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或者，我们时常会发现(这一点也几乎不能被忽视了)个人从来不是孤单的，他总是被他与他人的关系所规定着。因此，鲁宾逊的故事在微观社会学的视野中将遭到摒弃。美国的社会学就已经多少认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对于默顿(Merton)来说，在他关于边缘群体的理论中，也总是研究一些实际上被经验地给定了的、并具有一些现实期望的群体，将其视为社会动力的源泉。

心理主义的分析伴随着文化主义的分析，以及另外一个温和的、不愿冒险的社会学的分析:需要是每一个社会的特殊历史的功能与文化！这些自由的分析已经十分充分了，远远超过了它本来可能有的内涵。人被赋予了需要以及一种需要的满足的自然偏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受到质疑。它们只是被简单地归入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维度(通常被预先界定下来，并且通过其他方式)，即通过暗示、入侵、相互作用、同化或者渗透等方式，它被再次置入一种社会历史或者文化之中，并被视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第二自然。所有这些最终都具有了一种“人性根基”，成为一种拥有既定结构的文化类型，尽管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特征的总和而已。在此，又出现了一个同义反复，即“模范”(modèle)，模范本身就是包含了它试图解释的不同特征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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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让·雄巴尔-德洛夫:《通向期望的社会》(Pour une Sociologie des Aspira-tions)与乔治·肯塔那(George Katona),《消费大众的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 de Masse)——参见英译本第 73 页注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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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反复在所有的地方都发挥着作用。由此，按照“消费模式”的理论，在确定消费水平的问题上，社会地位与品味是同等重要的(在法国，糖对于家长们来说，并不是吃的，而是用作教育的工具)。“当一个人熟悉了产品所具有的社会学内涵，那么他完全有可能借助于与这些规范相对应的产品来勾画出一幅社会图景。边缘群体和主流群体都能够在消费行为的意义上被理解。”或者，在拉查斯斐尔德(Lazarsfeld)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对“角色”(rôle)这一概念的理解：一个好主妇，应该是自己洗衣服，用缝纫机做衣服，不使用速溶咖啡。“角色”在主体与社会规范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如同需要在物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同样地同义反复，同样地被赋予神秘色彩。

最终，你可以发现购买一辆汽车将被归结为以下这些可能性的动机：留下纪念的、技术的、实用的、心理象征性的(过度补偿、富有攻击性的)，社会学的(群体的规范、对名誉的渴求、从众或者标新立异)。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些动机都有其合理性。很难想象，这些动机中的任何一种与之不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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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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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们却常常在形式上相互矛盾：对安全的需要与对冒险的需要相互对立，试图从众的渴望与试图标新立异的想法相互冲突，等等。究竟哪个是决定性的呢？究竟该如何将它们纳入一个结构之中，又该如何排列顺序呢？最终，我们的思想者们只好尽其所能地建构了他们同义反复的“辩证法”他们总是谈论相互作用(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种动机与另一种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经济学家们不喜欢这种充满变数的辩证法，他们迅速地后退到他们可进行计算的方法之中去了。

混乱不可避免。这些在不同的抽象层面(需要、社会期望、角色、消费模式、边缘群体等等)所获得的结果并不是没有意思的，而是偏颇和危险的。心理一社会的经济学如同一头斜视的怪兽，所能看到的非常有限。但它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捍卫了一些东西，它驱除了极端、单向度分析的危险，在那些分析中有意识地将物既不视为群体的物，也不视为个体的物，而是将其看作社会的逻辑本身，以此来作为创造一种分析原则的必须。

我们已经透露了这种逻辑即是差异性逻辑。但现在很显然，将声望、地位以及差别等等视为诸多动机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这一点已经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这种社会学的延伸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比传统心理学更多。显然，个体(或者被个体化了的群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总在追求社会地位和名誉，当然，在这一层面上的物也应被纳入分析中来。但基本的层面则应是无意识的结构，这种无意识的结构组织了差异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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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交换的逻辑：差异的生产

每一个群体或个人甚至在基本的生存得到保证之前，就已经体验到了一种压力，要让自己在一个交换和关系的体系之中拥有存在的意义。与商品的生产同时产生的还有意指关系与意义的细化，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为自己而存在的同时还要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而存在。

因此，交换的逻辑似乎更为原始。个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无(rien)(如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谈论的物)。无论如何，某种语言(由词语、女性或者商品构成的语言)总是先于个体而存在。这种语言是一种社会形式，它是一种交换结构，却是无个体存在的结构。这一结构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成为一种差异性逻辑：

1. 它在交换的意义上将个体的人转变为合作者，虽然不再存在个体，但却存在差异，他们的关系受到交换原则的规范。

2.它将交换的物质载体转变为差异性的、具有意指性(significant)的要素。

这是真正的语言交往。它同样适用于商品和产品。消费就是交换。一个消费者从来都不孤独，就如同一个说话者不会孤独。而对于消费的分析的全部革命也就在于此：预设个体需要说话，并不能解释语言的产生(这种设定存在两个不可解决的问题：这种需要基于个体的存在；同时，在一种可能的交换中来阐释这种需要)，然而语言存在着，它不是作为一种自发的绝对体系，而是作为一种与意义同时产生的交换结构而存在，并且言说着一种个人的意愿。同样，消费也并不源自消费者的客观需要，或者主体对物的一种最终意图：相反，在交换体系中，在物质的差异的体系中，在一种意指关系的符码体系中，在规定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社会生产—商品的功能性，个体的需要只能追随着它，适应着它，在将这种基本结构机制理性化的同时也压抑了它。

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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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从来不存在于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即一种被理性化了的选择和计算之中，从来不存在于那些既定的、被预设为自发的、有意识的主体之中，也从来不存在于那些依据理性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客体之中，而是向来存在于有差异的、被体系化了的一种符码之中，与理性化的计算相对立。意义是一种构建社会关系的差异性结构，而不是主体本身。

凡勃伦和设定的差异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凡勃伦的理论。尽管他是从个体而非从阶级的角度，从声望的相互作用而非交换结构来阐发差异性逻辑的，但他的理论却显然优于那些追随他的人，以及那些假装“超越”了他的人。这些人自认为发现了整个社会分析的原则、本质逻辑的基础以及差异性的机制在此并没有从内容上添加什么变化了的原则，也没有给出一些变化了的形势，而是给出了一种变化了的关系性结构。凡勃伦的理论向我们表明：社会阶层(包含差异性的阶级以及地位的竞争)的生产是如何成为一种基础性的法则，以用来安置和吸纳其他的逻辑，例如意识的逻辑、理性的逻辑以及意识形态的逻辑、道德的逻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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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通过具有区分性的物质载体的生产来调节自身：“关于消费品的取得和累积这类行为，一般总认为其目的是消费……但是如果要说明为什么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引起对商品的累积的动机，那就得撇开上述的简单意义，只有在相差很远的另一意义下才能有所领会………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①

休闲

“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优越成就的习惯标志，就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指标。”②生产性劳动是低贱的：这种传统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伴随着社会区分的复杂化而被加强了。最终，它似乎成为一种绝对的命令，一种众所周知的公理甚至存在于中产阶级对劳动的赞扬与对懒惰的谴责之中。今天，这一传统被统治阶级自身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恢复了:首席执行官(P.D.G)一天辛勤工作15个小时，这是指派给他的劳动量，是他的一种象征。事实上，这种形式上的恢复，只是从反面将贵族休闲的价值的力量在更深层面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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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2页。

②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3页。

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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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由此并不是一种对休闲需求的满足，即对自由时间的享受以及有效的放松。它完全可能是一些活动，只要这些活动与生计无关。休闲可以被界定为任何非生产性时间内的消费。现在，这都与被动无关：它是一种积极的行动，一种充满责任感的社会现象。时间，在这一情形下，不是“自由的”，而是富有牺牲精神的，是一种浪费。它是一种价值的生产，是社会地位的规定，社会中的个体并不能自主地逃脱它的束缚。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每个人都被号召来证明他有时间去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对这种空闲时间的消费是一种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在此，自由时间是一种交换和意义的载体。如同巴塔耶(Bataille)所谓的“被诅咒的部分”(part maudite)，它让交换自身具有价值，或者在破坏中产生价值，由此，休闲成为象征性运演中的一个核心。①

当代的休闲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证明：那些留给人们的给予创造性的自由的休闲，最终被发现不过是为需要钉钉子的地方找寻钉子，为需要拆卸的东西找寻拆卸工具而已。超出了竞争领域，并不存在什么自发的需要。自发的动机并不存在。然而，他并不允许自己无所作为。虽然对于在自由的时间中究竟要做什么，人们总是手足无措，但他们却迫切地“需要”什么都不做(或者什么有用的都不做)，因为这种无所作为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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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以下在《艺术拍卖》一节中对于类似例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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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一般的个体，通过假期或者在他的自由时间之中，所实现的并不是一种“充实”自己的自由(以什么名义呢?在现实的背后隐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他必须证明的是他的时间的无用性，即时间的剩余，就像作为财富的剩余资本一样。休闲时间如同一般意义上的消费时间一样，成为象征性的社会时间，成为一种生产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一种逃离了经济的幸存者(survie)，而是一种社会的救赎(salut)。①

凡勃伦将价值区分的法则所带来的影响推广到各个方面：“荣誉浪费的准则对责任观念、审美观念、效用观念、宗教或教仪配合方面的观念以及科学真理观念，都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②

价值区分的法则及其悖论

这种价值法则对于富有或者贫困来说都适用。奢侈性的炫耀和节俭性的炫耀都是对同一基本原则的回应。依据这种法则，在经验性的需要理论中，在形式上矛盾的东西却能在一般的区分理论中找到立足之地。

①“自由”的时间将工作的“权利”与消费的“自由”置入同一体系的框架内：时间必须要被“解放”，以成为一种符号/功能(fonction-signe)，并成为一种社会交换价值，而劳动时间，作为一种受限的时间，只能具有经济的交换价值。（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人们可以给物的时间加上象征性时间的内涵。它既不受经济的限制，同时也不能“解放”为一种符号/功能，但被束缚于一种节奏，这种节奏显然不能脱离具体的交换行为。

②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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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由此，教堂在传统上往往成为整个区域中最为奢华的地方，而世俗阶级的强制性却可能产生一种对禁欲主义的狂热：天主教的华丽成为较低阶层的显现；而在新教徒中，简陋的礼拜堂却成为上帝荣耀的证明(同时也建构了一种独特的阶级符号)。在贫困与富有之间，存在着无数这样包含矛盾价值的例子。我们为了什么都不吃，付出了很大代价。一个人在现代的内部空间中所努力营造的只是一种微妙的“空”。而这却还不被视为一种奢侈：这就是消费的诡辩，它否定价值只是为了将价值视为细微的等级差别在形式上的证明。①

在此需要掌握的是，在所有这些功能性的、道德的、美学的、宗教的等诸多所谓的目的及其相互矛盾的背后，一种差异性的或者超差异性(surdifférence)的逻辑在发挥着作用，但它总是被压抑的，因为它背离了所有行为的理想性目的。它是社会的理性，社会的逻辑。它超越了所有的价值以及所有物质上的交换和流通。

从原则上来说，没有什么能够逃脱价值的结构性逻辑。物、观念，甚至行为，就其“客观”的特质以及就它们作为正式的话语而言，都不能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总有可能会作为一种符号来交换。也就是说，在整个交换行为中，在交换所建构的与他者的不同关系中，设定了另外一种价值类型。符号交换的区分功能总是凸显了用以交换的东西的功能，有时候两种功能是相互矛盾的，物的功能常常不过是差异性功能的一种借口，或者甚至就是作为一种借口而被生产出来。由此可以解释那些区分功能如何通过对立的或者矛盾的方式被实现出来：美丽或丑陋、道德或不道德、好或坏、古老或崭新。差异的逻辑超越了形式上的差异。它等同于无意识中的原初过程，梦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它并不着眼于同一性和无矛盾性的原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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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一般的”家具(或者在罗兰·巴特对时尚的研究中所谓的“一般的"服饰):这种家具作为所有功能的集合，它的一般性却与这些不同的功能相对立。其实，它的价值并不是一般的，而是相对的、差异性的。由此所有”一般的”价值(意识形态、道德等等)最初都诞生于不同的、差异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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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这种深刻的逻辑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时尚中显现出来。时尚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它被迫进行符号更新，它显然是任意并持续地进行着意义的生产，从而成为一种意义的驱动，它的周而复始的神秘逻辑等等都成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一种特质。时尚的逻辑过程可以被拓展到一般的“文化”视域之中，拓展到所有符号的、价值的以及关系的社会生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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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与此原则相关的是另外一些功能，它们都属于次级过程，它们成为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差异性逻辑(如同在原初过程中一样)构成了真正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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