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

这种优势市场地位令超级平台不仅在与消费者打交道时占得上风，也令它在与中小企业的竞合中占尽了便宜，后者与我们一样缺少资源、数据和算法来有效抑制超级平台市场力量壮大。在面对无人车的威胁时，即便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是十足地戒备，担心自己的饭碗被这些科技企业抢走。²⁴

在大数据军备竞赛中取胜的赢家将收获多重奖赏：首先，他的自学习算法将进一步精进；其次，数据将创造更大价值（既可以为广告主提供广告平台服务，也可以开展行为歧视）；再次，网络平台可以利用这笔丰厚的回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畴，汇聚更多用户、广告主和个人信息数据；最后，当网络平台最终进化为超级平台时，他们摇身成为新型市场规则的造物主——作为数据的拥有者，他们在竞争中得以予取予求。

于是，我们步入了这场大数据军备竞赛，逐利的商家没有开展用户隐私保护的动机。²⁵ 数据优势可以令企业获得显著规模效应，从而让竞争的天平向自己倾斜。事实上，互联网巨头不仅限于在数据收集与分析领域精耕细作，它们还忙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兴市场拓展。正如互联网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所言，“谷歌与苹果已经意识到，如果它们不控制住产生知识的传感器和通道入口，它们就不能从事整理世界知识的业务”。²⁶

作为谷歌生态系统的叛徒，Disconnect虽然在潜心为用户提供网络安全保护与反数据追踪工具，但它此举无异于逆流而上。没有哪家超级平台会鼓励这种隐私保护技术。事实上，超级平台将这种隐私保护技术视作对自己商业模式的潜在威胁。面对大势，在夹缝中生存的独立应用程序开发者的创新热情不断被浇灭。尤其当超级平台将他们踢出生态系统时，任何痛下决心要与消费者建立联系的“独立战士”都有必要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其间资金弹药的消耗不言而喻。

技术与财富分配不均

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尽管消费者会在一些市场中蒙受损失，但在新型市场动态下，整体的社会福利仍会得到提升，消费者剩余（与财富）的增长将被用于其他开销或者储蓄。

但是，部分线上市场仍受到竞争机制支配的事实并不能为其他市场的反竞争策略开脱。评估算法经济模式的收益和损失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总体而言，假设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当我们步入虚拟竞争时代，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是会加重、缓解还是维持不变？

当前的财富分配不均早已成为世界难题。2016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国际发展与援助组织乐施会（Oxfam）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财富不平等问题的报告。根据这份报告，62位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与世界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相同。²⁷ 正如一位乐施会的执行董事所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相当于35亿人——拥有的财富却不敌在一辆双层巴士上的商业精英的个人财富总和。”²⁸

造成这种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是企业的市场力量。²⁹ 让我们见识一下美国的市场竞争环境。2016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³⁰ 报告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市场的竞争机制正在逐步减弱。首先，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诸多经济领域都出现了新公司成立数量减少的情况。其次，部分经济领域的行业集中度正在提升。此外，不断增长的行业利润落入了更少企业的口袋。总体来讲，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更多行业正被更少公司主导。这几家实力强大的公司正在从工人、零售商和消费者身上榨取更多利润（和财富）。与此同时，新公司进入市场和工人更换雇主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是活跃市场竞争氛围和强势的反垄断执法。³¹ 经济顾问委员会指出，随着更多经济部门引用数字化技术，政府需要考虑数字化趋势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勒紧监管的必要。³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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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评估“数字化的手”是否正在削弱市场力量和改善消费者剩余时，可用的衡量标准是财富分配不公情况的变化。按照上面的逻辑来看，分配不公的现象理应得到缓解。但这也不能完全得到保证。联合国专家小组在201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未来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全新的不平等边界将被撕开个口子，将世界分割为掌握数据的一拨人和不掌握数据的另一拨人”。 ³³ 担忧在于，大数据技术的繁荣和信息不对称的加重将令财富分配不公现象更为严重。 ³⁴ 正如一位作家所言，“有关个人隐私的数据挖掘技术将给市场带来颠覆性影响，它将大量有关用户兴趣、行为和欲望的知识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中。”³⁵

我们已经在三大反竞争场景中见识到了企业榨取利润的手段。在共谋场景中，商家通过抬高售价的方式赚取了超额收益。即便是在中间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共谋行为，最终埋单的人仍是终端消费者。

同样，面对财富分配不公时，行为歧视场景也不免沦丧。可能有人会为价格歧视争辩，称这种做法将令穷困的消费者拥有更多机会（如大学助学金和其他奖学金的授予）。但行为歧视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是那些愿意支付更多钱的富人。反倒是那些生活环境受限的穷人，他们因为没有更多的外部选择，而成为行为歧视的受害者。办公用品公司史泰博的定价策略就是一个例子，它正在向穷人施行定价歧视。《华尔街日报》发现，史泰博的线上网站通常会为那些住在高档社区的消费者报出更低价格。³⁶ 因为对于经济宽裕的人来讲，他们的外部选择更多（他们的房子附近可能就有史泰博竞争对手的商铺，或者也可以驱车到别家采购），史泰博很有必要讨好他们。

转而，在竞合场景中，财富的攫取可以发生在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超级平台通过收集用户数据（却未支付相应对价）牟取利益。第二个层面，超级平台从用户手中免费得到了吸引流量的原创内容。第三个层面，超级平台可以通过发布行为定向广告与行为歧视的方式赚得超额利润。第四个层面，超级平台可以从其他网站抓取有价值的内容并将其发布到自己的网站上，从中获取回报。³⁷

于是，当超级平台将业务触角延伸至虚拟助手、物联网、智能感应设备时，它们的数据优势将演化为一种竞争优势和市场力量。随着财富获取能力的增强，资金将集中流向少数几个超级平台。有趣的是，在2016年初，由于谷歌的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市场竟然引发了盘后交易的一时冲高，谷歌也一度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³⁸ 由此说来，谷歌和苹果这两家移动互联网超级平台牢牢把控住了“全球最有价值公司”的头两把交椅。

隐私与信任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财富转移就是一个不称其为问题的问题。富豪的遗孀和子孙都可以成为垄断企业的大股东。当垄断利润无法被返还给穷人和中产阶级时，政府将通过税收和补贴计划的方式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经济学家着眼于社会净损失（Deadweight Welfare Loss），也就是那些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无谓损失。竞争市场往往能够避免这些损失，但卡特尔行业或垄断行业则难以幸免。

有时，执法者不会将隐私安全问题与他们的反垄断担忧等量齐观。在脸书与WhatsApp的并购交易中，欧盟委员会认为，脸书可能会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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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的隐私承诺，并会收集和使用WhatsApp用户数据。在此，欧盟关注的焦点仍在于与此相关的广告业务，而非用户个人权益：

为了验证这起并购交易是否会壮大脸书线上广告市场的支配地位，欧盟委员会已对潜在的数据集中问题展开了全面分析。同时，因为这起交易而产生的用户隐私担忧不应纳入欧盟竞争法规的规制范畴，转而应将《欧盟数据保护指令》视作法律依据。 ³⁹

对于一些执法者而言，他们并不将隐私安全问题视作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⁴⁰ 也有一些人说，“现如今还没有发现谷歌损害消费者福利的事实”。 ⁴¹ 另一些人称，仅仅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对有限的成本效益分析实则是“看轻了隐私作为公民基本人格权的地位”。⁴²

然而，这些看法都失之偏颇。免费的应用程序并不意味着消费者必然从中得到好处。App的用户隐私设置可以被视作一种非价格竞争的参数，它是线上产品质量与用户体验的体现。 43

此外，隐私保护有时还会卷入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社会净损失的担忧。如第1章所述，虚拟经济将强化社会分配效率。但与此同时，它还可能通过降低信任的方式放大社会净损失。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⁴⁴商业研究表明，社会公平与信任高度相关。从宏观层面来看，贪婪并非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⁴⁵ 充斥着贪婪的社会不一定会收获繁荣的经济。相反，如果要比较对市场经济做出的贡献，公平准则比贪欲的作用大得多。法学教授林恩·斯托特（Lynn Stout）指出，有关公平的社会准则与亲社会行为在市场经济中既是普遍现象也是必要存在。⁴⁶ 违背社会公平准则的行为将降低社会互信并有可能激化矛盾挑起报复。⁴⁷ 当人们纷纷选择依靠牺牲旁人利益来赚取回报时，你又怎能对这个世界怀有信任？在这个贪婪的世界，交易成本是个天文数字。在行为经济学实验中，人们的确表现出了互信。但是，他们的信任与合作也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旁人实际或表达出的合作意愿。⁴⁸

为了让线上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优势，人们必须对企业与它们的数据使用行为抱有信赖。但随着科技进步与数据规模的增大，我们开始对企业在背地里玩的那套把戏有所警惕。⁴⁹ 对于企业的大数据技术应用，不信任的情绪在网民之中蔓延。⁵⁰ 更不消说，人们对于谷歌涉嫌逃避隐私保护指令的诸多责难，⁵¹ 以及尼桑聆风汽车车主遭遇数据追踪事件的曝光。⁵² 英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近期发现，大多数消费者不满于企业对于数据收集行为给出的解释。 ⁵³ 该机构最后得出结论，“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感是很脆弱的。不乏因为消费者对某一新科技或者商家的数据使用行为产生了负面看法而对相关企业丧失了信任的情况。我们担心的是，未来数据收集与应用方式的改变（如通过物联网技术进行数据被动捕捉）将成为消费者是否愿意继续提供数据的信任试金石”。⁵⁴

一旦各行各业的定价趋近于完美行为歧视，消费者对于服务提供商、网络平台、移动设备、可穿戴设备的不信任感将越发强烈。消费者也许会拒绝使用这些高新科技——如搜索引擎、移动科技、智能电子感应器、智能手表等，从而主动化解个人隐私安全的危机。如果他们对卖家与市场公平准则心存疑问，他们可能会放弃很多他们原本打算进行的消费。因此，随着收集到的个人数据的规模、维度和复杂性的提升，隐私安全问题将可能变得更加紧迫。⁵⁵ 随着社会不信任感的递增，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也会增加。

财富、权力与政治

除了社会净损失，掌握着数据、算法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商业巨头还引发了人们对于权力集中问题的担忧。⁵⁶ 经济集中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执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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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量早已有效地转化为政治力量。企业与贸易组织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向美国政府游说。⁵⁷ 随着私人经济力量的崛起，政治活动中搅和进来了一股商业力量。⁵⁸ 裙带资本主义的势力之大令很多人意外。虽然我们能够想见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但是当金融危机爆发，联邦政府选择拿出纳税人的钱为其进行政府救助时，我们这才真正见识到了这股力量在政治活动中的翻云覆雨。不过想来，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经济动机去向政府施压。不出意外的是，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共和党支持者）都相信，经济“不公正地偏袒强大的利益集团”。 59

当前，科技巨头对政府的影响力已被媒体广泛曝光。超级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正投入巨资用于引导政治呼声。比方说，就在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谷歌展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调查事实被曝光前一周，谷歌额外聘用了12家游说公司， ⁶⁰ 而当年的游说费用支出也增加了88%，从而使谷歌成为“试图影响联邦政府决策的前十大金主”。 ⁶¹ 在这段时间里，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与白宫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⁶² 另有报道称，谷歌与奥巴马政府建立了密切关系：“从奥巴马任期伊始到2015年10月，谷歌方面的代表至少每周参加一次白宫会议。在此期间，近250人在奥巴马政府职位与谷歌工作岗位之间完成了工作调动。” ⁶³ 我们无从知晓这些会议究竟讨论了哪些议题？会议的内容是否有益于社会福利改进，抑或是为政府决策带来了外部新鲜视角？不论如何，它们反映了一家公司对行政部门最高层的空前接近以及将国家政策与公司利益相结合的有利情况。

考虑到这样的影响，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决定结束对谷歌涉嫌垄断的调查，但其在法律问题方面的雇员却给出了不同意见时，这的确让人有点意外。⁶⁴ 由于《华尔街日报》无意中收到了参与调查的法律专员的工作手稿，这起事件才得以向公众曝光。在工作手稿中，法律专员客观承认了向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的障碍，并且建议联邦贸易委员会放弃对谷歌所实施的部分反竞争行为进行追究。在这场长达19个月的“马拉松式”调查中，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法律专员发现，“谷歌的行为已经导致并将对消费者和在线搜索和广告市场的创新造成实质性伤害”。 ⁶⁵ 因此，不顾诉讼举证与认定的困难重重，法律专员建议对谷歌滥用其垄断权力的行为发起诉讼，因为它的行为的确从多个方面损害了互联网用户与竞争对手的权益。 66

在这份工作文档被公之于众之后，外界的反映非常强烈。特别是在这个档口，欧盟也在对谷歌进行反垄断调查。谷歌的说客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了一封邮件，称该公司“深陷困境”⁶⁷ ——它的竞争对手正拿着联邦贸易委员会雇员的工作手稿“制造混乱，扰乱视听，企图颠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谷歌的结束调查决定。这番混乱局面在欧洲尤甚”。 68此外，邮件中还敦促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新闻声明中为自己辩护。曝光了这起事件的记者发现，“就在邮件发出后两天，当《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谷歌与华盛顿关系的文章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包含了谷歌说客期待的内容”。 69

抛开这个事件，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随着虚拟竞争的加剧，商业巨头和经济舵手会加大对政府的游说。事实上，这其中的赌注高昂，毕竟企业可以从共谋、行为歧视、竞合场景中榨取更多消费者利益。他们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会转化成政治力量，通过影响政府决策来守住自己的市场地位。⁷⁰ 其实，就连法律也为他们提供了便利：对于有实锤的反垄断行为，如信使场景和中心辐射式场景，反垄断法律规制的硬性标准堵住了企业诡辩（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可能。但是在其他反竞争场景中，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范畴“豁然开朗”。行政机构对违规行为的自行判断空间越大，政策遭到政治说客扭曲的可能性就越高；法律条文的界定越模糊，裁决过程就越容易混入主观判断成分，这也给了说客“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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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机会。

但是，问题的根源却不在于这些政治说客。真正的症结在于集中的经济权力、政治陷阱的薄弱管理⁷¹ 、模糊的法律标准（如法院依照判例制度对大多数反托拉斯案件作出的裁决）的交织。 ⁷² 对于那些熟识“运作流程”的经济学家、政治说客和反垄断顾问来说，他们对于模糊的法律标准欢迎之至，因为这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劝说行政机关不要介入反竞争场景的窗口。

认知俘获

与经济力量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培育认知俘获与监管俘获的能力。人类学教授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如果1%的人口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的可支配财富，我们所谓的‘市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待事情的看法”。 ⁷³ 政治游说活动正是塑造政府和公众认知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巧妙地影响舆论的导向和社会公众的是非观。⁷⁴ 相似的办法还有为学术研究工作、智库创建、文章发表提供赞助。⁷⁵ 此时，企业利用个人与机构的信誉为自己站台，他们传播的观点正是企业所极力倡导的方向。

据报道，自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始对谷歌涉嫌反垄断行为介入调查直至2013年尾声，后者向乔治梅森大学法律与经济中心提供了76.2万美元的捐赠。 ⁷⁶ 同时，我们还看到：这家研究中心“发表了多篇学术报告力挺谷歌清白，并曾举办相关主题的研讨会，席间的发言人与来宾都是由谷歌方面负责指定的”。 ⁷⁷ 据称，在2009年至2015年之间，至少有“由45个研究机构发表的66份学术报告”曾“‘接受了谷歌的委托’‘由谷歌资助’又或是‘收到了谷歌的捐赠’”。 ⁷⁸ 在这条路上，谷歌并不孤单。不难想象，为了让有关“虚拟竞争”的讨论向着它们所预想的方向发展，三大反竞争场景的获益者都曾为学术活动、文章创作与智库创建提供过赞助。在面对市场现状时，如社会阶层固化、中小企业的创建数量减少以及扩大的财富分配不公，它们可能会转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自矫正机制寻求帮助。我们被灌输的道理是：动态市场的自我监管力量将防止企业遭受重大伤害，并维护消费者福利。

与之相匹配，那些支持政府行政干预的言论则被描摹成对科技进步与创新精神的损害。在1998年针对微软的反垄断“世纪审判”中，微软的首席律师将司法部比作19世纪的卢德主义者，后者蓄意破坏了节省劳力的机器，以阻止科技进步的进程。 ⁷⁹ 并称美国司法部对于微软的指控是“对‘创造性商业活动行为应给予鼓励与奖赏’这一社会基本原则的否定”。 ⁸⁰ 然而，欧美法院的实践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企业对市场垄断地位的滥用不会对市场创新热情产生激励作用；相反，这种滥用如果不加以约束和规制，还将对科技创新造成更大的危害。可惜，已有不少人将约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监管手段视同于对创新的打击。

当科技巨头利用多种手段企图影响舆论导向时，我们不禁想到，竞争执法者与监管者能否抵抗这股认知俘获的力量——媒体、游说、政治施压与赞助，糖衣炮弹与真刀真枪双箭齐发。受控生态系统是只存在于互联网世界，还是已经渗入了现实的政治生态——让我们活在了自主与独立的假象之中？

前方的路

我们常被告知，技术革命将如何以提高透明度、改进交流方式、丰富选择与价值的方式来改善社会福利。计算机算法的确在不断改进。算法的广泛使用与人机交互界面技术也在不断成熟。物联网的疆域正在不断拓展，从住家到办公场所、从轿车上的装备到人身上的智能传感器，并最终实现“万物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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