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许多其他概念再现于不同的语境中，再现于与其他概念不同的关系中，再现于不同的问题中，可以说这些概念同上面所说的一样：比如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不同应用；他对斯宾诺莎的内在因果性，对实体、属性和样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不同说明；或者他关于尼采的“不合时宜的”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的不同理解。①在第四章第173页注释①中，我简短地评论了他在《意义的逻辑》中对菲茨杰拉德的《崩溃》所作的分析和在《千高原》中对同篇小说所作的分析之间的不同。有些人说德勒兹与其早期的思想不再一致，他对这些说法的回应有时是毫无歉意的。比如，在1972年瑟里西拉萨尔研讨会上他宣读完论文之后的讨论中，有人问他，他关于讽刺和幽默的评论是否表明他不再对二者进行他在《意义的逻辑》中所作的那种区分。他回答说：“我已经变了。我不再关心表面一深度这一对立。现在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完全的身体，一个无器官身体，与移动的诸流之间的关系。”(ID36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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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拉康，参见 Slavoj Žižek，Organs without Bodies (Žižek 2004); Dan Smith, "The Inverse Side of the Structure: Žizek on Deleuze on Lacan" (Smith 2004);和 Gregg Lambert 2006，67-101。关于斯宾诺莎，参见ThomasNail， "Expression, Immanence, and Constructivism: Spinozism' and Gilles Deleuze”(Nail 2008)。关于尼采，参见 Craig Lundy, “Deleuze's Untimely: Uses and Abuses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Nitzsche"(Lundy2009).

如果说德勒兹的思想真的如我所说的那样是有问题意识的或者受问题驱动的，那么这必定会对我们如何对待他的著作产生影响。至少，我们必须要对他的思想从一文到下一文出现的变化更加敏感。就这样，雷达·本斯马米亚与被他描述为“广义的德勒兹主义的推动者”的那些人不同，他问道，“简单地假设我们在《千高原》中打交道的德勒兹和写《意义的逻辑》的德勒兹是相同的”，这是不是“对德勒兹思想的曲解?”(Bensmaia 2010，2011)。本斯马米亚强调表明德勒兹思想发展的那些变化，甚至提出我们要把“德勒兹”视作一位具有多重面貌、多个名字的哲学家。他概括了将德勒兹一哲学家看作中介、“黑暗的先驱”或区分者的观点，他总是在两个系列之间运动，与自我总是错位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始终有必要认识到有一位潜在的和/或无差别的德勒兹(的名字)，尽管他已经现实化为各种形态，但他仍有待发现，并且每当从他著作的某个概念那里选取的某种感受或感知引起其读者们的兴趣时，他们都会把他再造为他自己’，但却总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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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maia 2010,133)

这种历史敏感性不需要否认德勒兹的某些著作中存在着“局部”的连续性。比如，文森特·德孔布写道，德勒兹“首先是后康德的。他的思想延续了康德的先验辩证法，在其中灵魂、世界和上帝都受到了批判”(Descombs 1980，152)。如果我们将其范围限定在他所提到的那些著作内，也就是《尼采与哲学》《差异与重复》，还有偶尔提到的《意义的逻辑》《柏格森主义》和《康德的批判哲学》，那么，这么说未尝不对。所有这些著作都发表于1962\~1968年之间。相比之下，如果将他早期著作中那些非世俗的方面或《尼采与哲学》中赞成贵族统治(aristocratic)的内容和《千高原》中的小民族生成置于同样的文本层面，以推出一种可以算是“德勒兹政治”的一成不变的观点(Mengue2003，Hallward 2006，Boundas 2007)，那就不太合理了。他做哲学的方式使得自己不能被总结为几句表述，即宣称他是一位内在性哲学家、创造性哲学家、超越世俗的哲学家，或者将他说成一位本质上赞成贵族统治的和反民主的思想家。他致力于思想的运动，这对所有宣称发现了其哲学实质的说法都打上了问号。

本书中的这些文章并不认为发现了德勒兹哲学的实质。它们并不假装发现了德勒兹的哲学面貌具有的确定名字，而只是给这个名单多添上几个名字。这些文章试图秉着德勒兹自己研究哲学的实验方法的精神，通过单独考虑并扩充他后期哲学中的某些内容，将它们与其他思想家、其他活动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来阅读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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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哲学、概念和语言

第一章

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德勒兹和瓜塔里独特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依赖于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它是关于过程而非产品的、关于生成而非存在的、关于逃逸线或解域化而非捕获主要的诸流的形而上学。这一形而上学影响了他们对思想及其客体的理解。他们进行的是一种块茎式的或游牧式的思想实践，在其中，概念不是有秩序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而是，可以说是在奔忙之中，在一系列永无止境的与多种多样的经验内容的遭遇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评论家们并未很好地理解这一哲学实践，他们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使用比喻而不是在建构概念。因此，他们经常被人们这样理解，即通过与植物块茎进行类比提出多样性的概念，或通过与真正游牧者进行类比提出运动或解域化的比喻，等等。反过来，这种解读让他们容易遭受以下批评，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人们归于他们的指涉说法具有的可靠性和伦理学。比如，克里斯托弗·L.米勒认为他们在讨论游牧主义时依赖人类学资源，这就是说他们“指涉人类学”，而这种指涉既不准确，又与殖民话语合谋(Miller 1998，181 and 196)。虽然他认识到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事业并非直接再现式的，但他认为它必定或是依赖于直接的再现，或是依赖于比喻(间接的再现)。

相较而言，卡伦·卡普兰之所以批评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指涉说法，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现代主义欧洲对被殖民者的想象建构。她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和其他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所使用的“解释的比喻”“强化了并依赖于殖民话语的现代主义表述”（Kaplan1996，85—86）。尤其是，她认为他们青睐生成小民族的和解域化这些“游牧”过程及其相关过程，这等于是“一种比喻性的空间绘制”它再现了现代关于距离和偏移的欧洲中心论评价(Kaplan 1996，88)：

德勒兹和瓜塔里挪用了许多比喻以在他们的理论中创造出偏移位置。比如，像根一样的“块茎”这一植物学比喻，展现的是解域的主体性：在物质中挖掘，分裂为同时存在的许多嫩枝，悄悄地活动，强有力地进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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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块茎摒弃了西方经典的家族树状图和谱系的人文主义比喻，所以让起源和结束的常规变得不稳定了……那么，作为一个政治比喻，块茎构成的是与空间和主体性的无秩序关系，反抗并削弱民族国家机器。(Kaplan 1996，87，着重点为我所加)①

这样一种解读悍然不顾德勒兹和瓜塔里再三否认他们对词语的新用法包括运用比喻。在《反俄狄浦斯》中他们开始谈论机器社会组织时，在坚称社会机器“是真正的机器，不考虑任何比喻”(AO 165—16，155)之前，他们提出刘易斯·芒福德提到过弗兰茨·勒洛关于机器的“经典定义”。后来，他们强调可以将社会看作“严格意义上的、不带任何比喻的”机器(AO299，272)。在《千高原》中，在描述对未分层的、解域化的容贯平面进行的身体的、有机的、符号学的层叠化时，他们强调这一形而上学并不依赖于对词语的比喻使用：“这里没有像’这个词，我们不是说像个电子’，像相互作用’，等等。容贯平面是废除所有比喻。”(MP89，69)在这个容贯平面上，各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和符号自由地流动和碰撞。后来，他们强调，当他们称资本是一种“公理系统”时，他们是在字面意义上而非比喻意义上使用这个词(MP 568, 455)。

第一章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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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还可参见凯瑟琳·海尔斯：“德勒兹和瓜塔里运用对他们的论点来说不可或缺的比喻，把它们当作就好像确实是真的一样。”(Hayles200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