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微工作的劳动力储备与20世纪早期工厂系统的劳动力储备相类似。当时的一名工人描述道，“在工厂和车间门口等待开门的数十名工人”发起了一场“比任何橄榄球比赛都要激烈的争夺战”。[1]然而，与那些渴望获得一天工作的人不同，在线任务的争夺最多只能获得几分钟的工作。虽然像 Samasource 这样的平台竭力将微工作表述为“数字领域的基础制造业”，但与工厂工人或棉花纺纱工不同，微工人并没有明确的角色。微工人一天的工作可能包含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任务，对微工作的争夺更像非常规领域的争夺，在无尽的经济缝隙中寻求生存。[2]这个群体是数字领域的小无产阶级，弗兰克·斯诺登对19世纪那不勒斯的生动描绘，能够轻易地替换为现代孟买或内罗毕的悲惨景象：

这些男人和女人不是工人，而是“衣衫褴褛的资本家”，他们扮演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角色，让一切对其进行量化的行为都难以实施。地方当局将其称为“微工业家”。街上的精英是卖报纸的人，他们一年只做一门生意，报酬稳定。其他的小贩则是“吉卜赛商人”，是市场上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伺机而动，在各种活动之间不停地流动。他们卖蔬菜、栗子和鞋带；供应比萨饼、贻贝、回收的衣服；交易矿泉水、玉米棒和糖果。还有一些人充当信使，散发商业传单，或充当私人保洁员，为他人清空粪坑或倒掉垃圾，每周只挣几个辅币。还有人是专业哀悼者，受雇跟随有钱人的灵柩前往波焦雷亚莱的墓地。 [1]

[1] John Burnett, Idle Hands: The Experience of Unemployment 1790—1990, Routledge, 1994, p. 170.

[2] Leilah Janah, 'How Online Work Can Save America', Tech Crunch, 21 Februa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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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worker或Mechanical Turk 上的工人仅在一天之内都可能完成类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任务，范围从音频转录、数据处理、参与调查到更加模糊的差事，例如寻找当地快餐店的信息并将其发在网上。有时候这种任务非常奇怪，例如Mechanical Turk上的工人将自己脚的照片上传，能够挣得几美分。[2]由于缺乏合同、权利、规章制度、明确的职责或稳定的工作安排，微工人和那些早上一起来开始捡拾回收塑料、晚上在火车上兜售纸巾的移民没有太大的不同。微工人每隔几分钟就必须寻找新的任务，生存是一个永远都不确定的目标。将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吹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发现，微工作几乎不能代表南方“就业问题”的新型解决方案，反而是为已经极度膨胀的非正规领域人口增添了新的正式成员。[3]

即使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球北方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一种灰暗的感觉，即这些平台都是由那些所谓的多余劳动力驱动的。就像在全球南方一样，微工作在北方也是那些被排斥者和被压迫者的“专利”。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芬兰服刑人员现在需要为一些处境艰难的初创企业进行数据培训。招聘公司Vainu将任务外包给监狱里的囚犯，而这些囚犯本来会为Mechanical Turk网站工作，Vainu希望通过这种行为，促进“一种监狱的改革”。[1]每完成一项任务，监管芬兰监狱的政府机构都会收到一笔报酬，但没有公开记录显示完成任务的犯人能够得到多少。不良的公关人员试图将该计划包装成为一个“学习某个职业”的机会，不由让人看到其中的恶意，尤其是当人们想到这种工作是多么短暂、局限和艰辛时。[2]就像犯人不会将耗费巨大体力的耕地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毕生追求一样，重复向算法展示“苹果”这个词语的各种含义的工作会对人的心理产生破坏作用，这样的工作很显然与从事这个工作的人的未来前景毫无关系。

[1] Frank Snowden, Napl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5—36.

[2] Alex Nguyen, 'Six Weird Crowdsourcing Tasks from Amazon Mechanical Turk', Lionsbridge, 21 January 2019.

[3] 'World Bank Promotes Microwork Opportunities for Jobless Palestinians', World Bank, 26 Marc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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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难民营或监狱之中的劳动，还是伪装成福利的劳动，微工作都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让剩余劳动力投入工作，不仅为了赚钱，而且为了规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各州政府与 Samasource签订合同，为寻求在线工作的人进行培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倒退和去工业化最严重的铁锈地带。[3]该计划旨在让长期失业者为美丽新经济做好准备，在这个美丽新经济中，工人们面临的不是全日制的工厂就业和要求苛刻的管理人员，而是临时随机的任务和专横无情的算法。由于这些“培训”计划通常与参与者访问平台同时进行，从而很难准确判断什么时候培训结束而工作开始。

[1] Angela Chen, 'Inmates in Finland Are Training AI as Part of Prison Labour', The Verge, 28 March 2019.

[2] 同上。

[3] Deborah Carey, 'Microwork: A New Approach for Labour Disparities', World Mind, 9 Dec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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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或许是微工作在美欧运作的一个极端例子，但Samasource项目还是揭示了全球北方谁在使用这些平台：“下岗教师、行动不便的职业人士、退役军人、有广场恐惧症的作家……和全职父母。”〔1]同叙利亚的难民或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居民一样，这些工人中有很多人也被吸纳进资本的轨道中，却被排除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之外；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构成了“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一群从“部分就业”——没有时间维持生计——到完全“停滞”——无期限地没有工资——的人。[2]这些灰心失望的参与者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经济体制的必要特征，经济体制随着需求的扩大和收缩而雇用或解雇劳动人口。当工人被吸收成为劳动力时，他们就开始依赖工资关系。当劳动力需求下降和工作机会减少时，工人们仍然必须找到其他东西来维持生计社会福利、非正规工作，不然就得为了食物和住宿而上街乞讨。微工作只是这些令人沮丧的选项中最新的一个。

工作末日?

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事如此不稳定、如此偶然、报酬如此微薄的工作，以至于这样的工作和失业几乎没有区别。在很多衡量标准上，这里的非正规劳动力和正式劳动力几乎无法区分，我们是如何导致这一切的呢？

[1]Lilly Irani, 'Justice for Data Janitors', Public Books, 15 January 2015.

[2]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Penguin Classics, 1990, p.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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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说法是机器人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计算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当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完全放逐到经济体系之外的时候，大量工人拼命竞争为数不多的工作，这意味着雇主可以降低工资，取消工人权利。〔1]工作正在以世界末日的规模消失不见，这是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寓言，这个寓言不仅夸大了当前自动化技术的能力，而且忽略了一个突出的事实，那就是科技总是将特定的工作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当下的状况表明了一个整体上更加严重的问题，即这个经济体系已经无法为越来越多进入资本领域的人创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2]创造就业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依赖工资的工人群体的扩大速度却越来越快，两者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脱节。随着增长停滞影响全球系统，工人被迫从事更加不稳定和琐碎的服务工作，而资本转向数据的商品化和人工智能期货的投机性投资，只会进一步导致劳动力过剩。

那么，这是一个关于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界限如何变得模糊不清的故事。这个故事从1970年代的盈利危机[3]开始，到垄断平台支配世界结束在这个垄断平台世界，利润不仅依赖于劳动剥削，而且依赖于数据掠夺，人们虽然继续依赖工资，而工资却越来越难以获得。如同一切关于资本的故事一样，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故事，数据和人工智能为经济系统注入新的生命力，但世界经济却变得死气沉沉，世界沉浸在其科技表象之中，没有注意到疾病正在其内部肆虐。

[1] 关于这一观点的论述，参见 Aaron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 munism, Verso, 2019。

[2] Aaron Benanav,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I', 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19, p. 15.

[3] 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猛增，股市市值蒸发一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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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时代代表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特点是充满活力，工资上涨，高生产率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从这种经济活力中受益的人——主要是来自全球北方的白人男性雇员——而言，社会民主提供了强大的福利国家保障，而福特主义的经济体制则以其长期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创造了稳定的、持久的经济增长，从而为稳定的就业和广泛的工会运动创造了基础。这一共识的中心是从二战后经济废墟中崛起的新的霸权国家—美国。美国在制造业和出口方面的中心地位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最初经济推动力，并在后来受到新兴的德国和日本经济的互补性竞争的进一步推动。 [1]

然而，这一时期非常短暂。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体生产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同质化。产能过剩很快就开始了，导致了盈利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我们今天仍在经历的“长期停滞”。〔2]美国制造业背负着过时的、更加昂贵的生产流程，首先受到影响。然后美国通过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汇率调整使美元贬值，首先将危机转移到德国和日本，然后再转移到欧洲其他国家。全球制造业的停滞迅速开始，这种经济停滞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变得更加持久和明显。

[1] Robert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Verso, 2002, pp. 12—20.

[2]同上，还可参见 Larry Summers, Secular Stagnation, Pengu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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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能过剩引起经济停滞，现在被广泛称为去工业化的全球进程也开始了。随着全球竞争达到饱和点，美国制造业开始下滑，并很快蔓延到大多数高GDP经济体。1965年至1973年期间，美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了43.5%，引发了其他G7经济体的同样巨大的利益损失。〔1]1970年至2017年间，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经济体的国内制造业工人总数下降了约1/3；在法国，人数下降一半；在英国，这一比例下降了近2/3。〔2]现在，这种去工业化的综合且不均衡的发展—一个长期的、不对称的，且往往自相矛盾的过程——不再只是北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制造业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例正在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3]

在过去，像1970年代那样的盈利危机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周期性的、必要的和暂时的特征，往往表明特定的商业周期或行业范式已经结束，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压低了所有竞争对手的价格，因此相对优势不断缩小。市场因为价格和质量相似的同质商品而趋于饱和，为了重建自身，资本将自行毁灭，将更多的劳动力闲置。一旦投资从无利可图的行业转移到新的有利可图的行业，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和就业不足人口将被重新启用。〔1]随着新兴行业获得发展动力，劳动力将被重新雇用，新的周期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开始。举例而言，在近代早期的英格兰，由于农业领域采用了节省劳动力的革新，从而压低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得市场饱和，让大量农业工人遭到解雇，农业资本贬值，劳动力被赶出农村，进入新兴城市，整个农业领域达到饱和状态。[2]这些工人并未长期处于冗余状态，很快就被新兴的纺织业接手。随着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的推出，纺织业的生产力飙升，导致纺织业商品价格低廉，推动了消费者需求，进一步刺激了纺织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但随着纺织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市场很快达到饱和。随后的盈利危机使得更多工人失业，过剩人口增加，这些过剩人口很快又被电力和电信等新兴产业吸收，从而进一步扩大其系统规模。

[1]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pp. 18—20.

[2] Benanav,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I', p. 17.

[3] All data on manufacturing, value added as a percentage of GDP, derived from World Bank. Last update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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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雇、重新雇用、产业扩张”的模式，无论多么残酷，都反映了劳动力在经济周期之间的动荡过渡中的历史节奏。然而，在1970年代的危机之后，这种节奏被打乱了。非正规工作、就业不足、工资停滞、失业式复苏、普遍的不稳定状态和工人运动萎缩揭示了就业危机所具有的一些更为严重的不祥征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常见的观点是，下岗工人的再培训的速度赶不上机器代替工人的速度，从而阻碍了下岗工人重新被纳入新的行业。[1]那些从常规制造业下岗的人的问题只是没有获得新的技能，例如成为程序员的技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一立场。

[1]Marx, Capital Volume 1, pp. 794—795.

[2]'Misery and Debt', Endnotes,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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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计算机与电信、电力和蒸汽机不同，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与以前的科学技术相比，计算机减少了更多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马克思曾经预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的应用将变得更加普遍，从而使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成为越来越多余的存在。[3]许多自动化理论家将马克思预测的严峻时刻定位在当前，认为计算领域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工人驱逐到经济体系的边缘。[4]然而，这种论点并不完全正确。与过去的工业范式不同，计算机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创造出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从而促进经济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高效生产力。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所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是在生产力数据中却找不到其踪影。”〔5]

在某种程度上，该经济体系似乎不是更大规模地生产资本，而是更大规模地生产剩余劳动力。但这并非因为自动化抢走了工作，而是如罗伯特·布伦纳和之后的很多人指出的那样，因为制造业利润的下降。因为制造业利润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增长模式的终结，而且未能产生新的增长模式。[1]因此，正如艾伦·贝纳诺所说，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原因：

[1] 关于持这一立场的例子，参见 Carl Benedikt Frey, The Technology Trap: Capital, Labor,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Auto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46—248。

[2] 'Misery and Debt'.

[3] 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规律”的论述，参见Marx,CapitalVolume 1, pp. 798—802。

[4]关于这种观点，参见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Verso, 2015。还可参见 Bastani, 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5]关于索洛生产力悖论的论述，参见 Jack Triplett, “The Solow Productivity Paradox: What Do Computers Do to Productivit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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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自动化理论家所言的生产力增长率的提高，而是产出需求的不足，这是由于工业能力在全世界的扩散、相关的资本过度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制造业扩张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全面下降。这些依然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首要经济和社会原因，而全世界的工人们都是疲软的劳动力市场的受害者。 [2]

自1970年代以来发生的无产阶级化浪潮加剧了这种情况。全球劳动力的增长只是暂时地满足了资本扩张的需要，在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少的时候，经济体系被迫容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供应。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全球南方的去殖民地国家的加入，使得全球劳动力骤然增加，为了容纳这些增加的劳动力，经济系统应该扩大就业需求，而不是缩小。然而真实的情况主要是工作发生转移，而不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激烈的竞争将原先在全球北方完成的大量工作转移至南方更加便宜的地区。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和印度最近才出现的许多制造业工作已经成为去工业化的牺牲品。 [1]

[1] See Brenner, The Boom and the Bubble.

[2] Aaron Benanav, '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2', New Left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19, p.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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