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显而易见，由于微工人极为庞大的数量，他们的罢工行动会波及整个资本主义系统。随着风险资本停止投入，人工智能项目就会陷入困境；算法会做出悖离需求的决定，犯下危险的错误。即使在较小的范围内，内容审核者的罢工会立刻导致暴力和色情图片将用户淹没。

但是，这种规模的反抗活动在其见光之前就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在脸书未能阻止总统特朗普利用该网站煽动种族主义暴力之后，一些内容审核者向那些愤而离去的脸书员工发出声援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这些工人们面临的风险：

我们会选择和你们一起离去，只要脸书允许。作为外包工作者，保密协议阻止我们公开谈论我们大多数醒着的时候所从事的工作和目睹的事情……与脸书的正式员工不同，保密协议还阻止我们表达对一些事情的担忧，参与公众关于与这一工作相关的不可避免的道德问题的讨论。我们会选择和你们一起离开，只要我们能够承受结果。在当下，内容审核者没有可能，没有网络或平台或财务安全来有效地发动一场离职行动，而不会冒被罚款的风险，以及失去收入和我们待在目前生活和工作的国家的权力，尤其是我们在疫情中被原子化，被远程微管理的情况下。[1]

法律和软件架构用虚拟形象代替实际的人体，通过关停账户压制冲突，或用保密协议禁止用户发表言论，从而让工人们丧失任何反抗的能力，让其肩负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无法采取行动。人工智能在人类和事物的生产和流通中的存在越普遍，资本面临影响数据流动的破坏就越脆弱。然而，机器学习越多地渗透进劳动过程，就能够通过监视和游戏化来化解紧张局面，数据流动的破坏就越不可能。因为算法的控制在工人的行为得以展开之前就已经让其胎死腹中，因此工人们的呐喊很容易转变成为软件代码发出的温和的嗡嗡声。

[1] Fbcontentmods, "This Is a Message of Solidarity...', Medium, 8 June 2020. Fbcontentmods, 'This Is a Message of Solidarity...', Medium, 8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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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被动无力的状态并非微工人们所独有，而是体现了当今工人运动更加广泛的迟钝麻木，无法对抗一个不再像二战后那样高度依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系统。工业增长的黄昏时期，工人们与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减弱了，工会成员人数下降了，正如伯尼·桑德斯和杰里米·科尔宾失败的民主努力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党派的必要条件已经完全消失了，当今的工党依赖于一个基本上变得毫无力量的工人运动。工人权力撤离的空间被平台填补，平台重新施展出资本对劳动力的完全支配，让人想起早期工业时期资本对劳动力的完全支配。我们似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对人的这种分类”已经完全关闭了所有工人进行抗争的途径。[1]

工会之外的联合

微工人是过剩的、被排斥在外的、非正规的劳动力而不是有正式工资的劳动力，因此无论是比较松散的工人联合组织，还是更典型的有组织的劳工机构，微工人都对其构成极大的挑战。微工作分散在世界各地，微工人构成一个平台，这一平台可以吸纳工人巨大的剩余劳动力，这一切都让微工人很难组织起来。以月为单位或年度为单位的工会资格与微工作的时间节奏相抵触，微工人以天为单位登录平台，但经常在上面停留短暂的时间。微工人和任务发布者之间的“合同”仅仅持续几分钟的时间，有时候仅持续几秒钟，他们的工资极不稳定，很难负担工会的会员费。

[1]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Verso, 2007,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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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微工人能够负担工会会员费，但工会往往是通过职业或专业的身份来界定其会员资格，而微工作却很显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微工作没有清晰的职业、领域或专业，只是一些联系松散的零工，这些零工是我们这个低增长经济的典型特征。像“大英独立工人工会”这样的新工会，依照不稳定的合同而非职业地位的标准来吸收会员，给这种黯淡的情景提供了一丝曙光。但即使这样的工会成为普遍而非罕见的例外，微工作也经常发生在贫民窟、难民营、监狱和被军事占领之地，工会无法达到这些地方，想要将这些微工人联合起来，要么危险异常，要么构成犯罪。

即使在这些极端的空间之外，微工人都隐藏在卧室和网吧之中，他们对彼此或对可能将其组织起来的机构来说，都是看不见的。微工人在地理空间上被分散开来，很少在实际空间中见面。对那些能够采取有效劳工行为的劳务网站来说，城镇中心的会面一直是组织的核心要素。正如Deliveroo的主要组织者卡勒姆·康特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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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oo开始进一步增加劳动力供应……每天晚上都有更多的骑手开始工作，但订单数量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我们工作时间更少，收入更少，在服务中心花费的时间更多。当我们不再一单连着一单地送快递的时候，每个人开始互相认识。我习惯于加入在骑手服务中心等待的5到30名工人中开始我的工作。[1]

试图通过扩大劳动力供应来规训工人的做法，只会把原本分散的劳动力聚集在一起，并提供将其组织起来的基础。这种面对面的接触在布莱顿、伦敦、南安普顿、纽卡斯尔、牛津和其他英国城市引发了大量的未经工会批准的野猫罢工。[2]然而，当工人们只能通过在线头像相遇的时候，很难想象能够引发一系列类似事件。微工作网站阻止工人组织在公共维度上的发展，不仅通过遥远的地理距离，还通过软件界面限制微工人相互联系。

微工人所面临的这些障碍将他们的组织方式限制在远非理想的在线论坛领域。Turker Nation 和 MTurk Grind的用户，以及以 Mechanical Turk 上的工人为关注点的Reddit网站的用户，参与一些小规模、非对抗性的行动，例如为同事筹集资金等。[3]这种行动在针对特定网站架构的时候最为有效。为了反对针对微工人的单方面的评价，Mechanical Turk上的微工人开发了Turkopticon，这是一个网站和浏览器插件，能够出现在工人的屏幕上，允许他们撰写对任务发布者的评论，并实时发布。[1]存在这样一个工具的事实让任务发布者知道他们可能会被评价，这本身就会防止工资盗窃和其他不端行为。但是，这样的插件虽然有助于规范任务发布者的行为，但它并非为了改变平台本身而创造。插件本身很难发动群众组织，即使它的确表明工人们可以集体组织起来。它旨在规范任务发布者的行为，而不是释放工人的集体力量，它的作用仅仅是改良，而非革命。

[1] Callum Cant, Riding for Deliveroo: Resistance in the New Economy, Polity Press, 2019, p. 104.

[2] Callum Cant, 'Deliveroo Workers Launch New Strike Wave', Notes from Below, 28 September 2019.

[3] Niloufar Salehi, Lilly Irani, Michael Bernstein, Ali Alkhatib, Eva Ogbe, Kristy Milland, and Clickhappier, 'We Are Dynamo: Overcoming Stalling and Fric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for Crowd Workers', CHI'15: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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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让平台表现更好的努力，其影响与其他试图驯服资本的更恶劣因素的尝试一样非常有限。在2011年的一次写信运动中，MechanicalTurk平台上的工人给杰夫·贝索斯写信，要求他提高劳动力价格并改善网站功能。这些信件试图向贝索斯以及全世界表明，“Mechanical Turk 上的工人不仅是真实的人，而且是值得尊重、公平对待和公开交流的人”。[2]其中有一封信毫不含糊地告诉这位CEO:“我是人，不是算法。”〔3]

该活动在“我们是发电机”（We AreDynamo）论坛上举行，该论坛由网站上工作的工人组织，为网站上工作的工人服务，该活动是迄今为止由Mechanical Turk上的工人成功组织的唯一行动。在论坛有限的运行期间，成员可以发表想法，并对他人的想法进行投票，从而成为工人围绕民意进行动员的手段。用它的设计者的话说，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人数达到足以采取行动的群体——没有工会的联合体”，取代更加传统的劳工组织，而传统的劳工组织一直在忽略网站，或无法代表网站用户。[1]

[1] Lilly Irani and M. Six Silberman, 'Turkopticon: Interrupting Worker Invisibility 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CHI 2013: Changing Perspectives, 2013, pp. 612—615.

[2] Salehi et al., 'We Are Dynamo'.

[3] Mark Harris,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Workers Protest: "I Am a Human Being, Not an Algorithm"', The Guardian, 3 Dec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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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是发电机”论坛并没有持续多久。这个网站依靠Mechanical Turk来发布任务，以验证新成员的身份是否为真正在Mechanical Turk上工作的微工人。一旦亚马逊意识到这个论坛之后，就迅速地关闭了发电机论坛的账户，切断了论坛新成员的来源。[2]“我们是发电机”论坛如此迅速地一败涂地，表明工人们试图集体组织起来时面临着西西弗式的难以完成的艰巨任务。

写信运动仍然是MechanicalTurk上的微工人迄今所采取的唯一行动。尽管有效地吸引了媒体对平台上工作的人们的关注，可以说迈出了采取更强有力行为的第一步，但该运动的结果不是将工人们组织起来，而是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此类行动的局限性反映了原子化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局限性，他们被迫通过非正规的在线方式会面，因为权利和金钱的缺乏无法将行动转化为更加持久的东西。因此，没有出现围绕Playment和Appen等网站的类似行动就不足为奇了。

[1] Salehi et al., 'We Are Dynamo'.

[2] Miranda Katz, 'Amazon's Turker Crowd Has Had Enough', Wired, 23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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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这些理由来谴责微工人使用的这些手段是幼稚的，因为至少它们让工人们意识到了一种普遍的集体斗争。当传统工会的策略显然无法应对数字世界的挑战的时候，论坛和插件成为工人联合的新形式，尽管这些形式面临关停账户、差评和保密协议的威胁。这样的工人联合的形式是否能够将萌芽的数字抗争转化为适当的行动，尚有待观察。

无收入者的抗争

老问题依然在困扰新的渴望，那就是难以组织运动的工人将何去何从？一个答案可能是暴动。约书亚·科洛弗认为，在我们这个增长停滞和金融化积累的时代，“暴动是剩余劳动力体现自我的方式”。[1]如果对科洛弗来说，从19世纪到1973年以生产为中心的积累的时代标志着工人罢工的顶峰，以金融和物流为主导的当下则有着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处于工会组织之外，已经积累到了发动暴乱的程度。[2]2008年危机之后的几年里，这个不稳定的群体催生了从伦敦的骚乱到智利的暴动等一系列抗争，以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物价的上涨。这些暴乱是法农所谓的“地球的悲惨者”敌对情绪的体现，是无组织者和无权利者的爆发，其参与者是那些被剥夺者——移民、罪犯和失业者，他们被排斥在社会的边缘，只能被无情的国家操控和压迫。〔1]

[1]Joshua Clover, Riot Strike Riot, Verso, 2016, p. 170.

[2] See Clover, Riot Strike Riot.与通常的无序和有序、暴力与规矩、非法与合法等简单的评价不同，科洛弗对骚乱和罢工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的理解，仔细辨析了其各自的冲突领域(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核心行为(抢劫、封锁街道和高速公路、破坏机器、破坏工作场所)，以及各自的目标（确定商品价格、确定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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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洛弗的理论将罢工和暴乱按照历史时期分开，认为后者正在取代前者，很有启发性地表明为什么微工人很难产生对资本构成困扰的行动。难民、贫民窟的居民和失业工人基本上都是缺乏收入的过剩劳动力，他们间歇性地承担训练谷歌算法的任务，发现自己很难通过平台体现力量，只能通过被剥夺者的群体起义体现自己的力量。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的微工人的收入极不稳定，在科洛弗看来，他们是2011年席卷该难民营的骚乱的主要参与者。[2]菲律宾工人在微工作中谋求生计的挣扎在圣罗克暴乱中得到体现。 [3]

但科洛弗在分析无收入者的斗争时，将无收入者视为统一的力量群体，他这样做是错误的。对科洛弗来说，暴乱成为我们当下的历史主题：“暴乱四处寻找过剩人口，这些人口是其扩张的基础。”〔4]但他的这种说法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会让被资本视为过剩的劳动力丧失主观能动性。尽管有些人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暴乱之中，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全球过剩人口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主体或单一的趋势。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里，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有不同的派别组织起来发动运动，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当时短暂的爆发时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斗争为那些被迫在线寻找收入的人提供了未来行动的借鉴。

[1] Fanon, Wretched of the Earth.

[2]Two Killed as Kenyan Police Try to Quell Riot in Packed Refugee Camp', UN News, 1 July 2011.

[3] Jason Gutierrez, "Will We Die Hungry?" A Teeming Manila Slum Chafes under Lockdown',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20.

[4] Clover, Riot Strike Riot, p. 154. Throughout the chapter 'Surplus Rebellions', the riot repeatedly appears a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Also see Alberto Toscano, 'Limits to Periodization', Viewpoint Magazine, 6 Sept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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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直接影响生产，许多失业工人重新将封锁城市作为扰乱人员和货物流通的主要策略。这一策略在1990年代中期由阿根廷的失业工人发动的拦路者运动(Piquetero Movement)中得到推广，该运动封锁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主要高速公路，迫使政府为该市的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更好的福利。[1]在21世纪，这一封锁策略在全球失业工人中变得非常普遍，从俄罗斯下岗建筑工人封锁通往城市的道路以争取工作救济，到孟加拉国坦盖尔区的失业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堵塞当地高速公路来争取食物，都使用了这一策略。〔2]

同失业者一样，非正规工人也在依赖封锁和路障。在印度次大陆，人力车司机经常用身体和车辆封堵道路，要求改善市场状况。2019年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司机封堵了该城市大部分地区，以抗议城市在投机性开发项目预备地区禁止人力车的决定。在整个城市遭受严重的交通拥堵之后，地方当局迅速解除了人力车禁令。[3]这种迫不得已的让步象征着国家对非正规工人的蔑视，尽管这些国家承认他们有能力使城市交通陷入停顿。拉丁美洲数以百万计的拾荒者也迫使国家做出类似的让步，他们在新自由主义衰落的生态困境中依靠捡拾垃圾为生。拾荒者现在被很多城市招募，参与到对抗气候灾难的战斗中，他们只能通过组织和实施封锁垃圾场等策略才能获得法律的认可。[1]洛杉矶的街头小贩使用类似的策略，在与城市当局的持续斗争中甚至获得了最基本的法律保护。

[1]See Federico Rossi, The Poor'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 Piquetero Movement in Argent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 See 'Workers Left Jobless Block Tangail-Mymensingh Highway for Food', The Daily Star, 27 April 2020. Also see 'Unemployed Workers Block Russian Highway', Radio-FreeEurope RadioLiberty, 10 July 2009.

[3] 'Rickshaw Pullers Lift Block from Dhakar Streets', The Daily Star, 9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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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或石油等具有严密细微的劳动分工的行业之外，这些抗议行动往往停留在人口再生产层面，而非物质生产层面。里娜·阿加瓦拉在其关于印度非正规就业领域的组织的权威研究中，揭示抗议的劳动者很少直接要求加薪，而是要求以福利、法规和权利的形式实现的商品的去商品化。[2]非正规工作的特征是工人往往没有雇主或工作合同，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向国家提出要求。他们的成功往往依赖于阻碍城市交通的策略，迫使政府做出让步。这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巴西的“无家可归的工人运动”（Homeless Workers’Movement）策略性地堵塞私人住房的交通，占领荒废土地，并将其交给那些被迫生活在贫民窟条件下的人们，防止新的投机性开发。通过扰乱房地产市场，这场运动在关于城市穷人利益的城市政策的改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里，那些被排除在国家一市场联合体之外的人进行了抗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城市的合法权利。

[1] Marta Marello and Ann Helweg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of Waste Picker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45 (1), 2018.

[2] Rina Agarwala, 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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