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同样，在与克莱尔·帕内的对话中，德勒兹明确地拒绝了比喻：“没有恰当的词语（motspropres)，也没有比喻(所有比喻都是受到污染的词语或者让词语受到污染)。只有用来确切地指明某物的不确切词语。”(D9，3)他这样说利用的是propre这个词的双关性，它既指“恰当的”，又指“干净的”。后来在《对话》中，他谈及颜貌这一概念时说他和瓜塔里在延伸与综合白墙、黑洞以及对人类身体进行超编码的特定社会机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颜貌这一概念：

这是个包括至少三方面的多样性，天文学的、美学的、政治的。在其中每个情况中，我们都不是使用的比喻：我们不是说它像天文学中的黑洞，它“像”绘画中的白帆布。我们使用的是被解域了的术语，也就是被带离其领域以便将另一个概念再辖域化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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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面貌”或“颜貌”。(D 25, 18)

最后，关于他们将语言理解为处于内在变化中的表达和内容之流的综合，他和/或帕内写道，当一个词“呈现为一种不同的意思，或者甚至是进入一种不同的句法之中时，我们可以确定它遭遇了另一股流或者它被引入到一种不同的符号体制中……这从来不是比喻问题；没有比喻，有的只是结合”(D140，117)。

他们执意拒绝比喻对这样一种看起来奇特的词汇而言具有的重要地位，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而且，德勒兹和瓜塔里坚称他们是按字面意义而非比喻意义来写作，假如我们将此话当真，那么就其哲学概念的指涉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有些批判性解读并不认真对待他们拒绝比喻这一做法，对这些解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我在本章中的目的，首先是研究在这一对比喻的抵制中什么是成问题的，其次是问这与他们将哲学理解为创造“多变的”概念有何关系。最后，我将提出那些只看到经验社会科学或比喻而没有看到其他内容的批评家忽视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新哲学实践具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程度上，他们的批评

第一章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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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反再现说和多变的概念

德勒兹拒绝比喻，原因是其哲学自始至终所致力于的最根本的东西：他对再现式思想形象的拒绝，他的实用主义，和他对哲学概念之多变性的一贯兴趣。在《差异与重复》中，他描述并批判了他称之为“教条式的”思想形象的东西。这是哲学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以认识行为为原型，因此假定与世界具有一种从根本上说是被动的关系。哲学传统认为世界已经被命名，认为思想的任务是发现事物的名称，与此相反，德勒兹提倡一种探讨问题的思想形象。他摒弃了人类思想与真理具有一种天然亲和性的观点，而代之以真理是我们所言之意义的功能这一观点。他用下面这一形象，即以努力应对一门新技术、难摆弄的材料和不熟悉的工具的学徒的本能反应为原型的形象，代替了教条式的形象(DR 213-215,164-165)。学徒是这样的人，他学习如何确定特定的问题，如何用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它们。在《什么是哲学?》的开篇，作为匠人的哲学家这一形象的一个变体重新出现。《什么是哲学?》将哲学定义为概念的创造。哲学家是概念的朋友，这是在木匠或细木工是木头的朋友这个意义上说的(QP9,3)。学徒或匠人并非只是哲学家的比喻表述，而是概念人物——德勒兹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真正主体—的不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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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高原》概括了一种明确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和语言观，将思想和语言理解为对世界的干预而非再现。德勒兹和瓜塔里拒绝将书本看作世界形象的再现这一观念，代之以将书本看作与世界互动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书本保证了对世界的解域，但世界对书本进行再辖域化，而后者反过来在世界中将自身解域(如果它能够……)”(MP 18，11）。《千高原》第四章“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中概括的口令或口号这一概念，是这一观点最好的例证(参见下面，第48—55页)。口号不是这样的东西，不是要评价其准确性或真理性，而是要评价其有效性。《什么是哲学?》提出哲学“不在于知，不是由真理驱动。相反，它是范畴，就像有趣的、非凡的或重要的，它们决定着成败”(QP80，82)，这样它提出了一种同样实用主义的观念。关键不是把哲学概念简化为纯粹的口号，而是应该根据其有效性而非真实性来评价哲学描述，就像口号那样。提出哲学描述就像口号一样。当然，为了有效，哲学概念必须以某种方式“描绘”世界。但是，“描绘”与执行而非与再现有关，并且不能被理解为命名、模仿或描摹关于世界的预先存在的表达。将描绘与“模仿”或描摹区分开来的是“它完全趋向于与真实界(thereal)接触的实验”(MP20，12)。

第一章 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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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反再现式思想形象具有的第三个鲜明特征是他一贯对创造多变的哲学概念感兴趣。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对那些哲学家—比如尼采、克尔凯郭尔和柏格森——的钦佩之情，这些哲学家们渴望让概念动起来。在《差异与重复》中，他就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都渴望“让形而上学动起来”解释二人都对戏剧感兴趣(DR16，8)。在《谈判》中的一次访谈申，他提出，就像电影的发明让影像动起来一样，柏格森向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关于自我推动的思想的例子(P166-167，122)。他毫不掩饰自己厌恶阻碍运动的思想方式，比如诉诸永恒价值：“现在，是人权提供了我们的永恒价值。人们认为非常抽象的是宪政国家和其他观念。正是因为所有这一切，思想受到束缚，从运动角度进行的任何分析都受到阻碍。”（P166，121-122)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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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再现哲学实践让他们诉诸概念和物质事态之间的另一种相合性，在这里，概念的开放性和多变性类似于事物自身中的运动。这出现在有些话中，比如《千高原》曾提出对思考不断运动的世界来说，多变的概念必须是“不精确”的：

为了确切地指示某物，不精确的(anexact)表达绝对是必需的。这绝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必然的步骤，或者我们只有通过近似的方式才能前进：不精确绝不是一种近似，相反，它恰恰是正在形成的精确的过程。(MP31, 20)②

第一章 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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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反对一般的权利，而只是反对这样一种理解这些权利的方式，即重提一系列已经确定的和固定不变的人权。在ABC(Deleuze1996)与帕内的讨论中关于法理学的说明和与耐格里的讨论(“Control andBecoming”inDeleuze1995，169—176)中，德勒兹表明他更喜欢这样一种权利观，即权利根据特定情况的需要不断地发生改变(参见下面第八章第306\~310页关于这些评论的讨论)。

②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译者注

德勒兹在《对话》中用同样的话说道，需要用不准确的词语来准确地称呼事物(D9，3)。如这些话所示，他对多变概念的兴趣与他在本体论上致力于事件世界有关。在《什么是哲学?》中，他强调哲学概念并不再现事态，而是表达纯粹事件。事件不像事物或事态，它们是多变的而非静止的现象，总是在变化，总是在生成与曾经的它们不同的他者。德勒兹和瓜塔里像斯多葛派那样将事件理解为非物质实体，它们被认为属于事物和事态，但却表达于命题之中，或用动词不定式形式表达：走，遭遇，捕获，解域，等等。我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进一步探讨了纯粹事件这一概念。但是，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一下比喻这个概念。

德勒兹和德里达论概念和比喻

德里达在一个普遍的比喻性世界中重新界定概念与比喻之间的区别，德勒兹和瓜塔里拒绝比喻这一概念而代之以普遍的概念创造过程，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他们的理由之间存在着“临近区域”。德里达在德勒兹去世后不久所写的悼词《我将独自一人流浪》中，对哲学创造概念这一说法提出异议（Derrida 2001d，193)。①他并没有详细阐述他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样，他的担忧是否合情合理，这一点并不清楚。如果他担心的是对创造这个词的使用及其隐含表明的概念可能被从无中创造出来这一观点，那么，德勒兹将概念的创造描述为类似于任一物质生产过程②，这应该可以减轻他的担忧。他们将概念的创造者称作一位“朋友”，这是在匠人是自己所选择的材料的朋友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这表明他们将概念的创造设想为一个生产过程，该过程包括改变或综合某些概念的或前概念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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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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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篇悼词最初于1995年11月7日发表在《解放报》上，标题为《我将独自一人流浪》。可以在www.liberation.fr/culture/0101158943-il-me-fudra-errer-tout-seul 上找到这篇悼文。

② 他在《抵抗精神分析》中谈到弗洛伊德是否创造了一个新的分析概念时，提出了一个反问，这个反问建议我们这样来理解。这个反问是：“除了上帝，谁曾创造过，真正地创造过’一个概念？弗洛伊德如果想让人们懂得自已，那么除了继承传统之外，他别无选择。”(Derrida1996，33；1998，19)杰弗里·本宁顿说德里达的问题显然是针对德勒兹的(Bennington2000，100)。我感谢杰斯珀·罗曼在他的文章《德里达与概念创造的问题》中提供的这些参考资料(Lohmann 2002)。

当我们想到德里达自己的解构哲学实践包括创造一系列概念一般的写作，延异，踪迹，增补，普遍的比喻性等等时，他反对哲学创造概念这一观点就更令人惊讶了。他说这些是“非概念”或“非概念(aconceptual)的概念”，以此表明它们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他为了以下目的先后进行的不同尝试，即“超越概念”进行思考，或者不从传统的分离和包含逻辑这一角度思考概念形成过程。他承认概念形成的一般逻辑，根据该逻辑，只有当归于该概念下的东西和不归于该概念下的东西之间存在区别时，概念才存在。但是，他指出因为没有两个特定的客体或事件完全相同，因此一个既定概念的两次例示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别。此外，因为概念只是由其所适用的一系列可能是无限的特定实例完全决定，因此在某个特定时刻，它从未完全显现。由此可见，一种更加严密的概念形成逻辑要将以下两种变化考虑在内：一是从普遍到特殊的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二是从一个例子或场合到下一个例子或场合发生的变化。这一可变性，连同决定其意义的理想整体是不存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特定概念在任何特定时刻的界限必须是开放的或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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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重复性”是德里达赋予这一复杂关系的名称，这一复杂关系包括这一理想化的同一在事件特殊性中的“可变性”与同一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的重现或重复性。因此，可重复性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让人们必须同时思考规则和事件、概念和特殊性”（Derrida 1988，119；1990，216)。它是个解构的“概念”，不仅表明所有概念的区别性特征，还表明概念形成的界限，在这里概念形成被理解为规定某类或某种事物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德里达的哲学概念被看作根据可重复性的解构逻辑界定的理想对象，因此它们没有对概念的传统理解具有的那种确定性。

德勒兹和瓜塔里创造的哲学概念表现出德勒兹非概念的概念具有的形式特征。在《千高原》中，他们提出一种块茎式思想形象，在其中概念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为从一个问题到下一个问题，它们会被修正或改变。他们提出的概念不受不可兼析取（exclusivedisjunction)这一逻辑限制，人们认为是这种逻辑决定着科学中的概念形成。相反，它们从一个高原到另一高原不断发生变化。①《什么是哲学?》定义哲学概念的方式再现了德里达非概念的概念具有的形式特征。他们将概念定义为本来就是可变的强度多元体，其构成部分是另外的概念或概念部分，比如谓词(predicate)。在一个给定的概念内，这些部分被组织在临近区域或不可辨别区域中，而该区域确定了概念的一致性：“组成部分仍然不同，但有某种东西，它们之间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从一个部分进入另一个部分。”(QP25，19一20)照这些话来看，我们可以说正是口语符号和书写符号之间的这样一个不可确定区域界定了一般意义上的书写这一解构概念。反过来说，我们可以说“不可确定性区域”让概念连贯一致，并且也让它们成为可重复的，这是德里达所说的意义上的可重复。德勒兹和德里达各自关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形式上的或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让德勒兹将延异视作一个概念，并将它连同柏格森的绵延(dureé)、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和福柯的陈述(énoncé)一起，纳入20世纪重要的哲学创造之列：“当德里达将差异(différence)写为延异(différance)时，显然他在提出一个新的差异概念。”(DRF 35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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