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译丛]德勒兹概念 哲学,殖民与政治

(MP473，382)他们的游牧概念并非源于关于游牧民的经验事实。《千高原》中关于游牧生活的表述只是表达了游牧概念，其真正的来源在哲学而非殖民主义的社会科学。

根据其与平滑空间的关系界定游牧生活，其概念途径就是德勒兹已在《差异与重复》中对存在的游牧式分布进行的描述所依循的概念途径，在《差异与重复》中，他说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分布，这必须被称作游牧的，一种游牧的诺摩斯(Nomos)，没有财产，没有圈占地或界限。在这里，不再有对被分布之物的分配，只有那些在开放空间一个无限的空间，或者至少没有确定界限的空间—中分布自身的那些人中的分配”(DR54，36)。德勒兹的“自由差异”世界表达了对同一性、整体性和封闭性这些形象的反对，该反对是游牧论这一概念的直接前身。德勒兹和瓜塔里思想中这一概念的真正起源，是这一哲学的和道德的启发，而不是从人类学那里获得的任何资料。游牧民对他们界定战争机器这一类组装并非必不可少。某个政治的、科学的或艺术的组装可能是潜在的战争机器，恰恰是因为：

它与一个系(pkylum)相关而勾勒出一个容贯性的平面、一条创造性的逃逸线、一个变动的平滑空间。并非是游牧民族界定了这一系列特征；而是这一系列特征界定了游牧民，同时界定了战争机器的本质。①（MP527，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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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他们关于游牧生活条件的描述只不过是一种表明了战争机器那种组装具有的重要特征的方法：与平滑空间而非条纹空间的关系，与逃逸线或解域化的密切关系，以及产生绝对、强度速度的能力：

游牧民分布于一个平滑的空间，他们占据、栖息，掌控了这片空间，这就是他们的界域原则。同样，以运动来界定游牧民也是错误的…同样必须将速度与运动区分开来：运动可以是极为迅疾的，但它却未必就具有速度；速度可以是极为缓慢的，或甚至是静止的，但它仍然是速度。运动是广延性的，而速度是强度性的……我们会说：只有游牧民才有绝对的运动，也即速度……游牧民]是解域的力量。①（MP472，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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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609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反过来说，战争机器确实是德勒兹和瓜塔里用来指变形机器的术语，这些变形机器外在于国家形式，并且从根本上与它们不同，国家形式表达的是思想或社会中的统一、整体和封闭之力(Patton 2000，109-110)。这样的战争机器是抽象组装，一种纯粹外在的抽象机器，不能将它与任何具体的社会机器，更不要说军事机器混为一谈。其本质不是战争而是创造性的迁移和解域化，是增加平滑空间。在平滑空间中，不同的力之间的新关系成为可能。这一概念的功能是表达变形和解域化的力量和过程。同游牧生活这个概念一起，它是要将当代社会中那些反抗捕获过程的诸力反现实化。因为游牧这一概念从定义上说受制于战争机器这一概念，因此对游牧生活的描述能够表达这一自相矛盾的对象。然而，同时，不能认为这一概念或其“对象”受制于任何特定的表达形式。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是抽象的，这和战争机器是一种不能简化为其特定的艺术、技术或政治实体的抽象组装是一样的。关于游牧生活的半经验主义断言只会表明这一抽象机器的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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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文译文出自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548—550页，译文略有改动。——译者注

由此可见，这些说法的不可靠性不会威胁到明确说明概念这一任务。米勒说这些断言所依赖的很多资料都有缺陷，这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从概括非再现的游牧概念这一任务的角度来说，对此种批评的恰当回应是摒弃这样的资料，寻找说明这一概念的其他方式。如米勒指出的，这等于是将游牧从《千高原》中抢救过来(Miller2003，137)。但根据我上面所描述的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实用主义哲学观，可以证明这一回应完全合理。说关于游牧和战争机器的描述实现了建构某种概念的哲学目的，并不表示这些是好概念，好概念是指它们实现了将某些种类的转变力量反现实化这一目的。游牧社会生活的条件并不一定为把握当代社会中的变形和解域化机器的本质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重新思考游牧这一概念最有力的原因并非来自这一概念所谓的指涉缺陷，而是来自米勒和卡普兰提出的下面这一论点，即选择游牧民来说明战争机器和平滑空间的特征固化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原始主义的漫长传统和对他者的迷恋。在这个程度上，卡普兰认为，他们固化了现代主义欧洲想象的修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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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文本的评论，毫无疑问这一分析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它只探讨了他们对表达方式的选择这一相对肤浅的问题。作为对他们的游牧概念进行的评论，这些指责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因为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游牧与质的多样性、平滑空间和转变条件联系起来，可以认为这否定了农业和社会生活的定居形式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优先性，这是以牺牲与土地更具流动性的、更多变的关系为代价而赋予它的优先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游牧概念与现代欧洲的社会想象中的某个深层观念背道而驰，这是我们在洛克的《政府二论》以及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中看到的。在为将土地据为己有、征服所谓的原始民族提供的理由中，这一偏爱定居生活方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创造了自己的奇迹(Tully1994)。土著民没有定居制度和农业行为，这被看作认为他们是原始野蛮人，属于“文明”诞生之前的文化时代的充分理由。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概念及其与解域和变化过程之间的联系直接对这一规范性结构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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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兰进一步称德勒兹和瓜塔里依赖欧洲中心论的他者形象而不是让他者为自己说话，因而固化了殖民主义话语：“第三世界扮演的只是欧洲对抗策略的比喻界限、想象空间的角色，而不是理论创造本身所在之处。”(Kaplan.1996，88)这一论点还认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反抗策略依赖于比喻:认为生成小民族需要“模仿现代性他者”的方式和模式”，就好像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起初认为生成女性需要男人模仿女人一样。①该策略不大合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下面这一观点造成的，即认为它依赖于“模仿”小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把小民族或游牧这些概念看作比喻，那么这就不意味着进行上述模仿了。此外，这一论点认为两位作者不适当地普及了这一对抗策略，因此当他们建议“我们所有人”进行小民族生成时，他们不只是代表欧洲人和北美人而且是代表所有地方的所有人这样说。照这样，卡普兰认为，生成小民族的策略只是对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大民族人物讲得通，却被“描述为对我们所有人'的命令”(Kaplan1996，88)。但是，在这里有责任的不是两位作者而是读者，正是读者认为一部在特定的文化传统内部写就的、为反抗该文化传统而写的著作可以简单地移植到另一个语境之中，却不用经过重要的改变。当卡普兰称“总是将……他们方法的有效性普遍化”时，她就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她就将隐含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判姿态中的界限变成了一种缺陷(Kaplan 1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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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对这些批评的总结，参见Grosz 1994，163-164和173-179。关于近期更多女性主义者对德勒兹的哲学和游牧概念所做的回应，参见 Buchannan and Colebrook 2000，Braidotti 2002, 65 - 116, and Colebrook andWeinstein2008。

相形而言，如果我们将他们的著作看作对特定文化背景的干预，沿着他们通过将语言描述为当前的口令集合体建议的路线，那么以这种方式将他们的批判姿态普遍化就不合适了。如卡普兰自己提出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对边缘性和移植这两个形象的使用在何种意义上涉及“试图替换欧洲人文主义传统沉积下来的大部分内容”(Kaplan 1996，88)。没有什么能保证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在所有的语境中都会有效。德勒兹和瓜塔里提出概念的方式导致其批评效力主要内在于欧洲的文化想象。①将他们的哲学实践解释为非再现的和实用主义的，如上面概括的那样，这教会我们要有效地将变形、改变和解域过程反现实化，这需要适合具体语境的表达方式。这表明比喻这一问题与之无关。最后，它能让我们理解这些概念从根本上说具有多变性，能让我们将它们与它们的表达方式分开。有效的批评必须从下面这一假设开始，即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与这样的概念具有同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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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奇怪的是，卡普兰指出它让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批判姿态仅仅对“欧洲人和一些北美人有用”，就好像在欧洲之外欧洲的殖民想象只在北美发挥作用一样，认为它是这一内在局限性造成的结果。

第二章

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对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哲学是创造概念，而概念的目的不是准确地再现事物的所是，而是有助于创造新的地球和新的民众这一乌托邦任务。创造概念“本身呼吁一种未来的形式，呼吁尚不存在的新地球和新民众”(QP104，108)。与马克思、福柯和许多其他哲学家一样，他们认为哲学实践服务于更大的目标，即让未来不同于过去，让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比过去更好。哲学创造的概念有助于我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哲学因此服务于上述目标。新概念提供了描述哲学思想所回答的问题的新方式，因此将我们指向了新形式的答案。

创造概念与阐释新的词汇密不可分，比如那些在《千高原》中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包括用来描述各种组装的术语，在这里它们由其逃逸线或解域化界定，由它们对内容和表达的特定组合界定，由它们的层化形式以及它们表达的抽象机器界定。它们包括描述欲望的微观政治时使用的一系列术语，比如无器官身体、强度、克分子的(molar)和分子的节段性。包括用来描述各种生成过程的术语，比如生成女人、生成动物和生成一不可感知。包括将资本主义描述为没有任何界域的公理系统的术语，这与对消费流和生产流进行超编码的界域体系相对。包括被用来将国家描述为捕获机器而非抽象的变形机器(游牧战争机器)的术语，变形机器是推动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力量。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这些都是哲学词汇而非社会科学词汇，是实用主义的而非以真理为本。它们使一种意在即刻实用的描述成为可能。虽然其目的是变化而非真理，但它们提供了描述日常事件和过程的新方法，因此提供了理解和影响世界的新方法。比如，我们是在有效地解域特定的捕获机器，还是只对其机制进行简单的改良，这并不一样。对界定个人或集体身体的各种线进行描述，这让我们能够问下面这样的问题，比如：“你的线是什么？你在绘制或重绘什么样的图？你将画出怎样的抽象线，你自己或其他人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你的逃逸线是什么?”(MP 249,203)

第二章德勒兹、德里达和哲学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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