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作时代：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力

尽管在整个计算机时代反复预测的工作末日尚未到来，但从长远来看，失业率正在无可争议地上升。战后时期，英国和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失业率为2%，而其他经济体的失业率仅为1%。[2]从那时候起，5%的失业率成为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的目标，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现在略高于这个目标。[3]平均而言，1970年代之后美国的失业率接近7%。[4]1960年至1990年，欧盟的失业率从2%上升到8%，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峰值之外，该数字一直相当稳定。〔5]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之后，这种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全球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巨大转移，服务业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术语，已经变成了制造业或农业之外的任何工作的经济简写，包括金融、零售、酒店业和护理工作。[6]像英国和美国这样去工业化最快的国家，服务业发展最快。从1970年到2016年，英国制造业的经济占比从30%以上下降到10%，服务业则从略高于50%跃升至80%。[7]美国经济也具有类似的趋势。数据既简单又恐怖，如今服务业几乎代表了英美国家经济的全部价值。

[1]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Deindustrialization: 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MF, September 1997.

[2] Srnicek and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p. 91.

[3] Data from OECD Unemployment Rate Indicators. Last updated 2020.

[4]Aaron Benanav, 'Precarity Rising', Viewpoint Magazine, 15 June 2015.

[5] Olivier Blanchard et al., 'European Unemployment: The Evolution of Facts and Ideas', Economic Policy 21 (45), 2006.

[6] Jason E. Smith, Smart Machines and Service Work: Automation in an Age of Stagnation, Reaktion Books, 2020, p. 76.

[7]Anna Syed, 'Changes in the Economy since the 1970s',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 Sept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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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工作往往如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言，“在科技上停滞不前”。[1]尽管科技的发展在汽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的生产力提升，但服务业却抗拒科技进步。正如杰森·史密斯所说，“打扫房间或看护小孩等低技能’的服务任务，需要空间感知和计算、动手能力和身体的灵活性，更不用说对特定情况下什么是‘干净”或‘安全’的隐含的理解，这些都阻碍了让机器进行模仿的尝试”。[2]基于这个原因，这些工作仍然不能适应影响了制造业的自动化，故而仍然是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事这些低生产率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会以制造业的速度发展，因此必须承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仓库行业、出租车驾驶、旅馆业和零售业的许多工作都是薪水很低、兼职或需要虚假的“自我雇佣”合同的原因。同时，竞争的加剧意味着绝望的加剧，因为雇主可以借此全面降低薪酬标准。那些被经济体系抛在后面的人被迫从事——或被迫发明——一系列似乎永无穷尽的、新的、难以理解的服务工作，这些工作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比如可以想想雇佣朋友和宠物保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一词很可能是用词不当，因为它几乎无法准确表达一个停滞不前的经济体系为工人们准备的真正的苦难储备。

[1] William Baumol,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Anatomy of the Urban Cri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3), 1967, pp. 415—426.

[2] Smith, Smart Machines and Service Work,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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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就业

如果说1970年代的危机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以服务为中心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奠定了基础，那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则将这些变化整合为一个全面的“不完全就业”（subemployment）的秩序。不完全就业指的是高度临时性、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涉及大量无偿劳动、严重就业不足或高度的就业中贫穷的状态，或者这些工作并不能保证一个比完全失业的悲惨状态更好的生活。不完全就业是经济复苏永远延迟的整体结果，是2008年之后固化下来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现象的体现。过去的10年迎来了一个经济惨淡和政治危险的不稳定时期，而自从19世纪末以来，全球北方的大多数国家政府都在防范这种状态。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的生活仍然依赖非资本主义的农业，而今天已经完全不同，大多数的人都依赖于工资，而工资正在下降。因此，全球劳动力格局正在进入一个由非正规工作、临时工作和虚假工作构成的广阔而荒凉的领域，其中大部分工作，就像领取福利金的失业者必须要参与的公益工作一样，仅仅是为了驯服过剩人口而被创造出来的。尽管不完全就业因人而异，并不均衡，但许多人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介于就业和失业——有薪和无薪——之间奇怪的悲惨区域，这个区域在工业增长的废墟中四面开花。

当别人试图用“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和“糟糕就业”（malemployment）等术语来解释类似现象时，我却想重新启用“不完全就业”一词，这是个自由经济学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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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首次使用的术语，与其他术语不同，它表明就业和失业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1]不完全就业一词利用了前缀“sub”的一系列含义（等同于、低于、不及、不完美、几乎和受控制)，有助于将一系列看似完全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现象综合成一个术语，我们可以用其来命名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对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可怕结果。

在全球北方，不完全就业可能包括英国越来越多的代理工作、临时职位和小于1小时合同。这样的合同意味着工人在这里和那里工作几个小时，不足以让他们拥有获得就业权利的资格，但足以阻止他们申请社会福利，并让他们不能出现在失业统计数据中。他们面临如此不稳定的状况，因此不得不接受任何提供给他们的工作。同样，德国政府的“迷你工作”计划给工人提供每月450欧元的不稳定工作，这些工人因此放弃了更标准就业的关键福利。这些计划将工人赶出社会福利体系，让其陷入就业中贫困，这些安排往往代表着比完全失业更加糟糕的情况。[2]例如，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工人被剥夺了赋予雇员的所有权利，但没有获得独立承包商的自由。尽管人们声称他们可以免受他人的监督，但不得不处于压迫性算法更大的暴政之下。大多数类似的工作容易导致工资低下和工作时间不稳定，这使得跨多个平台的工作成为生存必需。

[1] See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Bloomsbury, 2016. Also see Mariele Pfannebecker and James Smith, Work Want Work, Zed, 2020, p. 60. 关于最早使用“不完全就业”一词，参见 Thomas Vietorisz, Robert Meir, and Jean-Ellen Giblin, 'Subemployment: Exclusion and Inadequacy Indexes', Monthly Labor Review 98, May 1975, pp. 3—12。

[2] Walter Hanesch, 'In-Work Poverty in Germany', European Social Policy Networ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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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以及其他许多邻国，强迫工人从事这种不受欢迎的工作，需要彻底改变社会福利制度，也就是说，除了其他的惩罚措施以外，制度改变让失业本身变得就像一份实际工作。尽管这种转变在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失业向类似就业的转变在戴维·卡梅伦的联合政府出台领取失业补助者必须工作的政策后达到了糟糕的极致。失业者需要大量工作，所谓的“领取失业补助者必须工作计划”要求“求职者”每天寻找工作，定期访问当地的就业中心，撰写详细的寻找工作过程的报告，参加私营公司提供的自助研讨会。正如艾弗·索斯伍德幽默地指出：

失业变成了工作的糟糕模仿，包括虚拟工作场所、按时签到签退，以及向管理者汇报情况；而求职主体则被置于私人机构的惩罚性权威之下，从而被相应地私有化，既受到取消福利的威胁，又被强行灌输了很多成功学的话语。 [1]

如果说求职看起来并不像拥有一个工作，那是因为—似乎有点变态地——求职意味着拥有一个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没有报酬。英国就业及退休保障部前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根据“领取失业补助者必须工作”的原则，创造了“求职援助部门”，在这一部门的主持下，求职者为了领取救济金，必须免费为乐购（Tesco）、南多斯(Nandos）和布茨（Boots)等公司工作，以获得“工作经验”。[1]

[1] Ivor Southwood, Non-Stop Intertia, Zero Boo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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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免费劳动是不完全就业的典型特征，或者如贝尔赫所谓的“去商品化劳动力”的典型特征。[2]想想那些为被承诺的未来薪资而工作的实习生、无薪研究助理，那些为了提高知名度而牺牲工资的网红。自由就业之后，劳动力不再是商品，而是被去商品化—成为没有价格但能够继续创造利润的劳动力。[3]通常，去商品化是指政府在市场之外免费提供商品或服务，以便工人能够无需工作就满足基本需求——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但现在这种乌托邦行为出现了恶劣的转折，工资关系本身被排除在交换体系之外，因此工人一无所获，而雇主免费享受劳动。因此，去商品化的劳动力既没有就业，也没有失业，既不在工资之内，也不在工资之外在劳动力过剩日趋严重的时候，在工资逐渐消失而我们依然依靠工资生存的时候，劳动力的去商品化最为严重。[5]

正如卡梅伦政府的福利改革所表明的那样，在国家的帮助下，资本通常可以使用去商品化的劳动力。在美国、澳大利亚、匈牙利和新加坡等国家，加入国家以工作换救济计划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揭示了一个如果失业就意味着在国家的命令下被迫免费工作的世界。如果说有人失业却没有受到工作换救济计划的惩罚，那是因为他们的失业被直接判定为真正的犯罪。露丝·威尔逊·吉尔摩在她关于加利福尼亚监狱系统的著作《黄金古拉格》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随着20世纪下半叶失业率的上升，监狱扩展成为一个将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生产人口的巨大的工业综合体，这一趋势在2008年之后的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一步得到强化。[1]越来越多的监狱犯人被迫以最残酷的方式接受监狱对其的处置，比如被迫“签约”成为消防员，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对付致命的山火，或在武装看守的威胁注视下操作危险的过时机械。 [2]

[1] Jess Staufenberg and Jon Stone, 'Revealed: The High Street Firms That Used Benefit Claimants as Free Labour', Independent, 31 July 2016.

[2] Leigh Claire La Berge, 'Decommodified Labor: Conceptualizing Work after the Wage', Lateral 7 (1), Special issue: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Spring 2018. [3] 同上。

[4] 关于这一术语最早的使用，参见 Gosta Esping 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1990。

[5]La Berge, 'Decommodifie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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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微工作助长了作为全球北方不完全就业特征的一系列现象，诸如缺乏稳定性、就业不足、无薪工作、强迫劳动和高度的算法自动化等，但促成平台经济的大部分社会现象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全球南方巨大且不断扩大的非正规领域这一不完全就业的伟大实验室中产生了。全球南方很多国家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却又陷入停滞的市场和结构调整，在这些国家，正规就业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得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中，非正规就业占亚洲太平洋地区劳动力市场的68%，占非洲劳动力市场的85%，占阿拉伯国家劳动力市场的40%。 [3]在“正规工作的结构性缺乏……转变为非正规竞争的普遍状况中”，大批被经济体系抛弃的人从事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作——兜售商品、销售服务和寻找跑腿零活。[1]这些现象，并不像华盛顿共识的代表们经常认为的那样，代表永不熄灭的企业家精神，而是人类苦难的活生生展示。残忍地将人力车夫和非法器官捐献者称为“自营职业者”是将这个词的语义延伸至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由持续寻找零碎工作的“寻找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构成的影子经济是一个非正规的领域，与其说是从资本主义餐桌上扔下的残羹剩饭，不如说是掉下来的垃圾，被那些从未被扔给过一口食物的人娴熟地清理干净。[2]

[1] Gilmore, Golden Gulag.

[2] Phil Neel, Hinterland: America's New Landscape of Class and Conflict, Reaktion Books, 2018, pp. 69—70.

[3] 'More Than 60 Per cent of the World's Employed Population Are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30 Apri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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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将非正规经济活动完全排除在经济主体之外的想法一直以来与世界银行等机构相关，而不是与实际生活相关，但随着微任务和临时工作大量代替全职工作，这种区别似乎变得越来越微弱。正如迈克·戴维斯所说，“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正规经济的隐性劳动力”。[3]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非正规经济活动只是一个小现象，但沃尔玛等公司将其供应链扩展至印度沿街叫卖商贩的方式却有据可查，全球时装业对孟买和德里街道两旁的小型便利店的利用也是如此。[4]但曾经边缘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核心。通过微工作网站实现的更广泛且更难以追溯的供应链，平台资本主义将非正规经济的逻辑和现实作为一种新的规范带入资本积累的最核心地带。今天世界上所有最大的公司都是由那些被经济体系抛弃的隐性群体提供动力。在那些努力在非正规工作中维持生计的人群中，或者在正式就业中勉强糊口的人群中，平台找到了能够被更美好生活的承诺所吸引的一个绝望的群体。然而，这样的承诺一做出来，就被打破了——非正规领域的琐碎服务工作和大型科技公司提供的微任务没有本质区别，都缺乏权益、稳定性的工作常规、明确的职责、安全性或未来发展。兜售纸巾的人和给数据贴标签的人都被世界银行称为“微企业家”，这表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从微工作到街头小贩之间仅仅有一点点法律称呼上的区别，而实质上并无不同。〔1]

[1]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Verso, 2007, p. 175.

〔2]关于“寻找工作者和搜集工作者”的更加完整的论述，参见JanBreman,Wage Hunters and Gatherers: Search for Work in the Rural and Urban Economyof South Gujara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994。

[3]Davis, Planet of Slums, p. 178.

[4] 'Walmart's Global Track Recor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FDI in Multi-Brand Retail in India', UNI Global Union, March 2012. 关于最近大型公司利用 印度街边小店的例子，参见 Rahul Sachitanand, 'Battleground Kirana: The Anatomy of India's Raging Retail War', The Economic Times, 9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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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世界银行使用“微企业家”一词的例子，参见“ShorteningMicroentrepreneur Supply Chain through Mobile Technology", World Bank10November2017。关于世界银行在微工作的语境下使用“微企业家”一词的例子，参见 Solutions for Youth Employment, “Digital Jobs for Youth:Young Wome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World Bank,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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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台大亨来说，微工人的模糊地位，与其说是法律上的，还不如说是本体论的。众所周知，杰夫·贝索斯将亚马逊的 Mechanical Turk平台上的工人描述为“人工的人工智能”。最初的Mechanical Turk是匈牙利发明家肯佩伦(Johann Wolfgang Ritter von Kempelen)于18 世纪创造的机械装置。该设备被设计为类似于自动下棋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机械土耳其人表面上是一个穿着东方服装的木偶，但隐藏在其土耳其毡帽和长袍底下的是一个人类国际象棋大师。马戏团老板约翰·梅尔策尔（JohannMaelzel）在美国多次巡演展出了该装置，埃德加·爱伦·坡曾经观看了表演，他没有受到蒙蔽，深信这是一个骗局，并写了一篇标题为《梅尔策尔的棋手》的文章对其进行曝光，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个骗局的注意。坡声称，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人类自发思维的预制机械不可能存在，因为“国际象棋中没有哪一步必然跟随另外一步。我们无法从参赛者在比赛的某个时刻的具体棋步推测出他们在其他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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