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换言之，在居住问题上普遍地存在着区分功能：

——象征的(深层的情感投资等)

——经济的(以及匮乏的)

而且，这两种功能具有相互关联性：只有在拥有某种“可任意支配的收入”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将物作为地位的符号玩弄于股掌之间—时尚和“游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在其中象征性和有用性都被摒弃了。现在，对于住所来说，至少在法国，声望所控制的变动性的自由空间以及可能进行游戏的机制都还是很有限的。相反，在美国，一个人的住所与其在社会中的变动对应起来，按照其职业发展的轨道及其相应的地位而变化着。房子由此进入到了全球范围内表征地位的范畴之中，遵从着作为奢侈品的其他的物所遵从的加速报废的规律，因此，它也成为一个消费物。

这一例子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了任何试图从经验层面来界定物的企图都是无效的。铅笔、书籍、布料、食物、汽车、小件古玩，这些都是物吗？房屋是物吗？当然是存在争议的。关键点在于能否建构房屋的象征性(基于房屋所特有的缺陷来说的，这一点是有异议的)，或者甚至房屋可以屈从于一种差异性的、具体的、时尚逻辑的内涵：因为如果确实能够如此，那么房屋就能够成为消费物——如同任何其他的物一样；如果它只是能够符合同样的一种定义存在着(être)、具有文化特质、观念性的、示意性的、语言性的，等等，那么任何东西都有可能符合这些特征。消费物的定义完全不依赖于物自身，而是一种意指逻辑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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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是一种消费物，除非：

——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象征的心理学界定；

—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工具的功能性界定：

—它能够摆脱作为一种产品的商业性界定；

作为一种消费物，它最终被解放为一种符号，从而落入到时尚模式的逻辑，亦即差异性逻辑的掌控之中。

符号的秩序与社会的秩序

在没有交换之前，在交换还没有被大写的社会法则(LOISOCIALE)所规定之前，并不存在消费物。而这些大写的社会法则不仅需要一些独特物质介质的更新，同时还拥有以某种地位、身份的标准，以某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中介，指明个体的地位、身份的责任。这里的标准恰当说来应该是社会秩序，因为对这种差异的符号等级制度的接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对于符号的规范、符号的价值以及符号的社会强制性等等的内化，都构成了一个基础的、决定性的社会控制形式——就这一点而言，更甚于对意识形态规范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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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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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现在所产生的并不是物的问题，更为紧迫的是对一种社会逻辑的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种对这一逻辑运作的符码的发现(符号体系及其特有的物质介质)。

一般名称、特殊名称以及标识名称

在此，让我们依据贯穿于物之中的特殊的以及(理论上)排他的逻辑来重新思考物所处的各种不同地位：

1. 在某种意义上，冰箱由于它的功能和不可替代性而被特殊化了。物与它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一个必要的关联。符号的任意性的本质并不包含其中。但所有的冰箱在这一功能上(它们客观的“意义”)都是可交换的。

2.相反，如果冰箱作为一种舒适的或者炫耀的要素而存在的话，那么从原则上说，任何其他的要素都能够替代它。物趋向于变成一种地位的符号，每种社会地位都将被交换符号的整体所规定。将物与主体以及与世界的关系纳入其中并无必要。只存在一种体系性的关系适用于所有其他的符号。这种抽象的结合存在于符码的要素之中。

3.在它们与主体的象征性关系之中(或者在相互交换之中)，所有的物都具有潜在的可交换性。任何物都可能成为小女孩的玩具。然而一旦选定了，那么就只能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了。象征性的介质可以是相对任意的，但主体一物的关系是受束缚的。象征性话语是一种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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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物的功能性运用发生在物及其技术结构与对物的操持的关系之中。它们属于一般名称，例如，冰箱。

——象征一物(l'objet-symbole)的运用发生于其具体的显现之中，在与对它自身的“特殊”名称的对应中存在，拥有感和热情都被倾注到了物之中(在主体的形而上学的名义上），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

——“消费”物的运用则发生于它的标识名称(marque)之中，这一名称不是某种特殊的名称，而是一种类似于教名(baprême)的名称。①

2.消费：作为一种交换和差异的结构

物与需要的观念的无效性

在此，我们会发现物只有在一些逻辑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尽管这一逻辑语境常常是矛盾的，总是与物的层面相互纠缠。这些不同的意义依赖于在每一种逻辑框架中可能存在的可替代的对象和可替代的模式。当物(在此，物还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而言的)依据各种规则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些规则包括:在功能和经济领域内的等价规则；在符号领域中的差异性规则；在象征领域中的不定性规则)，当意识与无意识都表现在话语之中的时候(表征的全部话语、意义的同等话语、主体的内部话语与关系的社会话语，甚至在物之中存在的潜在的主体与其自身以及其他人分裂的象征性话语①)，那些在物自身之中的任何分类、界定和分层将可能具有怎样的内涵?当需要多少被归划到一种可能的物的分类和分层中之后，究竟什么是所有需要理论的可能基础呢?这种经验层面的形式化并不存在什么意义。这一情境就如同博尔赫斯(Borges)对动物学的分类一样：“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的，(2)有芬芳香味的，(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等等。”②所有物和需要的分类较之传统分类既不更具逻辑性，也不逊色于以上这种分类的超现实性。

①在商品的逻辑中，所有的商品或者物都具有普遍的可替代性。对它们的(经济的)操持通过它们的价格被实现出来，在此并不存在与主体或者与世界的关系，而只存在一种与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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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点在食物中也有体现:作为“一种功能的需要”，饥饿并不具有象征性。它的目标就是填饱肚子。作为一种物的食物在此是不能被替代的。但是，众所周知，吃还可以仅仅是为了饱口福，或者因为缺少爱而寻找的一种精神性的替代。在这第二种功能中，吃、抽烟、收藏、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这些都是完全相等的：象征性实例与功能性实例完全不同。饥饿不能被符号化，它只能被满足。而另一方面，欲望则能够在整个能指链条中被符号化。当物恰巧成为对某种失去的物的欲望，当那些被符号化的物被认定为一种稀缺、一种缺席的时候，仅仅将物视为它自身所是的东西是否有意义呢？在这种情境下，需要的观念可能指向的是什么呢？

②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波德里亚没有全引，在此参考中译本将其补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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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超自然的神性

对命名为“物”的概念实体的还原，同样也就是对命名为“需要”的概念实体的一种解构。我们在这一过程中还可以发掘出主体的实体。主体、物、需要：这三个概念的神话学(mythologique)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三者都在天真的现实性中、在原初的心理学描述中得到了阐发。

对于需要的看法是一种神奇的遐想。主体和客体被视为两个自发的并且是相互分裂的实体，具有镜像般的(specular①)和独具特色的神话，而这对于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成为必需。这种遐想当然还需“需要”这一概念。正是需要——其他的概念都相同—具有一种神性，这一点在莫斯的《礼物》中有所体现。交换被视为在分裂的双方之中存在的一种活动，每一方都先于交换而独立存在，由此必须在双重的责任中建立一种交换自身的存在：一个是给予，一个是归还。由此，有必要设想一种物的内在力量(正如莫斯以及原始人已经做的那样)—“hau”①。这种力量盘旋在物的接受者这里，并同时要求接受者将其归还。交换双方不可克服的对立由此被还原为一种同义反复的、人为的、富有魔力的、补偿性的对立。同样，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批判中，他通过研究经济学，将交换直接设定为一种结构。由此，在心理学家、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区分了主体与客体，但二者的融合却除了在需要的魔力之下，几乎不可能完成。但这一概念只能在主体面向客体，或者客体面向主体的适当的、功能性的意义上来阐发主体一客体的关系:这是功能主义的唯名论(nominalismefonctionnaliste)，它所强化的是整个心理学的意识形态需要是一种恰当的、公平的、调节功能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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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pecular在波德里亚著作中常常被用来分析意识形态，这个词的本义就有“如镜子一般的”的内涵，因此很容易让人想到拉康，波德里亚在此也确实是受到拉康的影响而采用这一概念的，这种镜像关系所形成的秩序，是与波德里亚所推崇的象征性秩序相对立的一种秩序，是其批判的对象，也是意识形态产生的根源所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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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过程是在用客体来定义主体，用主体来言说客体。这是由需要的概念而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同义反复。形而上学自身并没有完成什么。在西方思想中，形而上学和经济科学(更不用说传统心理学)彰显了一种深层的聚合力，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通过同义反复的力量设定了主体，并将其与世界联系起来。超自然的神性(Mana)，必要的力量、直觉、需要、选择、倾向、有用性、刺激：这些都是同样富有神性的联结力量，即在“ $\mathrm { A } { = } \mathrm { A } ^ { n }$ 中的“=”。形而上学以及经济学之间的对抗处于相同的困境之中，处于相同的迷阵(aporias)之中，处于相同的矛盾与功能障碍之中，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由被设定为自发的主体与其镜像的反映，即处于自发性之中的客体所构造的一个无限循环之中。

①Hau是莫斯在《礼物》中提到的一个毛利人的语言，它指的是物的内在灵性。物的转移同时伴随着“hau”的转移。“taonga以及所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财产都有hau,即一种精神力。你给了我一份taonga,我又把它给了第三者;然后那个人又还我一份taonga,这是我给他的礼物中的hau促成的;而我则必须把这份东西给你，因为我所还给你的东西，其实是你的taonga造成的。"(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在这个复杂的循环关系中，虽然没有货币的介入，但却因为物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灵性产生了比由价值规律所具有的强制力更强的强制性。原因很简单，hau所蕴涵的力量带有强烈的神秘的宗教色彩，从而使得这种物物交换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强制性，其力量是任何世俗化的动因都无法匹敌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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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反复的力量

显然，同义反复并非是无辜的，同样那些暗含了整个需要神话的目的论也并非是无辜的。这样一个同义反复总是某种权力体系(système de pouvoir)被理性化后构成的意识形态：具有麻醉特征的麻醉药，“A是A”的重复，如同博尔赫斯的动物分类：“包括在目前分类中”；或者如同那种富有神学色彩的声称：“当一个既定的主体购买如此这般的物，这样的行为就是他独特的选择和喜好发挥作用的结果”。由此，在同一性逻辑原则之下，存在着的是对空洞的内容所做出的华丽的比喻，是同义反复的体系所具有的力量，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更确切地说，是在需要的语境下，生产秩序的有目的的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科学绕过了需要的概念，因为它们总是在需要的数量的层面来进行它的演算，而需要的观念却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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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合法化的立论基础是这个将尚未证明的前提作为理论运演的依据。例如，人们发现，一个先在的、神奇的事实:他们需要已经生产出来并在市场上供应的东西(由此，为了说明人们能够体验到这一点，需要必须被假定为已经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了)，因此，这种强制的理性化只是对生产秩序的内在目的性的一种掩盖。每个体系如果试图以自身为目的，那么就必须要去除它自己真实的目的论问题。通过将需要和满足进行以上合法性的华丽包装，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目的论问题就被压抑了。

人们可能反对将需要视为一种强制的理性化，因为需要的话语似乎是主体解释自身与物以及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自发形式。但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当人们试图重新运用这一话语来分析当代社会的时候，一种天真的人类学的虚假建构被再生产出来：它将交换和意指的过程自然化了。由此，社会的逻辑似乎不能约束需要本身。确实，所有富有魔力的遐想都从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的误解之中获得一种有效的方法。由此，对于需要的思考始终与对于超自然的神性(Mana)的思考传统相连。它是一种虚构的想法，是在经济的“理性化”的镜子中所显现的一种镜像。

交叉学科——新人类学，或者心理-社会经济学

由此，有必要重建整个社会逻辑。就此而言，没有什么能比在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非正当的结合更富有意义了。那些德高望重的思想家们毕其一生的努力试图将这两个相去甚远的学科融合为一(以人类以及他们的父辈的名义)。他们试图削减所有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学科来说无法认可的东西，它们或者存在于其他学科之中，或者存在于那些逃离了整个学科范围的某种知识之中。特别是经济学，它只能延迟这些非正当性显露的可能，因为它以计算、以无意识的心理学逻辑或者以相当于无意识逻辑的社会逻辑为基础。一方面是不定性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差异性逻辑，它们与平等的逻辑不相容(而这一逻辑对于经济学来说则是神圣的)。为了驱除这些破坏性的影响，“经济科学”将自身与单纯和无害的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形式结合起来，而后者作为一些传统的规范，从一开始就是一些跨学科的研究。从这一视角来看，人们从来没有想过引入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维度，而只是想给个人实体添加一种衡量标准(“理性的”经济的变数)，或者补充一种个体的“非理性”心理学(动机研究、深度心理学的研究)，或者增加一些人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学(个人对于名誉和地位的需要)，或者仅仅是提供一种社会一文化视角。概括说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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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举出一些例子。雄巴尔·德·洛夫(Chombart deLauwe)揭示了一些较低层次的人对肉类产品的非正常消费：不是太少，就是太多。如果这种消费处于中间水平，那么这种人则处于经济的理性之中。这里没有问题了。然而，心理的因素加入了其中：对名誉的需要，奢侈性消费，或者过度消费，等等。由此，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因素被界定为“经济性的病理学”因素!另外一个社会分析学家肯塔那(Katona)，发现了“可任意支配的收入”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他发现超越购买力，“存在着某种购买的倾向，它将反映消费者的动机、偏好和期望”①。这些都是对心理一经济学并不太贴切的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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