政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时离开的联合体。

1. 最后，政治自由主义服务于“现实乌托邦”任务，即“探索切实可行的政治可能性的界限”。它问的是考虑到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历史世界存在的“正义形势”，公平、民主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在相当良好但仍然可能的历史境况中”，公平、民主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的(Rawls 2001，4)。罗尔斯认识到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决定切实可行之事的界限，以及我们的社会世界的实际界限。他特别指出这些都不是由现实简单给定的，因为我们能够改变而且确实改变了现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然而，他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一问题，即是什么决定了切实可行之事的界限，或者我们如何可能确定这些界限是什么(Rawls2001，5）。

第九章 乌托邦政治哲学:德勒兹与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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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首要关注的是质疑我们当前社会世界的界限，从德勒兹的这种政治观来看，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缺乏的是有关潜在界或新事物之条件的概念。《什么是哲学?》概括了将哲学看作概念创造的哲学观，其目的明显是乌托邦的。该哲学观展现了一种关于哲学之政治使命的观念，其怀有的理想比罗尔斯的现实乌托邦所承认的理想要激进得多：“我们缺乏的是对现在的反抗。创造概念本身就是呼吁一种未来的形式，呼吁一个尚不存在的新地球和新民众。”(QP 104，108)这种政治哲学的成功不是由检验反思平衡来衡量，也不是由维持良序社会的必要条件来衡量，而是由其概念创造性地参与现实的社会变革运动来衡量。同时，我们不应该夸大罗尔斯的乌托邦学说和德勒兹的乌托邦学说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距离比我们乍看上去可能想到的距离要小得多。一方面，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没有那么乌托邦，因此没有完全脱离现在的规范界限和概念界限。它包含了一种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进行的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也包括了一种对先锋革命政治以及支撑该政治的历史哲学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德勒兹诉诸“生成一革命的”这一概念，将之作为一种表达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义现象进行反抗的手段，这更为我们提供了理由，让我们认为罗尔斯和德勒兹的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别不像看起来那么巨大或不可调和。实际上，“生成一民主的”表明的是这样的批判方式，它们以平等主义原则为名批判现实存在的民主国家的运作方式，人们认为这些原则贯穿于民主国家的制度和政治实践之中。它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愿，即将现有的相对解域形式扩展到当前条件下何为可能的界限。关于德勒兹对这些界限的理解，我在下文中将更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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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虽然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提供系统的依据这一点不假，但他的正义观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么慎重，或者那么远离与这些反对变化的力量进行的批判性交锋。比如，在他的《答哈贝马斯》一文中，他列举了三点，其理论表明他在这三点上对美国当前的民主政治制度结构进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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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公共资助政治选举方面，当前的体制存在着不足，这导致了公平的政治自由权利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它听任收入和财富被截然不同地分配，这严重损害了教育和有偿就业中的公平机会，所有这些都损害了经济和社会公平；同样缺失的还有关于重要的宪法基本原则的条款，比如为许多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保。（Rawls2005，407)

更广泛地说，他的正义理论意味着需要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现有的自由主义形式相矛盾的基本社会制度，需要的是这一体制不那么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就连最慷慨大方的福利国家都有问题：它们并不规定基本的政治自由权利具有平等的价值，不规定所有公民享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它们允许人数相对较少的公民阶级控制生产资料，并因此不成比例地控制经济和政治生活。由于这些原因，罗尔斯更喜欢一种“产权”民主形式，它会确保人们普遍拥有生产资料，包括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Rawls 1999b，242)。这样的社会旨在赋予所有公民作为充分参与的社会成员的方法，而在这里，社会是共有的合作体制。它旨在为所有人提供相关技能、知识和关于制度的理解，这些都是保证一代代人享有真正平等机会所必需的(Rawls 2001，139)。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对现存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进行的真正批判。用德勒兹的话说，他为有效地反抗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当前形式提供了资源。

42 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德勒兹的政治哲学并不是要阐明一些规范性原则，我们可以据以认为新的社会安排比以前的社会安排更好或更正义。相反，它创造概念，这些概念表达的是那些让个体生活或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或抑制这些变化的力量和过程：捕获的机制，游牧化过程或平滑空间的生产，小民族生成，解域等等。就罗尔斯确定的政治哲学具有的四种功能而言，这种政治哲学并不满足解决、定向或调和功能。它满足的是乌托邦功能，但不是通过阐明我们可以据以评判社会制度是正义的或公平的原则。它并不提供作为公平合作体制的社会的原则，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指出当前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在哪些方面没能达到这一理想。德勒兹在与耐格里的访谈中提出，哲学提供了一种方法以应对现在不可忍受的状况，这意味着创造概念可能促进了新的个体生活和集体生活形式出现，在特定方面，这些形式比现有的形式要好(P 231，171)。但因为不可忍受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这本身由历史决定，并且会发生变化，因此，德勒兹并没有假定任何终极状态或完全正义的社会。德勒兹的哲学具有乌托邦性，这是由于它做了什么而不是由于它为正义社会设计了一幅蓝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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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其发生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两个特征与德勒兹政治哲学的乌托邦理想有关：哲学如何从本质上说是对其环境进行批判，以及当该批判有效时，它如何包含了内在于所说环境的过程和趋势。正是因为哲学创造了表达纯粹事件或“生成”的概念，因此从本质上说可能会批判其环境。然而，只有当与已经在那环境中产生影响的解域力量联系起来时，这样的批判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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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尤金·霍兰德在阐明理想蓝图的乌托邦学说和作为过程的乌托邦学说之间进行了有用的区分，以表明德勒兹的乌托邦学说是后一种(Holland 2006，218)。

哲学将资本的相对解域化推至绝对；它让相对的解域运动通过整个内在平面，作为无限之运动，并将之作为内在界限来抑制，让它转而对付自身，以便召唤出一个新的地球、新的民众。（QP 95，99)

让我们依次考虑一下其中的每一个特征。《什么是哲学?》将哲学的出现描述为由古希腊环境与思想的内在性平面完全非自然的、偶然的遭遇造成。该遭遇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思想，这是从它接近于绝对解域化而非相对解域化这一方面来界定。相对解域化关涉的是事物与事物被组织成的界域之间的历史关系:这些界域如何解体，如何被变为或重组为新的形式。绝对的解域化关涉的是事物和事态与潜在的生成或纯粹事件领域之间的非历史关系，后者不完全地或部分地表达于发生之事中。哲学概念表达的是这样的纯粹概念或生成，在这里，它们被理解为变化和新事物出现的前提条件：

实际上，是乌托邦将哲学与其自己的时代联系起来，与欧洲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但也已经与古希腊这个城市联系了起来。哲学每一次都是因为乌托邦具有政治性，将对其自己时代的批判推至最高点。乌托邦并没有脱离无限的运动：从词源学上讲，它代表的是绝对的解域化，但它一直处于这样的关键点上，在这里，它与现在的相对环境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与在这一环境中被压制的所有力量联系起来。(QP95—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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