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最为深层的力量，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直觉都能在“欲望的策略”(stratégie du désir)的驱动下发生变革。现在我们触及到了“受控的反升华”这一概念的核心(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压抑性升华”)。消费者在这种原初的心理分析语境下被重新阐释为内驱力的关节点(这些内驱力将来就成为生产的力量)，这种内驱力被自我(Moi)防御功能的体系所压抑着。这些功能必须被“反升华”：解构自我(Moi)的功能、解构有意识的道德以及个体的功能，以此来“解放”本我(Ça)和超我(Surmoi)，它们都是整合、参与和消费的诸多要素。这种“反升华”还带来一种无道德的消费，个体在其中将自己沉迷于快感的原则之中，从而受到生产秩序的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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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人并不是拥有着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人之为人的特性。这种假设，回击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却界定了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功能，即生产社会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话。个人的价值体系，诸如宗教的自发性、自由、独创性等等都要在生产的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甚至最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为体系的“功能”。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

我们必须颠覆一些分析术语，消解面对个体的关注，因为甚至这些关注本身也是这种社会逻辑的产物。我们必须摒弃个体构成的社会结构，甚至他对自身的活生生的知觉：因为人从来没有直面他自身的需要。这一点绝不仅仅对于“次级”需要是有效的(人的这类需要是依据生产的目的，作为一种消费的力量被再生产出来的)，对于“维持生存的”需要同样是有效的。在这一情形下，人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被再生产出来：人只是作为一个幸存者而被再生产出来(一个生产力的幸存者)。一个人的衣食住行，他的自我繁衍，都是因为这个体系需要人自身的再生产，以便能够使得体系再生产它自身：它需要人。如果它需要“奴隶”，那么就不存在“自由的”工人。如果它需要无性的机器人，那么就不存在有性的繁衍。①如果体系可以不必供养工人，那么就不会存在面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这种体系的构架中，我们成为一个幸存者。甚至人的自我保护本能都不是基本的：它是一种社会的宽容或者社会的强制。迫于体系的需要，这种本能会消逝，人将乐意付出生命(显然，这是一种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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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术语本身也是可以“复归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原初状态，同时将资本主义体系描画为一种堕落的阶段，同时揭示了另外一种美好的范本。

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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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愿意说“个人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当下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作为一种文化主义的陈词滥调只是掩盖了一个真理，即在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之中，一种仅注重生产增长的体系(如资本主义体系，但不仅限于资本主义)能够在最为深层的意义上，如自由、需要以及无意识等等层面上将人作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体系只能将个人作为体系的诸多要素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它不能容忍例外。

一般化的符号/交换与“价值”的没落

所以，今天每一事物都是可以“复归的①”(récupérable)，但将需要做这样一种说明就太过简单了，如存在某种本真的价值等等，然后这种价值被异化、神秘化，而后再复归，或者任何其他诸如此类的言说。这种人道主义的摩尼教(manichéisme)并不能解释任何东西。如果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复归的”，这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于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②之中，商品、知识、技术、文化、人，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期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再生产的，从一开始他们就作为体系的要素而存在，作为有待整合的变化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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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机器人拥有了整个生产体系所有最极端的和最理想化的幻象。更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完全的自动化。然而，这种机械化的理性吞噬了它自身，因为对于任何社会秩序和统治来说，人都是必需的。现在，在最终的分析之中，所有生产力的目标，也就成了政治的目标。

②或者，更为简单地说，是在一个一般化的交换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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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使用价值早已不再存在于体系之中，对此，在经济生产的领域中，很久之前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交换价值的逻辑早已无处不在了。今天，这一点也必须在“消费”的领域中以及一般的文化体系中获得认可。换言之，每一事物，甚至艺术的、文学的以及科学的产物，甚至那些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的东西，都会作为一种符号和交换价值(符号的关系价值)而被生产出来。

对于消费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将可以延伸至这样一个结论：“需要”，消费行为、文化行为不仅是可复归的，同时也是被体系作为一种生产力而诱发、生产出来的。基于这样一种抽象以及这样一种整体性的趋于体系化的趋势，这样一种分析是可能的，这种分析反过来也是在对生产的社会逻辑分析，在符号的普遍交换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第二章 需求的意识形态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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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①

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通过个体将一般的交换价值体系内化之后得到的。这些概念勾勒出了劳动和交换的具体的社会价值是如何被资本主义体系所抽象、所“异化”的，又是如何被提升为超验的意识形态的价值，如何成为道德手段，用以调节所有异化行为的。在此所描述的拜物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拜物教，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神秘主义的延续(“人民的鸦片”)。这种新的拜物教理论成为覆盖在当代社会分析这块蛋糕上的奶油。马克思仍然将拜物教视为某种形式(如商品、货币)的拜物教(尽管并不明确)，从而将其纳入理论层面来研究，而时至今日，拜物教的概念则在一个更为简明、经验的层面上被讨论着:物的拜物教、汽车拜物教、性拜物教、休假拜物教等等。所有这些拜物教都在分散的、喧闹的、充满偶像崇拜的消费领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显现;拜物教在其中无非是一般思想中对概念的崇拜，这种崇拜竭尽全力地在激烈批判的掩盖之下，隐蔽地扩张着意识形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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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心理分析月刊》(Nouvelle Revue de Pschanalyse)第二期(1970年秋)。

第三章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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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这一术语是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分析是简略的，而且还因为自18世纪以来，拜物教就始终是那些殖民主义者、人种学家以及传教士们所共同谱写的一段充满西方基督教色彩与人道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的交响乐。基督教的暗示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一种抽象的、精神性的宗教所特有的原始崇拜：“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fétiches)……正因如此，我将其称之为拜物教(fétichisme)。”①虽然从未真正丢掉某种道德的和理性主义的暗示，但宏大的物恋的隐喻(métaphore fétichiste)始终都是对“富有魔力的思想”的分析途径，不管是班图(Bantu)部落的物恋还是当代都市人的物恋，都隐藏在他们的物和符号之中。

物恋的隐喻，从原始存在中吸取了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神话、仪式、拥有某种力量的操持(pratique)，一种富有魔力的高于一切的权力，一种神性(mana)(最为晚近的这种神化的载体可能要算里比多[libido]了)。当这些力量转变为一些存在、一些物和一些载体的时候，它们是普遍而散漫的，但它们却能凝结在一些策略性的关节点上，以至于它们的流动能被某个群体或者个人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加以调节，或改变其方向。在这一“理论”的关照下，这些原始的操持，甚至包括吃饭，都是包含目的的。由此，在万物有灵论的视野下，所有的事情都成为了某种力量的载体，游弋在这种力量的超越性以及对这种力量的掌控之中，并成为了有价值的存在。土著人显然是在这一意义上来将其群体或者个人的经验合理化的。人类学家们也在同样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对于土著人的观察，并由此来驱除那些指责他们以自己的文明为基础来讨论原始社会的质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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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博兹(De Brosses):《物恋崇拜的仪式》(Du Culte des dieux fétiches)(1960)。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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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当代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这种物恋的隐喻，这种隐喻已经存在于一些批判之中(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以及那些理性主义的人类学所设下的陷阱之中。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概念而言，除了揭示出一种崇拜交换价值的“错误意识”之外，还能揭示什么呢(或者对于当下而言，这种拜物教已经成为了一种对小玩意儿的崇拜，或者是对物本身的崇拜，这种崇拜源于人对生存本能的崇拜或者对于那些包含在物之中的声望的价值的崇拜)?所有那些预设的存在——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异化的物之“本真”的、客观的存在—是使用价值吗？

①实际存在的理性主义者们，总是吸收了某种表征体系(un système dereprésentations)所蕴涵的逻辑与神话，而土著人正是运用这一体系来包容更多的客观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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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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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何处，物恋的隐喻都包含着主体意识与人的本质的物恋化，以及一种植根于整个西方基督教价值体系之中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以同样的人类学为其理论支柱，而它在观念中所确认的价值体系却通过客观的历史分析而解体了。通过将所有的“拜物教”问题归结为某种“错误意识”，即上层建筑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消除了拜物教能够分析真实的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的任何可能性。由于拒绝分析蕴涵于其逻辑之中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构和模式，因此，隐藏在阶级斗争的“辩证”话语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扩张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由此也扩张了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发展。

因此，将真实的生活加以“物恋化”(fétichisation)来进行分析，将迫使我们对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问题重新进行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模式，如同一种物恋，必须被去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缜密的生产力理论。因为所有这些要素都结构性地蕴涵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不仅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物质生产)，而且还发生在包括上层建筑中的种种情况之下(例如意识形态的生产)。

概而言之，“拜物教”这一术语自身也有其自己的生命，它作为一种对富有魔力的思想的隐喻，同时却反过来作用于那些使用它的人，悄悄地显现出其自身的魔力。显然，只有心理分析似乎逃脱了这一恶性循环，将拜物教放入到它的语境之中，赋予它一种倒错的结构(structureperverse)，包含了所有的欲望。被这一结构所围绕的拜物教(它通过现实地观察那些被迷恋的物与这种物对于人的操控而得到了清楚的说明)拒绝了不同人所有的差异，不再富有魔力：它成了对邪恶进行理论分析所使用的概念。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我们找不到同等的方式(甚至连相似的都没有)来使用这一术语，在意识形态的生产中，找不到相当于心理分析中倒错结构的东西—因此，如果将“商品拜物教”这一著名术语仅仅解释为一种词语的拼凑(“拜物教”不过是指一种富有魔力的思想，“商品”则指一种资本分析的结构)，那么还不如完全放弃这一概念(包括同类的和衍生的概念)。为了在结构的意义上重构物恋化(fetishization)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放弃诸如“对金牛的崇拜”的隐喻，这种隐喻就如同马克思所谓的“人民的鸦片”，我们不得不放弃任何神奇的和超验的万物有灵论，以及那些理性主义的立场。它们将拜物教视为一种错误的意识，并且设定某种先验的主体。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对“图腾”的讨论终结了，只留下了对图腾体系的分析以及这种分析所蕴涵的强大解释力。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不管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对现实的考察中，都应延伸到一般的社会分析之中去。我们从拜物教出发，只是为了揭示整个意识形态理论都有其诞生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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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物并不是一些具体的载体，没有被赋予能够反映主体自身的某种力量和神性，并且没有被异化，如果拜物教并不仅仅是对异化本质的一种隐喻，那么，拜物教的真实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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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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