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所以，根据与符号相关联的劳动和欲望的同一过程，意识形态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构建意指关系的过程和物恋化的过程)。让我们更为详尽地考察一下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阐发。

例如那些在广告中，在“情色泛滥”的时代，在大众媒体对身体和性再发现的过程中存在着的裸体。裸体被宣称为合理的、进步的：它被视为揭示了身体的真理，即它是自然的理性，不需要衣服、图腾以及时尚的遮蔽。事实上，它太过理性了，它已经绕过了身体本身，那些所谓象征的和性的真理并不存在于对裸体的单纯意识之中，而是存在于它的裸露(参见巴塔耶)，它与死亡的象征性等同，这就是通向欲望的真实途径，这一途径总是不定性的，同时具有爱和死亡的意义。而当代功能性的裸体不包含任何的不定性，所以也不具有任何深层的象征功能。因为裸体所揭示的身体，只是整个地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一种成就模式，一种象征，一种道德(或者荒唐的非道德，两者是一样的)被性所确证，而不是被性所分割。在这种情形下，被性欲所掌控的身体，除了在肯定性的层面之外，不再发挥任何功能，这种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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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欲望)；

是一种满足(匮乏、否弃、死亡、阉割都不再包含于其中)；

—是对身体和性的一种权利(颠覆性、社会对于身体和性的否定性都在一种形式“民主”的巧言辞令中被冻结了：“对于身体的权利”)。①

一旦失去了不定性与象征性的功能，裸体也就再一次成了诸多符号中的一种，与遮蔽身体的服饰形成了对立。尽管它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它不再与服饰尖锐地对立，它只是在时尚体系中能够与其他形式共存的一种变体而已：今天，人们总是在每个地方看到它充当着“选择之一”。正是这种裸体，被符号的运演所俘获(不再包含性欲与死亡)，才使其能够成为拜物教中的物：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条件就在于象征性的缺失以及符号学的入侵。

①整个所谓的“性解放”的幻影就存在于此:社会并不能在性和身体的意义上被分割、分裂与颠覆，因为性和身体在当代的显现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主体的分裂与颠覆被这种意识形态所遮蔽。更进一步说:裸体的神话在还原功能的作用下揭示了主体被性以及阉割所分裂的事实，同时，这种裸体的神话还是由于阶级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的缩影。性解放由此成了工业革命或者丰盛社会的革命的一个分支(还有许多其他的革命形式):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不变的秩序的一种诱惑或者意识形态的不同显现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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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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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来，并不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一旦象征性功能被消解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符号学的入侵。”事实上，是符号学自身的组织发展，构建符号体系，才达到了削弱象征性功能的目的。象征性经过符号学的还原才构建了意识形态。

另外一些例子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符号学还原，它们都是意识形态中的一些重要主题。

太阳：空洞的太阳不再保有在阿兹特克人①(Aztec)和埃及人那里所具有的象征性功能。它不再包含某种不定性的自然力量生命与死亡、爱与残暴这些都曾在原始部落中存在，或者仍旧在今天农夫的劳作中存在着。空洞的太阳完全成了一个肯定性的符号，成了幸福与安乐的源泉，并由此与那些没有阳光的存在对立起来(下雨、寒冷、坏天气)。同时，它失去了不定性的性质，它被放入到了一个明确的对立之中，而这种对立并不单纯：在此对立的功能中凸显了太阳的肯定性(以与否定性的存在对立起来)。由此，从这一刻开始，太阳如同性一样，被置入了一个对立的体系之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了一种文化的价值，同时还被体制规定为一种“太阳的权利”(Droit au Soleil)，用来确认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及在道德上设定为个人的或者集体的某种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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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兹特克人，是1100年左右被发现的墨西哥土著人，1324年左右于现在的墨西哥城附近建立了首都，15世纪后在伟大的蒙蒂诸玛(Montezuma)(于1440一1469年在位)一世的领导下，势力逐渐扩张，直到16世纪被西班牙人所征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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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恋的对象。

男性/女性：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性别区分。性别的不定性(积极的/消极的)存在于每个主体的内心。性别的差异体现在每个主体身体上的不同，而不是特指某种性器官的不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某种东西，或者没有”。但这种不定性，这种深层的性别遮蔽必须被揭开，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性别似乎就会逃离外在组织与社会秩序的约束。意识形态的运作再一次需要在符号学的还原之中实施，意识形态将这种不可还原的现实置入一个宏大的、差异性结构之中：男性/女性一这种性别结构是完整的、差异性的、彼此对立的。支撑这一结构的是不同的生理器官(性别的差异被还原为一种性别器官的差异);并且，借助于这种宏大的文化模型，区分了性别，设定了一个对另一个的优越性。如果每个人都被这种可控制的结构所引导，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困惑，那么最为容易的办法就是放弃自己的自然性别(也就是说，人自身肉体上的性别差异)，转向人为的性别区分之中去，这种区分是社会秩序中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得以稳固的基础。①

①事实上，这种宏大的结构性对立从最初就是在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功能性的、等级制度的、被理性推理出来的差异。如果必须存在两种性别，那么必然会有一个从属于另一个，这一事实使得本来模糊的“性别解放”清晰起来。既然这种“解放”是每个人在进入到这个双性别结构的意识形态框架中不得不具有的一种需要，那么任何在这一意义对性别实践的强调最终只是加固了这个结构，强化了这个结构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个“混杂”的“自由”社会之中，自从工业时代开始以来，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就在不断地被挖掘出来，并将其在现实中展现出来。今天，尽管这一区分蒙上了一层虔诚的、自由的感伤，但这种区分却以一种更为一般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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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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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当代的无意识被大众媒介以及符号学所鼓吹，但却仍然需要个体的或者“个性”的载体。今天，每个人都“拥有”某种无意识:我的、你的、他的。这种“拥有”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学还原与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还原无意识就是要进入到一种结构之中，进入到一种运作之中，它由意识主体所引发，仅仅成了与意识相对立的一个术语。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个体(成为“拥有”的证明)，却只有主体的意识被凸显出来。所以，对无意识的“再发现”从最初起就已经产生了，朝着与其原初内涵大相径庭的方向发展而来：最初去构建某种结构以及辛勤的劳作已经转变成了一种符号的功能、一种劳动力、对物的占有以及私有财产，它们都是由完整的、自发的主体以及永恒的主体意识来完成的。自此，每个人的无意识，就是每个人有待挖掘的象征性宝藏，是他的资本!概言之，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权利”(DroitàInconscient)，是人所控制的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①of homo cyberneticus)，也就是说，将资产阶级的自由观转移到那些试图逃避他们的控制或者对他们持否定态度的领域之中去。但这里的推理十分清晰:这是将社会的控制转移到不可还原的领域之中去。无意识的革命成了一种主体意识中某种新的人道主义的化身；在个人主义的无意识的意识形态的蒙蔽下，诸如性别和太阳等事物都被符号所操控，被物恋化、被还原为一种可计算的快感和消费的满足，每个主体都被自己所压榨、操控，危险的无意识的运作却有利于稳固社会秩序。无意识的神话成了意识形态用以解决无意识问题的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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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abeas corpus:一个法律术语，即人身保护令，它是为了防止拘禁非犯罪者，也是为了调查拘捕或监禁是否合法而设定的，它规定被拘捕者须在一定时间内移交至法院处理。原文中直接使用了英文。—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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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将无意识通过符号学还原为一种与意识对立的简单术语暗含了对于意识的屈从，将无意识形式化的还原有利于意识本身，由此一种意识形态的还原最终也不过是回到(资本主义的)秩序体系以及社会价值之中。

对于意识形态的初步分析还没有结论。但概括说来，一些策略却已经浮现了出来：

1.在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相同的，并具有共时性。在此，我们没有发现原因与结果，也没有什么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也没有发现两个领域中哪一个掌握分析的特权，或者哪一个领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没有陷入到因果关系的歪曲之中，也没有完全依赖于类比。

2.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总是试图还原现实的劳动过程（在分裂的主体之中无意识的象征性的劳动过程，以及在不断扩张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劳动过程)，这一过程总是被符号所抽象了的过程，是一个用区分的对立体系来代替真实劳动的过程(最初的阶段：意义产生的过程)。但这些对立并非是平等的；他们将自己按照某种等级序列排列起来，找出其中较为优越的一个(次级阶段：区分产生的过程)。意义并不总是附带有区分(语言学之中的音素的差异性)，但区分总是预设了意义的存在:符号的功能驱除了不定性与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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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样，符合逻辑的是，这种“解放”，如同其他类型的生产力一样总是带有道德的强制力。每个人(甚至以健康的名义)被号召要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要让这一潜在的力量得到发挥，要使他的无意识显现出来，并被“人格化”。可能这样说有些荒唐，但很显然，这一切完全符合意识形态体系中的逻辑。

第三章 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符号学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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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分为二，或者符号的标识总是伴随着以符号为媒介的整合，以及一种形式上自主的符号体系。符号逻辑通过内在的差异化以及一般的同质化而得以运演。只有劳动在形式上具有同构性，抽象的符号才可能构造一个封闭的、完美的以及逻辑的幻觉，而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正是这种抽象的一致性，缝合①(suturant)了所有的矛盾和分裂，给予意识形态以令人着迷的力量(拜物教)。这种一致性在交换价值体系所激发的欲望体系以及倒错的诱惑中被发现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整个地隐藏于哪怕是最小的商品之中。

4.抽象的整合使得符号可以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就是说，建构一些区分与权利的秩序，并使其永恒化。

①缝合这一概念来源于精神分析，在拉康那里得到了一些发展，明确运用于雅克·阿兰·米勒。这个概念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整合，它同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缝合要将矛盾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却实际上彰显了矛盾的不可整合性，它常常被用来指所指与能指、主体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一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但实际上它们是断裂的。正如斯蒂芬·希斯所指出的那样：“缝合不仅指命名结构中的缺乏，而且还指主体的可获得性、某一个封闭……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因此拉康自己对缝合’这个词的运用……赋予了它冒充一致的含义，把它定义为想象和符号的功能’，关键的东西是明显的，我’是一个区分，但仍然进行连接，替代在结构之中是缺乏，但是仍然同时存在着与要替代的之间一致的可能性。(希斯：《关于缝合的笔记》，第55,56页。参见拉克劳与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在此，对缝合的运用虽然没有明确凸现其复杂意义，但从中可以看到波德里亚对于社会的批判极大地受到了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拉康语言化了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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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行为①与签名:当代艺术中的符号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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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不仅仅是一种被涂抹了的表面，同时也还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物。作者在作品的签名后所加盖的印章确实增加了作品的独特性。而这个签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证明的是绘画的行为本身，以及它是谁的作品。同时它还指明了主体是物的核心，绘画的行为只是被某个符号所命名。签名极为隐蔽地，同时也是非常明确地将这幅绘画作为不同于物的一幅作品(oeuvre)呈现出来。某幅特定的艺术作品直到它被签上名之后，它才是独一无二的—不再作为一件作品，而是作为一个物。由此它成了一个用以说明由可见的符号就能带来非凡的、差异性价值的最好例证。但这种价值并不来自于绘画本身的内涵某幅绘画的特殊内涵并没有被质疑这种价值来自于一种差异，由充满歧异的符号创造出来，这种符号并没有创造可见的作品，而是对作品进行确认并将其放入到一个符号体系中进行评估。在将这一作品与其他作品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将它整合入一个绘画作品的系列之中。

①法语中对应的词为gestuel。这个词比较复杂，英译本中将其翻译为gesture，尚不能概括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在法语中，它除了有动作、手势的意义之外，同时还指没有明确目的，由手来自发完成的作品，例如现代抽象派画家的画作就是这样完成的。鲍德里亚在此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着重于创作中画家的动作、行为对于画作的价值，因此我在此将其直译为“行为”。——译者

②法语中对应的词为Sémiurgie。这个词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虽然并非鲍德里亚首创，但却是由他引入到媒介文化分析中来的。Sémiurgie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Sémi,为“符号”的前缀，另一个是urgie，包含有“工作”的内涵。此词大多被后现代主义者所使用，指向的是一种新的符号的诞生，有学者提出将与符号有关的行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在各种组合中运用符号(诸如说话和写作):第二类为描述符号与使用规则(诸如元语言，语法等);第三类为产生新的符号，即Sémiurgie，它与符号学不同，后者正是以产生新符号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即以Sémiurgie为研究对象。因此Sémiurgie被称之为符号学中实践的、富有创造性的延伸。具体可参见http://www.semiurgy.com。——译者

第四章 艺术行为与签名：当代艺术中的符号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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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绘画作品通过签名的方式成了一个沾染了文化的物。它不能被简单地阅读，而是要洞悉其中所蕴涵的差异性价值—而某种“审美的”冲动常常混淆了这种批评式的解读与对符号的洞悉。①

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于：直到19世纪，对于原作的模仿还有其自身的价值，它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在我们的时代模仿已经成了非法的、“非真实的”：它不再是“艺术”。同样，伪造(faux)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它是随着现代性的出场而突然出现的。之前，画家们一般会有合作者，或者“画奴”(nègres):某个人擅长画山水，某个人擅长画动物。绘画的行为及其签名并不固执于某种充满神圣性的真实这是现代艺术才具有的道德强制，而作品也正是在这种强制下成为现代的而自此之后，签名则成了一种确证。由此可见，绘画行为本身改变了作为艺术品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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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并非绘画所独有:所有对那些沾染了文化的物的消费都包含着一些不定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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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不接受那些伪造品以及那些对真品的仿造的观点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照相技术已经亲手取消了“影印”的真实性。这一类的解释都是似是而非的。有些其他的东西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产生作品自身的意义的条件。

在充满秩序的世界中(上帝的秩序、自然的秩序，或者，更为简单的，如话语的秩序)，所有事物的显现都被赋予了某种意义，并可以用语言来对其进行描述，艺术的“创作”也旨在于摹写。事物的显现是理解这个世界的钥匙①，它自身成为了某个秩序的签名，这种签名的存在旨在去确认，而不是去分析。作品都希望成为给定文本的永久注解，而所有那些吸取了它的灵感的复制品则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某种以原作为核心的秩序。换言之，本真性(authenticité)的问题从来没有产生过，艺术作品的存在并没有受到其复制品的威胁。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并没有在现代意义上构成以原作为摹本的某种系列：所有的存在都是平等的，原作与复制品在面向一个没有“理性”控制的最终目的时是平等的。简言之，要掩盖真正的价值源头是不可能的。赝品从来都不存在。同样，那试图将作品变成单纯的物的签名也不存在，它已经从绘画行为中吸取了许多精神。甚至即使作者签上了名字(有的时候盖上图章)，也不是要证明作品的真实性：他从来都不是那个作品的创作者。

① 如米歇尔·福柯在《物的秩序》中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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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行为与签名:当代艺术中的符号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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