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因此，必须从哲学中进行的绝对解域化与社会环境中起作用的相对解域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哲学观在何种意义上是乌托邦的：“总是会有这样一种方法，绝对的解域化用它来接替特定领域中的相对解域化。”(QP85，88)由此可见，只有在特定社会中起作用的各种相对解域化的功能中才能完成哲学的乌托邦使命。如果哲学概念要帮助开拓通向新的个人生活形式和集体生活形式的道路，那它们必须与在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各种生成一革命的形式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德勒兹的哲学观表明一种内在性乌托邦学说，即是说它并不仅仅假设一个理想的未来，而是致力于与在当前环境中起作用但却被当前环境抑制的相对解域化过程联系起来，推动它们，将它们推至极限。这些过程或“逃逸线”包括进行反抗的政治力量以及推动它们的理想或观念，就此而言，可见这种内在性乌托邦学说将会借鉴当前政治规范性中的要素，以提出一些方法，人们可能用以消除现有社会生活制度形式中的不公平和无法忍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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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内在性乌托邦学说和生成一民主的

根据对德勒兹的内在性乌托邦学说所做的这一描述，“生成一民主的”这一概念如何服务于哲学的任务就很清楚了。哲学特有的解域推动力、哲学与其环境之间的非自然关系共同说明了德勒兹为何诉诸“生成一民主的”，将之作为一个反抗现在的重要形式。因为民主这一概念将位于当代政治思想核心的许多价值观念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可以用民主概念的某些要素将公共政治文化中某些反抗现在的形式反现实化。诉诸“生成一民主的”，将之作为一种反抗现在的形式，这有赖于许多关于民主与现代社会之关系的历史主张。这些主张包括：(1)民主是民族国家首选的政治形式，民族国家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现在充当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行政节点；(2)民主意味着社会的某些相对解域化形式，比如所有公民从根本上说是平等的这一观念如何削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3)这些解域化形式再辖域化于现代宪政国家中，再辖域化于以人权原则的形式延伸到国际领域这一做法中；(4)因为没有普遍的民主国家，因此只有特殊的民主国家它们具有自己的民主统治形式，在制度上贯彻人和公民的平等权利；(5)最后，民主化过程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种重要的相对解域化形式。

第九章 乌托邦政治哲学:德勒兹与罗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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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在第七章中所认为的，即使德勒兹没有详细阐明“生成一民主的”这一概念，我们仍可能用他与瓜塔里以前合著中的某些内容以及访谈中偶尔做出的评论来充实这一概念。比如，在与耐格里的访谈中，他援引了下面这一原则，即必须经过与那些最受决策影响的人磋商后才能做决策。这表明在全社会开放决策程序可能会构成“生成一民主”的一个方面(P230，169—190)。这是现代民主统治的奠基原则之一，德勒兹不是唯一一位建议对它进行扩展、让它适用于新背景的理论家。如罗德尼·佩弗这样的自由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者用这一原则来证明应该在工作场所实行民主(Peffer 1990，419—420)。

小民族生成提供了“生成一民主的”另一方面。小民族生成被界定为个人和群体未能符合大民族标准的各种方式。它们产生了一系列扩展大民族标准的措施，因而扩大了民主主体的范围：首先，纯粹从量的角度而言，让女性和其他小民族享有选举权；其次，从质的角度而言，通过改变政治制度和程序的性质，让那些新获选举权的成员平等地参与进来。在特定政体中哪些人是代表，这与提出的观点同样重要，这一观点已经广为人知，即“在场的政治”。安妮·菲利普斯总结了这一核心观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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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观点的政治与在场的政治分离开来，前者就不能恰当地对待下面这些社会群体的经验——由于其种族或性别，这些群体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人们越来越这样看待政治排斥，即只有政治在场才能满足其条件，我认为这是对的。(Phillips 2006, 173)

在大部分民主社会中，虽然女性获得选举权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她们仍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以获得与其人数具有相应比例的妇女政治代表，这一事实表明这仍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为改变政治制度的性质以使其既能承认也能包容各种不同差异而进行的努力也仍在进行，比如性取向的差异和身体与精神能力的差异，还有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差异。德勒兹和瓜塔里支持小民族生成，这肯定了为扩展大民族的性质而进行的努力很重要，即使当他们强调不能将小民族的力量看作他们改变大民族之性质的能力时(MP588，471)。就其本质而言，小民族生成过程总会超越或逃离任何特定社会的界限。但它们体现的是改变全体居民的感受、信念和政治情感的潜能，以能够让新民众出现。就民众被视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他们经历的改变将会影响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以及小民族公民在社会的公共机构和政治功能中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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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一民主的”第三个方面是要努力地实现对社会物质商品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德勒兹常常批评现代民主国家如何未能实现其平等主义承诺中的这一方面。但是，他提出因为民主国家有份参与让这种不正义形式延续下去，因此它们在道德和政治方面都大打折扣，这间接提出了一个规范性问题：在一个正义民主的社会中，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是适用的？我们应该支持绝对的平等主义原则——它们将任何不应有的不平等生活状况视为不义，或者我们应该满足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根据该原则，容许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但只是当它们附属于对所有人开放的职位时，当它们“是为了对那些最贫困的社会成员最为有利”时(Rawls2005，6)？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全球适用还是只在某些民主国家内部适用？我并不是说德勒兹为我们提供了回答这些规范性问题的方法，而只是说他对现有事态的批判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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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性批评与成熟的意见

德勒兹和罗尔斯关于哲学之批判功能的构想依赖于那些内在于所说社会政治文化的规范性概念，他们都凭此提出了一种内在性乌托邦学说。德勒兹哲学创造出这样的概念，它们运用社会领域中已经在进行的相对解域化运动并与它们联系起来，就此而言，该哲学具有乌托邦性。我在上面指出“生成一民主的”这一概念如何表明我们现有民主概念中的某些要素在为施行或扩大民主政体原则而进行的历史斗争中发挥的作用。同样，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公共政治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概念和信念的基础上，详细阐释了自己的正义理论。民主政治秩序要求公共理性原则限制如何进行公共讨论，提供一种规范性框架，让人们可以在其中解决分歧，或至少将分歧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因而不会威胁稳定性。罗尔斯对“这些原则来自哪里？”给出的回答是，它们最根本的基础是相关民众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成熟的意见。它们以之为基础的公共理性原则和政治正义观必须与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致，比如容忍宗教多样性或痛恨奴隶制。对可接受的政治正义观进行的最终检验是达到下面二者之间的“反思平衡”：一是提出的正义原则，一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文化制度和传统中的坚定信念：“对我们而言最合理的政治观是这样的，经过思考后它最符合我们成熟的信念，并将这些信念组织成一个浑然一体的观点。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做得比这更好。”(Rawls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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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政治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重叠共识不是通过经验调查或对特定民众实际具有的信念进行协商达成。然而，它应该是通过有理性的人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中的政治信念为基础达成，这些政治信念包括宪法、法律以及其解释传统。除了构成某种政治文化一部分的信念和话语外，重叠共识不诉诸任何其他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和德勒兹一样，提供的是一种内在性政治乌托邦学说。同时，德勒兹的概念表达的是纯粹事件，这些事件充当的是绝对解域化而非相对解域化的力量，这影响了对“唯物主义的”生成哲学与“唯心主义的”正义理论进行简单对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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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和德勒兹根据某种必须与公民的日常意见区分开来的意见界定政治哲学的任务。在罗尔斯的方法中，反思平衡的作用明显是将正义理论与民众关于权利、公平和正义之基本原则的成熟意见联系起来。因此，政治自由主义意味着区分两种意见或意见的两个层面：关于正确行为方式的成熟意见，只要它们表达于所说社会的制度、宪法协定、法律决断和解释传统中；有关当前关心的问题或公共政策问题的日常意见。德勒兹也区分了有关当前关心的问题的日常意见和在民众的国民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意见，包括其权利观和表达于其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的实践哲学。他曾一度问道，表现为现在这种批判形式的哲学是否与“现代民主国家和人权”密切联合起来（QP98，102)。作为回答，他指出没有普遍的民主国家，只有各个特殊的民主国家，它们是什么样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关于何为正当、公平、正义的哲学观点或“民族的”（nationalitarian）观点决定的(QP99-100，102-104)。特定民众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表达的意见他们的权利观、正义观和平等观，这些与民众的日常意见相对——将决定其思想的民族特征。这些意见还制约了某些国家民主形式的制度结构和宪政结构。德勒兹提出，就现代哲学再辖域化于民主国家这一观念上而言，这将永远受控于相关“民族”哲学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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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情况中，哲学会找到一种依据民众的精神及其权利观将自己再辖域化于现代世界中的方法。因此，哲学史的特点是民族特征，或更确切地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tarianism)，它们就像哲学意见一样。(QP100，104；着重点为我所加)

民主理想如何依据特定民众的哲学观念表达出来，这造成的限制等于是对民主理想在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和法律现实化的限制。德勒兹指出对当前民主化的第二种限制，它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要求。他认为没有普遍的民主国家，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只有市场才是普遍的”(QP101一102，106)。《什么是哲学?》中对当代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在《千高原》中的描述仍然一样：民族国家政体和经济制度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性公理系统的“实现模式”。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要服膺于该制度的要求，这对它们构成了限制。这表明互相依赖的关系甚至损害了这一全球经济体系中甚至最民主的节点，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独裁国家的行为。这也表明以人权的形式扩展自由主义维护公民之基本平等和安全的承诺，等于是添加了一些公理，这些公理和其他公理共存于资本的全球化公理系统中，“尤其是那些关于财产安全的公理”(QP103，107)。德勒兹提出，这些财产法规并不与个人的基本权利冲突，而是不让它们在特定的背景中发挥作用。因此，当基本的政治权利与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时，在没有公共资助的选举时，对所有的公民而言，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以下这些机制的缺乏——提供最低限度的医保、住房或教育的机制并存时，穷人最基本的福利权就被有效地悬置起来。因此这一反问句就颇为有力：“当穷人从他们的领地或贫民窟走出来时，哪个社会民主国家没有下令开枪？”(QP 103，107)这样极端的贫困和压迫状况也不是民主生活服膺于资本要求的唯一表现。德勒兹还指出像这样的“长期困扰着民主国家的自私与庸俗的生活”表现在“我们时代的价值观、理想和意见之中”(QP 103，107-108)。这是下面这一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即为什么“我们的民主国家”没有为反抗现在或形成新地球和新民众提供最佳的条件。这些社会中的民意常常体现了“资本家愤世嫉俗的感觉和情感”(QP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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