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其次，语言的口令功能解释了下面这一点，即对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存在的非实体转变的表达如何让德勒兹和瓜塔里从干预而非再现的角度重新描述了世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口令具有的“口号”这一日常意义对这一概念尤其重要。语言的口令功能或口号功能关乎的是有效性:它指的是身体和事态如何被以特定方式描述它们的特定言语改变，因此使得参与者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事物，并造成即时的非实体转变。德勒兹和瓜塔里接着从解域化和再辖域化这一双重运动的角度来描述语言(表达形式)与世界(内容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因此恢复了他们的实用主义语言理论和在构成这部块茎著作的其他高原中逐渐形成的组装理论之间的关系。

回到口令概念的多变性这一问题上：可以根据下面这一复杂的功能来理解这一概念具有的概念一致性，该功能将语言要素，比如词语或一串符合语法规则的词语，与言说的情况或语境联系起来。正是将语言与其外部联系起来这一功能使说出这样的语言要素成为一种语言行为或语言表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口令“实现了语言之所以可能的条件”(MP108，85)。同时，口令的异质性在于下面这一事实，即不能脱离它与一系列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其意义，比如自由间接话语、言说的集体组装、符号机制、对语言的大民族和小民族运用以及作为非实体转变的事件这一概念。概念的内在多变性在于它如何跨越一系列与其他概念的不同关系保持其自身构成的一致性，概念是根据这些其他概念被界定的，并且这一系列其他概念具有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多变性成了文本中对概念进行解释的一部分。它通过另外的概念得到阐释，与这些概念的一系列关系给口令概念带来了一系列可能的理论化途径：对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的理论化，对表述或言说如何与言说特定事情之所以可能的话语条件和非话语条件密切相关的理论化，对这些条件因而还有言说的形式和内容如何不断变化的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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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概念：哲学、殖民与政治

第一章 多变的概念、比喻和指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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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的概念2:战争机器

在高原12“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中概括的“战争机器”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特别鲜明的表明运动中的概念的例子。德勒兹和瓜塔里没有列举战争机器的明确特征。相反，他们通过一系列公理和命题概括了许多明确的特征，在这里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系列公理和命题是最终确定的或封闭的。然后他们用下面这些经验材料证明这些公理，这些材料来自关于神话学、文学、人类学、历史认识论和哲学思想形象史的研究。第一个公理称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他们说战争机器是“外在”的，意思是它在所有方面，属于不同于国家机器的“另一种类、另一性质、另一起源”(MP436，352)。换言之，这些组装与国家机器完全不同，因此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直接比较。德勒兹和瓜塔里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的阐述方式想要解决的问题：

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这一点处处皆明显，但仍然很难思考。说战争机器外在于国家机器，这是不够的。需要将战争机器本身作为一种纯粹的外在性形式来思考，而国家机器构成的是这样的内在性形式，我们习惯以它为模式，或者是我们习惯根据它进行思考。(MP438，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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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客体的角度，或从试图在其中形成概念的思想方式的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从客体的角度来说，国家是一个捕获机器，它总是要建构一个内在性领域。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界定明确的实体，就是说这些是所有形式的国家具有的不变特征。虽然古代帝国、现代早期的君主制国家或当代的民主国家并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构成的统一性”(MP532，427)。相较而言，战争机器组装之间并没有这种构成的统一性。它们表达的是一种特殊的抽象机器，它“只存在于自身的变形之中”(MP446，360)。因此，战争机器组装与国家形式从根本上说截然不同。与其说战争机器是个界定明确的客体，不如说它是一种功能、过程，或一种每次以不同方式再现的事件。换言之，它是一个完全受可重复性逻辑支配的实体，德里达认为所有的事件都具有可重复性。从关于概念和概念形成的传统理解这一角度来说，战争机器从本质上说是差异的和多样的，这使它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客体”。战争机器是这样的，关于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即有一系列将决定某物是这种组装的必要充分条件特征或标志。它不能被捕获在一个固定的概念中，在这里，这意味着明确说明某物归入某个特定概念的必要充分条件。那么，问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思考战争机器的方式，它足以说明其作为“纯粹的外在性形式”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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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的角度看，恰当地用概念思考战争机器的问题，与形成一种能让概念动起来的非再现思想方式这个问题是相同的。此外，这一问题出现，是因为将概念看作构成思想中的一种内在性形式这一传统理解以被理解为捕获机器的国家形式为模型。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传统的再现式思想形象如何表达一般国家形式的本质。他们的国家形式概念包括两极或两种捕获类型，他们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思想形象上，并指出：“当有人向我们谈及真理的帝国或灵魂的共和国时，它不只是个比喻。对将思想建构为原则，或一种内在性形式，或一个层叠而言，它是必要条件。”(MP465，375)因此，如何用概念表达一种纯粹的外在性形式这一问题需要另一种非国家的思想方式，他们称之为“游牧”思想。它将是这样一种描述客体的思想方式，它不是进行概念捕获，而是沿着一条由概念对比形成的可变道路行进。在关于战争机器这个概念的例子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依赖的是下面这样一些差别，比如在杜梅齐尔关于印欧神话的研究中发现的两极主权之间的差别，比如国际象棋和围棋之间的差别，比如在莎士比亚和克莱斯特那里发现的不同类型的史诗剧之间的差别。就像上面讨论过的口令概念一样，战争机器概念是这样被解释的，即通过根据在这一高原中连续制定的公理和命题探讨的各种内容追溯概念的不断变化之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机器这一概念的多变性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或非正确性，它们与客体具有的差别性和分散性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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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性问题

如上面一开始就指出的，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多变概念具有的反再现性为批评家们带来了一个问题。许多批评家往往认为他们从事的要么是一种经验的社会科学，要么是一种依赖于比喻的哲学。不管怎样，人们认为他们容易受到针对其概念之经验基础的批评。卡普兰提供了一个关于后一种解读的例子，她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者纯粹看作对被解域了的生活方式的比喻。说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文本中发挥作用的游牧这一形象是个比喻，这等于是说它依赖于和真正游牧民族的比较。这样来理解的话，德勒兹和瓜塔里在阐明其战争机器的概念时使用的游牧民和游牧这些词语，表明对战争机器的特征与在所谓的游牧民族那里发现的界域、武器和符号的关系进行的比较。因此，他们的文本容易遭到根据下面这一点提出的批评，即他们歪曲了其中一方以进行这一比较。更一般地说，它容易遭到根据下面这一点提出的批评，即它参与了欧洲殖民话语所维持的那些错误陈述。因此，卡普兰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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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喻的游牧民可能会受到精心的理论挪用，因为神话化了的迁徙要素(独立、与民族国家不同的组织形式、没有机会积累很多剩余物，等等)和以下两方面非常一致，即欧美国家对独居的现代主义青睐，对与游牧民有关的那些特定地方远离工业化和大都市文化影响的沙漠和开放空间—的赞美。(Kaplan 199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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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神话化了的这个词表明在指控他们固化了关于殖民地他者(colonral others)的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背后，还有这一指控——他们歪曲了那些被叫作“游牧民”的人们的生活现实。

在此处，卡普兰的批评与米勒的意见一致，米勒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话语依赖于殖民主义的人类学资料，因此其指涉权威受到了威胁(Miller 1998)。他们关于游牧的描述间接指涉游牧民是否可靠这一问题位于米勒(Miller2003)和尤金·霍兰德(Holland 2003a，2003b)最近一次争论的核心之处。为回应霍兰德提醒说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民”是个概念人物而不是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米勒强调他们关于游牧的哲学概念仍然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人类学资料，甚至“来自于”真正的游牧民。从这个程度上说，“《千高原》中仍受致命的再现说影响”(Miller2003，136)。他重复了他之前的批评，即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游牧的描述因为下面这一点而大打折扣：其所依赖的人类学资料具有原始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特点。有人指责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概念有缺陷，因为从认识论上说是可疑的人类学资料在支撑着它。如果不从经验上理解游牧这一概念，那么就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比喻。游牧学这一高原的结束语否认游牧民“掌握着”战争机器的“秘密”，因此，当米勒确实考虑到这些话时，他就采用比喻的阐释，他说，“游牧民和他们的战争机器似乎已经消失在无范围的空间之中，成为发挥其他作用的历史比喻、历史创造”(Miller1998，204)。同样，在他回应霍兰德时，他指责德勒兹将真正的游牧民变成比喻，这种方式“在哲学上说是令人怀疑的——创造了一个没有他者的世界，——从历史角度说应该受到谴责看样子它无法与殖民主义分开”(Miller 200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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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或直接提出了经验概念或提出了比喻这一方面，米勒和卡普兰的批评互相吻合。不管怎样，这一论点是说他们犯有与殖民主义同谋之罪。但是，他们宣称他们创造的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比喻，如果我们对此信以为真的话，这一批评就不攻自破了。坚持将游牧、战争机器、各种小民族生成等当作比喻，这样做只是没能认识到他们的非再现式思想实践。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并不是在概念和依据再现式思想形象理解的比喻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这一再现式形象和一种新的思想形象之间进行选择，后者允许创造多变的概念。照这些话来看，这里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的概念和他们明明白白的经验主义断言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间，在概括游牧、战争机器和小民族生成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对游牧民族和游牧文化实践做过表述。这些表述中有一些容易受到以经验为由的质疑，这很可能是事实。但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表述在文中起的是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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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战争机器由游牧民发明这一点变成一条公理，并且称游牧民是由一系列界定了战争机器这一类组装的特征界定，这表明他们的“游牧”只是偶然与他们关于真正游牧民族的经验断言有关。他们用关于沙漠民族生活的描述生动地表达了游牧和平滑空间的关系，表明游牧生活方式选择的是这样的道路，它们将个人和群体分配在开放的平滑空间之中，不同于那些将不动的社会空间区域联系起来的道路和公路。圈占地和圈占地之间的小径将不动的空间划分为条纹状，而游牧空间是适于流动生活的纯粹表面，没有圈占地或固定的分配模式。但最后，这些半经验主义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表达平滑空间之特征的方式。最后，是与平滑空间的积极关系界定了游牧民和战争机器的根本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和瓜塔里可以说：“游牧民创造了沙漠，同样沙漠也创造了游牧民。他们是解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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