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第三，要求

最近在全球北方，许多激进的要求让左翼政治想象重新振作起来，这些激进要求要么出现在处于工资边缘的人群中，要么被这个人群所借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这些激进要求涌现而出，这时候资本暂时进入休眠，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大部分参与者都以某种方式依赖国家的支持。人口中被判定为过剩的部分被迫—要么因为病毒感染的死亡威胁，要么因为饥饿为一些要求而斗争，而这些要求在之前被认为要么过于激进，要么已经消失在历史之中。它们往往以福利（住房、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为中心，而不是追求工资增长，在这一方面，印度等国的非正规工人的注意力也同样并非集中于工资。[2]事实上，这些要求都潜在地追求一个超越工资的世界。这一切努力，都在渴望一个新的世界，该世界中的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去商品化的，其去商品化甚至达到了社会主义的程度。

[1] Fredric Jameson, An American Utopia: Dual Power and the Universal Army, Verso, 2016, p. 4.

[2]Agarwala, Informal Labor,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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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封锁意味着世界上许多就业不稳定的人比以往更加难以支付水电气费或房租，他们也比以往更加抗拒支付这些费用，迫使政府介入并对这些费用进行补贴。这场斗争的焦点是房地产市场。这场疫情导致了一场缓慢升级的灾难，包括物价上涨、房屋因升级改造而无法租住和沦落到贫民窟居住等，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民众中传播，无力负担房租的人大量出现。在支付房租还是避免饿死之间，大量的人选择了后者，并寻求减免租金或暂缓从出租房中被驱逐。其结果是数量空前的罢工潮席卷了英国、美国、南非、巴西、西班牙、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 [1]

收入损失的影响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负担医疗保健，而且恰好就在他们最需要医疗保健的时候。西班牙政府第二次宣布封城的时候，马德里的抗议者呼吁更好的、更实惠的医疗保健政策。在西班牙的东部，巴塞罗那的抗议者高举“增加医疗保健，减少士兵”和“削减医疗保健就是谋杀”等标语。2]在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稍微温和但性质相似的要求。

私有化的食品供应链和分销商都无法应对如此规模的危机。封城和对感染疾病的恐惧导致恐慌性购物，使得全世界的超市看起来就像灾难片中看到的空荡荡的建筑。许多早已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被迫依靠互助团体。在英国，这一情况给国家带来了压力，国家必须为每个家庭提供免费的生活必需品。这引发了对普遍食品服务的进一步要求，即为每个公民提供足够一周的食物，以及免费使用快递和餐馆。[1]

[1]Amy Hall, 'Can't Pay, Won't Pay', New Internationalist, 27 May 2020.

[2] Angela Giuffrida and Sam Jones, 'Italy to Unveil Lockdown Relief Package as Protests Continue', The Guardian, 27 Octo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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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一名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窒息而死之后，爆发的激进要求上升到振聋发聩的程度，而这只是黑人被警察虐杀的众多事件之一。美国黑人多年来都在承受国家的迫害和经济的忽略所带来的伤害，弗洛伊德之死引发了最后的愤怒。在结束于白人至上主义手中的黑人生命的重压之下，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抗议和暴乱，人们提出了削减对警察的拨款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穿越大西洋到达欧洲，然后传遍全球，要求摆脱被资本代理人经常性地导致窒息的生活。然而，这一要求远不只限于结束警察暴行。警察最初是为了阻止穷人对私有财产构成的暴乱威胁而被设计出来的，后来则发展成为更加直接为经济服务的机构，其目标是将种族化的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成员。被判有罪意味着没有工资，因此罪犯成为没有工资的劳动力，被迫在微薄的收入水平下或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劳动，作为其服刑的一部分。即使获释以后，他们的工资也始终低于他人，加入工会和参加罢工行动的可能性要小得多。[1]因此警察和监狱是美国工资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如科洛弗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警察制造资本”。[2]

[1] Jon Stone, 'Rebecca Long Bailey Calls for National Food Service to Help People in Isolation', The Independent, 23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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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削减对警察的拨款的呼吁中，隐含着一条长期以来试图废除工资的秘密努力的线索，这种努力与“家务劳动也要工资”(Wages For Housework)的持续运动并行不悖。为了厘清这两种要求之间容易产生的混淆，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Federici）后来在一本名为《反对家务劳动的工资》（Wages against Housework)的小册子中对这一信息进行了调整。正如苏菲·刘易斯引人深思地提出的，重点不是“获得收入”，不是为家庭劳动争取基本收入，而是“对工资社会进行攻击的过程。这是一个黑色笑话，一种挑衅，一种奋起反抗的姿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的理想。[3]同样，要求减少对警察的拨款，是以一种隐而不宣的方式朝一个废除工资的社会理想前进。

这些可能代表那些越来越多的无法负担基本生存条件免费医疗、水电气、住房和食物、结束不必要的暴力机构—的人的天然要求。这些要求合在一起，揭示了一个隐藏的乌托邦理想。有人或许将其称为“普遍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即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服务应该免费获取，并且应该由民主决定和管理。但被剥夺者的要求比这更高。他们要求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教育、医疗、食物和福利，不仅能够保证生存，而且能够保证每个人的充分发展。每一种要求都是一个共有世界的折射，是一种与我们当下世界相反的愿景，而在当下世界中少数人享受富足，而多数人陷入匮乏。

[1] Adam D. Reich and Seth J. Prins, 'The Disciplining Effect of Mass Incarceration on Labor Organis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5 (5), March 2020.

[2] Joshua Clover, '66 Days', Verso Books blog, 2 June 2020.

[3] Sophie Lewis, Full Surrogacy Now: Feminism against Family, Verso, 2019,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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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被剥夺者的行动和要求视为具体的乌托邦似乎为时过早。但这样的愿景比以往任何历史时刻都要紧迫。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不合情理的体制，其特征是紧张和对抗，而这种紧张和对抗随时准备将其推向崩溃的边缘。今天，资本主义体制的可行性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本体论上都令人怀疑，已经开始威胁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充斥着气候灾难和致命流行疾病的晚期资本主义地狱，让其无限发展的承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疑，即使硅谷创造出近乎崇高的奇迹，股票市场以黑格尔所谓的“恶的无限性”的方式无限发展，这一切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并不相关。然而即使日趋恶意的资本主义体制剥夺了更多让生活可以忍受的东西，大多数人学会的是容忍，而不是对抗。不过，我们的地球很快就会变成不适合居住的星球。所以想想吧，我们必须怎么做。

在过去10年中出现的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描述中，很少有人认真地思考过由谁将这个乌托邦世界创造出来的问题。正如贝纳诺睿智地警告说，“没有愿景的运动是盲目的；而没有运动的愿景者则毫无行动能力”。[1]人类被告知需要一个未来。[1]有人已经向我们描述了这一未来是什么样的，如“全自动富裕共产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以及“绿色新政”的生态和谐等。〔2]然而，很少有人花时间讨论历史的主要推动主体和谁将带领人类迈向更美好的世界等不可避免的问题。现在看来，发动任何类似于20世纪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求可能。

[1]Aaron Benanav,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Verso, 2020,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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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描写的未经工会同意的野猫罢工和封锁行动中，我们发现一个运动的前兆正在出现。这些事件都表明了未来几十年里的政治行动应该具有的性质。新冠肺炎是否能够真正催生人类该往何处去这一更宏大的愿景，还有待观察。然而，疫情暴发之后已经产生的许多要求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愿景，一个更大的无收入者的运动可能会围绕这一愿景而出现。如果一场包括大量过剩人口的运动失败了，那么这种愿景的实现将几乎没有希望。对那些长期陷入绝望的人来说，希望出现了。正是那些被当下抛弃的人才拥有未来。

[1]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Verso, 2015.

[2] 关于绿色新政的详细描述，参见 Kate Aronoff, Alyssa Battistoni, Daniel Aldana Cohen and 'Thea Riofrancos, A Planet to Win: Why We Need a Green New Deal, Vers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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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微工作乌托邦?

如果工资总是在丢失，那我们必须想象一个摆脱了工资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乏对未来的预言，然而这个硅片奇迹的时代常常让人觉得我们的未来是二流科幻作家写成的。如前一章所述，尼克·兰德式的法西斯主义黑暗启蒙预言为这一灰暗的推测提供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预言人类将离开垂死的地球，前往火星的红色牧场，他的火星乌托邦就其纯粹的大胆而言，并不落人后。但这些愿景都没有设想一个没有工资的世界，而只是提供了一个更加糟糕的资本主义形式，或看起来像封建主义的东西。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只会让我们更加绝望。

今天的左派也产生了自己的后工业时代的愿景者，他们中有很多人认为，创造更加美好世界的技术条件已经就绪。1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愿景向我们展示了在我们这个似乎荒芜贫瘠的现实中隐藏着的可能的世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愿景开始变得与技术的愿望清单相类似。在2008年危机之后，这种想法大肆发展，而我们软弱无力的自由民主国家继续以进步的名义体现出其虚弱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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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慰的是，今天关于新世界最清晰的理想可以在被剥夺者的斗争中找到。一个人人享有体面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的世界在垂死的资本主义体系边缘被设想出来。然而，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将依赖于前一章中描述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设想在整个资本主义中周期性地出现，而当与资本主义体制的对抗最强烈的时候，这种设想就会以直接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运动和事件的方式出现。对今天来说，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的事件具有梦幻般的特征，在72天里，由被剥夺者领导的起义将巴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自治公社。巴黎公社的精神在1960年代的反抗运动中得以重现，并在2000年代后期的占领运动中再次出现。这些事件尽管如梦似幻，但在当下时刻又有了重新出现的可能。对于全球北方的很多人来说，今天体验到的资本主义可能与19世纪法国巴黎公社社员的经历没有太大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整天都在寻找工作，而不是在工作。〔2]二者的不同或许在于公社社员的想象和组织的纯粹意志。

在2008年以来出现的、随后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被进一步催化升级的斗争中，与巴黎公社相似的设想再次变得明显，克里斯汀·罗斯将这一设想称为“公共奢侈品”。[1]虽然这种设想还没有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真实世界的方式出现，但人们还是从中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其中，生活必需不再主宰我们的生活，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医疗保健、住房、食物和教育。这些要求提供了想象一个新世界的路线，一个以物质富裕为前提的社会富裕的世界，无论是智力追求，还是情感表达，一切都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

[1] See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Verso, 2019. See also Paul Mason,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Penguin, 2016.

[2]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Verso, 2015,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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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已经探讨过21世纪社会富裕可能采取的形式。如罗斯指出，社会富裕可能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实现其“审美潜力”，因此“世界不再分为那些有资格利用文字和图像进行艺术创作的人和那些没有资格这样做的人”。[2]或许社会富裕意味着一个相对智力自由和感情自由的世界。这并非用模糊的语言讨论一个不可能的幸福满足的世界，而是讨论感情和欲望不再升华为制造痛苦和驯服的规范性的危险形式。正如安德莉亚·珑·楚所说，我们能够宣称“消极的情感——悲伤、自我厌恶、羞耻、后悔”应该成为“与医疗保健和食品一样普遍的人权”。[3]与更大的物质安全相应，性别种类稀少的主导模式可能会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性别丰富性，“一百种性别都会各得其所”。[4]

然而，在后稀缺世界里，实现物质富裕所需的劳动力，即必需领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思考。19世纪博学多才的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认为，这样的秩序必须“在劳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社会”。[1]这并非意味着可以完全免除劳动。依然需要一些工作来维持后稀缺世界的秩序。可以肯定的是，“狗屁不如的工作”（bullshitjob）将被完全废除，而那些仅仅因为比机器完成更加便宜而让人类完成的危险工作将被自动化的机器完成。[2]但仍然会有大量工作要么超出机器的能力范畴，要么需要用来建立社会和生态纽带以维持人的幸福和防止人的异化。正如安德烈·戈兹提醒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形成各种共同体，并与其他类型的共同生活相平衡，例如倾向于自给自足的家庭。[3]基于这些原因，关于后稀缺社会的自由王国可能是什么样子的重要讨论，还应该对哪些工作将是必需，以及如何组织这些工作有清晰的理解。

[1] Ross, Communal Luxury.

[2] Ross, Communal Luxury, p. 22.

[3] Andrea Long Chu, 'My New Vagina Won't Make Me Happy: And It Shouldn't Have To',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2018.

[4] Helen Hester, Xenofeminism, Polity, 2018, 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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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每个人都能够获得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所需要的劳动将在整个社会中平均分配。传统的有薪酬的工作将被公平分配，而护理和家务将不再按照性别划分。妇女不再因暴力或威胁的逼迫而生育，或照料小孩和家人。事实上，没有人将被迫在生存的痛苦或政治的胁迫下劳动。“需要”在富裕的社会中不再意味着“被迫”。关于谁来工作、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和多少工作的决定，将由民主的方式进行。莫里斯在其经典文章《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苦工》中声称，即使是最艰苦的劳动也应该变得愉快。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将工作、艺术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尽可能模糊，劳动本身应该多样化，而劳动日应该缩短至短短几个小时。[1]“我们的一生都将是度假。”莫里斯总结道，“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将所有的工作变得合理和愉快。”[2]

[1] William Morris, "The Hopes of Civilization', in A. L. Morton, ed.,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Morris, Wishart, 1973, p. 175.

[2]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Simon and Schuster, 2018. 格雷伯用“狗屁不如的工作”来指那些毫无意义，并被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认为是“狗屁不如”的工作。

[3] 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Pluto, 1982,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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