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ema_version: "library-reader-v1" source_type: "original_book" title: "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author: null edition: null publisher: null year: null isbn: "9787532792511" library_document_id: "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 source_sha256: "168b7aff5a28acf1150134a6c796ecc06a3d5816620635f86631b04feb66210b" pdf_physical_page_count: 145 pdf_physical_page_index_base: 0 range_start: 110 range_count: 10 html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start=110&limit=10" markdown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md?start=110&limit=10" previous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md?start=100&limit=10" next_url: "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md?start=120&limit=10" --- # 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 页码规则：PDF_PHYSICAL_PAGE_INDEX 是从 0 开始的权威文件物理页索引；PRINTED_PAGE 是页面中识别出的印刷页码，可能为空，二者不得混用。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0 | PRINTED_PAGE=106 平台经济中新一波的斗争也开始采用与之相似的策略，这似乎并不足为奇。当平台将城市非正规领域的逻辑和参与者转变为积累核心的时候，微工人所产生的需求和策略，不出所料地与小贩、人力车夫和快递员等“个体经营者”的需求和策略一致。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紧张时期，拉丁美洲爆发了一场非常引人注目的行动。2020年7月在圣保罗，5000名快递员参加了一场席卷整个城市的历史性大罢工，这是迄今为止针对平台资本最大规模的行动之一。[1]快递员，俗称骑手，用助动车在城市里四处运送货物，城市依靠他们的劳动得以运转，但却对他们的存在表现出极大的敌意。骑手主要来自圣保罗贫民窟的非洲裔巴西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作为消耗品的现实中，不仅因为工资太低而无法生存还面临着更加残酷的交通事故和蓄意攻击，这种悲惨的景象无处不在，以至于城市现在到处都悬挂着白色的“幽灵自行车”来纪念那些因事故死去的骑手。〔2]圣保罗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如此巨大，以至于总会有其他的骑手来取代那些路上遇难的人。就像许多在Mechanical Turk 或 Playment平台上寻找工作的人一样，这些骑手的日常工作跨越正式和非正规的界限，从为临时客户跑腿到 UberEats 和 iFood [1] Callum Cant, 'The Frontline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Platform Capitalism Lies in São Paulo', Novara Media, 3 October 2020. [2] Martha Pskowski, "They Aren't Anything without Us": Gig Workers Are Striking throughout Latin America', Vice, 11 August 2020. 106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1 | PRINTED_PAGE=107 的快递工作，无所不包。 当送餐平台扩大了劳动力供应，并将现有的工人降级为后备工人后，罢工在南美洲开始蔓延，到达智利、阿根廷和秘鲁。[1]当越来越多的快递员通过社交媒体或口口相传聚集在他们的快递集散地时，自发的、未经计划的、在正式劳工运动之外的罢工开始了。随着他们得到了城市其他被剥夺者的支持，工人和非工人界限变得模糊，形成了一个怒和沮丧的团体。在该行动的城市中心圣保罗，庞大的人群和自行车队封锁了桥梁和商场，以阻止货物流动，将原本针对几家公司的罢工变成了全市范围的停摆。 与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的非正规工人的斗争策略相呼应，快递员们阻止交通让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停止，迫使政府监管他们工作的平台。其他平台的罢工更加直接地集中在推动国家对经济的监管上。仅列举数例，优步司机2018年在开普敦和2019年在孟买的罢工主要是围绕降低汽油价格的要求。〔2]由于工人被迫购买自己关键的劳动资料——优步司机必须提供自己的车辆和汽油——他们罢工的要求往往集中在商品价格上。在开普敦，优步司机多次堵塞城市关键道路以推进这些要求。巴黎的司机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他们封锁了该国的机场，伦敦的司机封锁了前往威斯敏斯特和伦敦交通局的交通，以抗议危及司机生 [1] Martha Pskowski, “They Aren't Anything without Us": Gig Workers Are Striking throughout Latin America', Vice, 11 August 2020. [2] 'Uber, Taxify Drivers Strike over “Slavery-Like" Conditions', Independent Online, 13 November 2018. Also see Adiya Ray, 'Unrest in India's Gig Economy: Ola-Uber Drivers' Strike and Worker Organisation', Futures of Work, 9 December 2019. 107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2 | PRINTED_PAGE=108 存的气候政策。[1] 类似的抱怨和要求会促使微工人采取行动。像优步司机和非正规快递员一样，流通的痛苦在微工人的工作经历中的感受更加强烈；微工人必须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电话、互联网和电费买单。当这些负担变得难以承受的时候——例如电价大幅上涨或互联网连接过于糟糕——微工人就有可能联合起来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当然，抵抗或许可以采取阻碍数据流通的数据封锁方式。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在数字资本的虚无世界中，封锁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即使大量数据标注员放下各自的键盘和鼠标，仍有大量工人会留下来，准备接手罢工者的工作。不像优步和Deliveroo等其他网站，微工作网站的劳动力资源不受地域的限制，而是遍及网站运行的每个国家，通常已经拥有数百万的工人，而且不停有新工人的加入。任何不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的行动，都只会将大量的任务留给那些不服从的少数人享受。 与其他领域的非正规无产阶级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微工人需要找到破坏流通的办法，而不仅仅是转身离去。有针对性地破坏任务或许被证明是一种必要的策略。其形式可以是大规模闲置任务到持续广泛的“捣毁机器”，这是一种古老的斗争策略，往往会转化为准起义组织。19世纪的英国纺织行业的激进分子卢德派就是这样一个“在隐秘的革命目标边缘不断颤抖”的团体。[1]在数字领域，“捣毁机器”实际上只是一种隐喻，破坏数据的行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捣毁织布机截然不同。数据任务的大规模扰乱更像交通封锁，暂时停止数据交通，而不是实际将其摧毁数据与织布机不同，它是非竞争性的、无处不在的、可以无限复制的。尽管如此，在算法统治的时期，这种行动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但与其他类型的在线行动一样，它有赖于足够多的参与者，这样就会法不责众，不让任何工人受到惩罚。与黑暗掩护下、蒙着面孔、伪装起来捣毁机器的卢德派分子不同，“捣毁”算法无法享受到这么多便捷的条件。[2]微工人时刻处于平台密切的监视之下，任何行动在发起之时就会被当场终止。 [1] See Protesting Uber Drivers Blockade Access to Paris Airports', The Local FR, 23 December 2016. And also see Sanjana Varghese, 'Like the Gilets Jaunes, London's Black Cab and Uber Drivers Rail against Environmental Policy', Wired, 1 April 2019. 108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3 | PRINTED_PAGE=109 无收入者的运动？ 与其他就业不稳定的工人和无薪阶层一样，对这些因为可以被随意替代和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而缺乏行动能力的微工人来说，没有直接有效的拯救方案。 对于封锁城市垃圾场的拾荒者、努力维持抗争运动势头的快递骑手和尚未开始行动的微工人来说，成功发动抗争运动的关键在于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盟。如今全球数量巨大的人群的命运，即那些无收入者的生存主义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那些位于工资边缘的人能否形成与工业工人一样强大的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斗争的未来仍然极不明朗，除非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能够想到新的战略措施、联合途径和团结网络。这种联合需要跨越由众多的地理、文化和身份构成的复杂的经济板块，有人基于这个原因认为这种联合注定会失败。然而，巴西的“无家可归的工人运动”和阿根廷的失业工人发动的拦路者运动等组织方式为工人、失业者和活动家提供了更广泛的无收入者运动的模板。的确，在21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余劳动力或不稳定就业的人员，想要在这个世纪发动针对资本的团结一致的斗争，斗争的主体必然是无收入者，而不是有收入者。 [1]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enguin, 1991, p. 604. [2] 关于卢德派更加详尽的论述，参见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p. 605—645。 109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4 | PRINTED_PAGE=110 这种联合完全有可能不会出现。全球北方的城市中心的大学毕业生，或许从事着和那些困在贫民窟、关在难民营、遗弃在被人遗忘的铁锈地带的人们所从事的相同的任务。但是他们相对的生活机会仍然因为国家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在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差异只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边缘群体的一端是记者保罗·梅森所谓的“网络化的个体”，那些漂泊无定、就业不充分、大都市中生活的服务工人；在另外一端是被政府压制的被标记为剩余劳动力的人群。1]争取更高报酬工作的国际竞争以及不同国家工资价格的竞争力，表明边缘群体的工作经验很难被普遍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平台成为一种虽然萧条但竞争极为激烈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下，日益恶化的不稳定性似乎只会滋生仇恨，反动势力越来越频繁地引导不满的人们去攻击劳动力中的弱势群体——妇女、移民和少数族裔—他们很容易成为资本失败的替罪羊。 [1]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2016, pp. 114— 115. 110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5 | PRINTED_PAGE=111 但是想要防止被剥夺者再次成为“被收买的反动阴谋工具”，就必须出现更广泛的无收入者的联盟，将从柏林不充分就业的服务人员到圣保罗贫民窟的小无产阶级的边缘人群都囊括进来。[1]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挽救已被遗忘的工人国际的梦想？现在这一梦想的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无收入阶级，他们需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一个将会导致赤贫和全球崩溃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运动似乎遥不可及。但是历史已经创造了众多的小的联盟、机构和要求，这些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备条件。 第一，无收入者的联合 失业率急剧上升的时期往往会出现明确地以将失业者组织起来为目的的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失业导致的贫困率居高不下，英国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大量失业人员占领建筑、封锁街道，并与地方当局发生激烈的对抗。抗议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暴乱相似，但后来在英国共产党的引导下，成立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持久的组织——全国失业工人运动（National UnemployedWorker'sMovement)。[1]在这一组织的主导下，零星的冲突凝聚成1922年的全国饥饿大游行。随后，该运动的成员迅速攀升至10万左右。随着英国陷入或摆脱经济危机该会员人数出现波动，在大萧条期间失业人数增加，会员人数随之急剧增加。但到了1937年，随着失业人数再次开始下降，这场运动基本上已经偃旗息鼓了。 [1] 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 231. 111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6 | PRINTED_PAGE=112 英国的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将不可靠的动荡转变为持续的对抗，其手法在今天依然可以效仿。该组织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采取行动，支持其他被剥夺权利者的行动。该组织成功地发动了谢菲尔德和格拉斯哥等社区无家可归者日益增加的运动，该运动帮助阻止警察驱赶租客，并经常通过将被驱逐家庭的家具转移到闲置房屋来让贫民窟房东无法得逞。[2]英国的全国失业工人运动还与其他诸多工会联合，帮助强化罢工和解决争端。其一贯的政治立场有助于克服流氓无产者更加反动的因素，主要通过反法西斯教育和行动，比如在成员中分发诸如《法西斯危险与失业者》等宣传册。 [3] 尽管这些运动是在英国共产党的“失落的世界”中实现，并依靠一定程度的激烈的先锋主义来争取成员并组织行动，但其领导者更多还是于从失业者中出现，他们往往是熟练的工程师，拥有曾经在工会组织中的工作经验。〔1]虽然当今世界必须优先考虑类似的运动，但必须采用不同的形式。完全围绕“失业者”身份而发动的运动往往只局限于巨大人口中仅仅一部分人的命运。失业者的命运与反复无常的劳动力市场息息相关，当经济开始复苏，新市场开始拓展的时候，失业人数就会随之下降，失业者对“工作”和“安全”的需求将得到满足——无论以哪种大打折扣的方式—失业者群体就会随之解体。在我们当今缓慢增长和失业中复苏的时代，危机后的失业高峰会将失业者分散到不断增长的不充分就业中，从而导致非正规、低工资工作的永久性增加。也就是说，失业并未消失，只是披上了不稳定就业、不充分就业和工作中贫困的幌子。但问题是，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往往被人倾向于看作各种政治问题，而非劳动力需求减少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围绕比“失业”更加广泛的身份发动运动，以团结所有被剥夺了工资的人。 [1] 'How the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emerged can be found in: John Burnett, Idle Hands: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1790—1990, Routledge, 1994, pp. 255—256. [2] Marcus Barnett, 'Unemployed Workers Can Fight Back', Jacobin, 18 July 2020. [3] Wal Hannington, 'Fascist Danger and the Unemployed',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1939. 112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7 | PRINTED_PAGE=113 巴西的“无家可归的工人运动”中可以找到这种比失业者更加广泛的身份。如前所述，该运动旨在将“工人、劳工、非正规就业者、不充分就业者和失业者”团结起来，共同争取更好的住房条件。〔2]虽然表面上其目的是为其成员寻求正式的住房，但该运动在很多条政治战线上动员了圣保罗的一部分穷人反对国家和资本。[1]对体面住房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弱势群体可以围绕这个切入点团结起来，成为大家共同斗争的目标，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斗争同样符合快递骑手和微工人的生存本能。 [1] Ralph Hayburn, 'The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1921— 1936',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8 (3), 1983, p. 286. See also Raphael Samuel, The Lost World of British Communism, Verso, 2006 [2] Cibele Rizek and André Dal'Bó, 'The Growth of Brazil's Homeless Workers' Movement', Global Dialogue: Magaz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5 (1), 2015. 113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8 | PRINTED_PAGE=114 第二，无工资者中心 为了形成更广泛的联盟，那些被剥夺工资的人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罢工或抗议之外的时候在物理空间见面。工人中心或许可以为那些分散的就业不稳定和一无所有者提供面对面接触的机会。美国各地的移民临时工就采用了这一策略，工人中心为那些作为廉价劳动力从国外招来然后被推到国家边缘的人提供了交流空间，形成所谓的“没有工会的联合”(unities without unions)。保罗·阿波斯托利斯在其《为时间而战》一书中详尽描述了工人中心作为非资本主义社会交往的作用，认为工人中心为那些因为竞争和不稳定的工作模式而相互分裂的人带来了“精神支撑和相互帮助”。[2]仅仅美国就有200多个这样的中心存在于全国各地，其目标包括提供建议、提供空间、商量针对雇主的办法等。这些工人中心与其面向的工人一样，具有非正规性，它们不像政府机构那样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限制，也不像工会那样受限于某一部分劳动力。正是这个原因，它们能够，也的确经常，为它们服务的工人提供政治教育。 [1] 关于该组织在反对世界杯和对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进行弹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讨论，参见 Victor Albert and Maria Davidenko, "Justification Work: The Homeless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Pragmatic Sociology of Dissent in Brazil's Crisi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5 (1—2), 2018。 [2] Paul Apostolidis, The Fight fo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88. 114 ## PDF_PHYSICAL_PAGE_INDEX=119 | PRINTED_PAGE=115 为了让非正规工人建立相互联系的纽带而建立的工人中心，其潜力远远超出了临时工的范畴，很容易为快递骑手、兜售纸巾的沿街小贩和在线接任务的工人建立类似的工人中心。无产阶级中的这部分人经常在市场的驱动下不知道其他面临类似生存斗争的人的存在。例如，在印度德里、卡纳塔克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微工作高度集中的地方，工人中心能够提供比孤立的在线论坛更有意义、更加持久的相互接触的方式。[1]遍及全球的实物的、砖头水泥的工人中心里，人们可以面对面碰头，能够通过在线空间将不同的工人中心连接起来，这将有助于促进更广泛的劳工运动所需要的各种交流。 这些工人中心除了提供政治教育之外，还可能通过向那些长期被资本忽略的人提供相互帮助和支持，实现一种更加激进的政治立场。工人中心可以提供食物、服务和住所，传说中的社会主义设想——双重权力[2]——似乎再次有了实现的可能。与列宁对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的定义相关，双重权力在今天的工人联合的网络和互助群体中不见踪影，这些网络和群体往往受到资助者利益或“服务提供者”期待的约束，经常是去政治化的。互助组织一旦与政治指导和动员相结合，就会对市场构成困扰，而市场对人类需求的完全支配就会难以为继。当双重权力充分实现的时候，“权力转移至人们每天寻求帮助和寻求领导的网络，这种网络就会成为事实上的政府，而不会对表面上的法律结构形成正式的挑战”。[1] [1] See Rajat Kathuria, Mansi Kedia, Gangesh Varma, Kaushambi Bagchi, and Saumitra Khullar, The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for Online Freelancing and Microwork in India,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December 2017. [2] 双重权力（dualpower）是列宁在一篇名为《双重权力》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的术语，指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政权——俄国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立的局面。——译者 115 下一段：[继续读取](https://workshop.closeclaw.top/api/ai/read/93d97921-01f1-48cb-976b-1fe80778bb33.md?start=120&limi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