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使用价值是这整个形而上学的表达：它是有用性的表达。它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客体内在的道德律(loimorale)，并被铭刻为主体“需要”的目的性。而事物所包含的内在的道德律不过是(康德和基督教意义上的)铭刻于主体之中的道德律的一种翻版，它在它的本质中将自己实证化，并在它(与上帝，或者其他任何超验的存在)的终极关系中将自身体制化。在这两种情形下，价值的流通总是受到神秘符码的作用，这种符码在“功能性”的符号之下，监控着客体与主体的需要之间的相互关联正如符码所确信的，在道德的符号之下，主体与神圣法则相互契合。

这是两种相同的目的论，它掩盖了主体的本质(主体的自我认同来源于对超验目的的认同)。它在有用性的理性符号之下，揭示了物的本真：它的本质被称为使用价值，它与它自身，以及它与主体的关系都是一目了然的。这种道德律影响了主体与客体所包含的象征性特质的还原。单一的目的代替了多样性的意义。在此，仍然是等价原则发挥了对象征的不定性的稀释(réducteur)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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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同样的象征意义上来说，“生产性”消费(在生产过程中对有用性的直接破坏)与一般的个人消费没有本质的不同。个体与他的“需要”被经济体系生产出来，就如同机体再生产它的细胞一样。我们再重复一遍：“需要”是一种社会劳动，一种生产秩序。真实的主体以及它的欲望并不能在其中凸现出来。由此，在这一层面上存在的就只有生产性消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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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物在与自身功能性的等价关系中确立了自身，这种等价关系是在一个单一的、确定性的价值标准(valence)，即有用性的框架内产生的。通过这种自我确立(即它与自身相等价)而形成的绝对的简化与合理化使得物能够作为某种明确的价值而进入政治经济学之中。

2.同样，对拥有道德意识与需要的主体的绝对简化，使得他能够作为一个抽象的个体(通过身份的界定，而与自身相等价)进入政治经济学的价值体系与操持当中。

由此，物的功能性，它们的有用性的道德符码，将被等价逻辑所控制，如同交换价值的处境一样。于是，在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之下，功能性衰落了。如果我们将有用性的抽象等价称之为大写的物/形式(FORME/OBJET)，那么我们可以说，物/形式是商品/形式(forme/marchandise)唯一的完成形式。换言之，同样的逻辑(以及同样的拜物教)共同作用于被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的两个方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由于没有彻底地将使用价值纳入等价逻辑之中，由于还将使用价值作为一个“不可比”的范畴，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成就了一种神话(mythologie)(一个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神话”)，他将个体与物的关系视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概而言之即“自然的”人的需要与相应的物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其中物被设想为具有使用价值。它成了主体与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抽象的、异化的关系的对立面。主体的真理就存在于此，存在于使用之中，作为属人关系的具体领域之中，作为社会的和抽象的市场领域的对立面。①（马克思确实在另一种关联中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私人个体的抽象做了彻底的分析。)与这种需要和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相对，我们不得不说抽象、还原、合理化以及体系化在“需要”的层面就如同在商品的层面一样被深化、被一般化。可能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内部并不是很清楚，在其中一个人还可以设想如果个人在交换价值体系中被异化了，那么至少他还可以在他的需要中，在使用价值中来回到他自身，成为他自己。但在今天，在消费大行其道的阶段，我们有可能将需要不再作为主体的一种欲望或者迫切要求来说明，而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来阐释：在将欲望转变为一般化的体系之中，这就如同具体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进入交换价值体系之中一样。所有的动力、象征性关系、物的关系甚至曲解，总之，所有主体的劳动的投入都在有用性中，在需要体系中被抽象，并被赋予一般的等价关系，这就如同所有价值与真实的社会劳动都在货币中找到自己的一般等价关系一样。主体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欲望都在需要中被分离和催化，或多或少地在物中被预先规定。所有的本能在需求中都被合理化、被赋予某种目的，并被客观化(objectivent)，由此，象征性被取消了。所有的不定性都被还原为一种等价关系。因此说需求体系是一种一般等价体系并非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我们整个地陷入到了政治经济学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使用价值拜物教。如果主体的需求是独特的、具体的，那么谈论拜物教是很荒唐的。但当需求越来越变成一种抽象的体系，被一种等价原则和一般的整合所操控的话，那么当然其中包含了拜物教的运作。因为这个体系不但与交换价值和商品成为同类，而且还极具深度，并且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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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使用价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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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消费自身显然是一个具体的过程(相对于交换的抽象)。因为所消费的并不是产品，而是它的有用性。在此，经济学家是正确的：消费不是对产品的破坏(destruction)，而是对有用性的破坏。在经济的循环中，在任何情况下，作为价值来生产和消费的总是某种抽象(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交换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有用的)，在其中，并不存在什么“具体的”物或者“具体的"产品(这些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相反，只存在一种抽象的循环，一种在自身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中存在的价值体系。消费同样也不能作为一种破坏(对“具体的”使用价值的破坏)。消费是作为一种抽象、一种体系、一种普遍的有用性的符码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中的一种劳动—这就如同现在的生产，不再是以生产“具体的”商品为目的，而在于扩大再生产交换价值体系本身。

只有耗费(consumation)可以逃离这种价值体系的扩大再生产—并不是因为它是对实体的破坏，而是因为超越了物的法则和目的性，取消了物的抽象目的性。在对产品的消费(破坏)中，消费仅仅是耗费(consummate)了它们的有用性。消费不再将物作为一个实体，但却将物永恒化为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形式，并作为一种价值符码被再生产出来。耗费(cosumation)(游戏、礼物、纯粹的无目的的破坏，象征性交互性)攻击了符码本身，打破它，解构它。象征性行为所破坏的是价值符码(交换和使用)，而不是物本身。只有这种行为能够被称为“具体的”，因为它打破并超越了价值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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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确实，正如交换价值并非产品的实体性方面，而是一种表达某种社会关系的形式一样，使用价值也不再被视为物的固有功能，而是被看作一种(主体的、客体的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定。换言之，正如商品的逻辑已经延伸到了人与物等完全不同的领域，从而使人都服从于一种法则，只能显现为一种交换价值一样，有用性这一受限制的目的性也将自己强加于人与整个世界的物之上。希望通过被交换价值所构想的物，也就是说，在人的需求之中，不必作为使用价值，人可以自我满足，这种想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幼稚的。而这正是现代人本主义者们所宣称的:通过赋予外部世界以功能性与内在的目的性，人才能使人成为人。事实并非如此：在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氛围中，人不再是人自身，而不过是交换价值和商品。被这些具有某种功能和服务的物所包围，人也不再是自己，而成了这些功能性的和服务性的物中最美丽的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完全转变为使用价值的不仅仅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①。这种功利主义的强制甚至构造了个体与自身的关系:在获取满足的过程中，他努力让自己平衡着他获得愉悦的潜能，并使其达到最大化；他“意识到”并努力地发挥着他的能力，他自身获取愉悦的“能力”就如同一种生产力一样。难道这不就是人文学者们的道德基础所在吗？自我的“恰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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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使用价值之外

事实上，马克思说：“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它同样生产那些消费它们的人，以及相应的消费。”①这一命题经常被曲解为一些简单化了的观念，诸如“对需求的控制”，并被谴责为是“人为制造的需求”②。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需求概念自身在一般形式中生产出了商品体系，这一概念构造了个体的结构也就是说，构造了一个社会存在的历史性概念，这一个体结构在与象征交换的分裂中，通过需求、有用性、满足和使用价值等术语，赋予自身以自为性，同时将他的欲望、他与他者的关系以及他与物的关系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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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mo oeconomicus,希腊语，又称作"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基于目标理性的，他试图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这常被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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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并不是如此这般的一种价值稀释(réduit)了象征交换，或者从与它的分裂中诞生出来，它首先就是两个结构性对立的价值：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它们二元结构的存在强化了经济学。我们在此在更为全面的人类学层面上来面对“符号学还原”这一在前面《拜物教与意识形态》一文中已经分析过的主题。在上文的考察中，我们展示了这两个对立的结构怎样建构起了意识形态功能的母体事实上，这种结构化的运作从来不具有单纯的结构性：它总是偏向于两者中的一个。结构性逻辑总是强化了这一策略(诸如在男性一女性的结构中，只偏向于前者；而在意识一无意识的结构中，则偏向于意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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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德里亚未加注解，译者也未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完全相同的说法，但相似的说法可以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②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一领域所提出的公式(它们本身包含有人类学的色彩)是如此之含混，以至于可以导致一些富有文化主义色彩的解释:“需要是历史的和社会语境中的功能”。或者在更为彻底的版本中：“需要被体系生产出来，为的是保证它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说，这类解释都只是将多种多样的需要的内容考虑在内，而从来没有将需要的概念自身以及需要体系作为一种形式来进行激进的批判。

第七章 使用价值之外

同样的策略也在这里发挥作用。在以下这一公式之中：

经济交换价值 能指使用价值 所指

使用价值和所指并不分别与交换价值和能指有相等的分量。在我们看来，使用价值与所指拥有战术上的价值(valeur tac-tique)，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则具有战略上的价值(valeurstratégique)。体系就是由这功能性的两极构造的，但这两极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其中交换价值和能指处于明显的支配地位。使用价值和需要只是交换价值的一种实现。所指(以及指涉物)只是能指的一种实现(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两者都不是交换价值或者能指在它们的符码中可以表达或者阐明的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现实。最终，它们不过是被交换价值和能指的游戏所产生出来的拟真模型(modèles de simulation)。它们为后者提供了真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保障；然而，交换价值和能指同时以其为体系的存在，而用它们的整个逻辑来代替由使用价值和所指所保证的客观的真实(甚至在这里“代替”这一词的运用也可能导致一种误导，它意味着被体系误用或者曲解的真实性基础似乎还存在于别处。实际上，并不存在真实性与真实性的原则，而只存在被体系所直接生产出来的理想化的指涉物)。同样，对于交换价值和能指来说，使用价值和所指并不是与之无关的他者(客观的和具体的)的存在：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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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通过初步的考察，我们已经发现政治经济学领域已经通过使用价值的体系而被一般化，并充实了自身(也就是说，抽象的过程和生产的合理化，通过作为价值和生产力体系的需要体系，而延伸到了整个消费领域)。在这一意义上说，(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使用价值成了交换价值的完成和实现。使用价值的拜物教增强和加深了交换价值拜物教。

这只是一个起点。但有必要看到的是使用价值体系不仅加深了、转换了并延伸了交换价值体系，它同时还作为后者的意识形态保障而发挥作用(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原因在于它与后者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被构造起来)。意识形态具有归化作用：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基本例子。虽然满足需要的手段多种多样，但它在物的分配中却是最为公平的。人们在面对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时是不平等的，而在面对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时却是平等的。一个人可以根据不同的阶级、收入或者性情来决定是否消费它们，但对它们使用的潜在性却是所有人都一样的，每个人获得幸福和满足的丰富可能性都是相同的。这是“需要”的民主化，是所有人在上帝面前所具有的世俗化的现在平等性。由此，在人类学中折射出来的使用价值使那些在交换价值中被社会分离的人们在普遍性中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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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使用价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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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取消了商品中真实劳动的过程，后者由此呈现为一种自发的价值(valeur autonome)。使用价值则更过分：它使商品—这种在抽象形式中的非人性存在——以“人”为目的。在交换价值中，社会劳动消失了。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在没有意识形态以及整个历史性劳动过程的任何痕迹的情况下被恢复了，它引导着主体首先将自身视为一个个体，通过需要和满足来界定自身，同时在观念中将自己整合入商品的结构中。

由此，使用价值在与交换价值体系的历史、逻辑的密切关联中，并非不再是一个体系，只是这种使用价值的体系使得交换价值体系更趋自然化和普遍化，并给予非时间性的保障，以至于如果没有它的话，交换价值就不能再复制自身(甚至不能在它的一般形式中生产自身)。

由此，使用价值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皇冠和王权：

—在它活生生的现实中，它是日常生活中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人们相信，在每个行为中，他发现了自身。他只有在这些物所提供的服务中才能发现这些物；在只有他的需要的表达和满足中，即在他的使用之中，他才能发现他自身。

——在它作为战略性的价值中:将生产和交换的体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遮蔽起来，使用价值和需要借助唯心主义的人类学逃脱了历史的逻辑，并将自身以形式的永恒性被铭记：这就是物的有用性的永恒性，拥有需要的人对物的占有的永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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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使用价值的拜物教比交换价值拜物教更为深刻，更为“神秘”。交换价值和商品的神秘性可以被相对地揭示出来——马克思以来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努力——由此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被意识到。但在使用价值中的价值却被整个地遮蔽在神秘性之中，因为它根植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个自然化的过程之中，被视为一个无法超越的原初指涉物。在此，我们在目的性的秩序之中发现了真正的价值的“神学”——由有用性的概念所暗含的一种“理想化的”平等、“和谐”、经济以及平衡的关系。它在所有层面都发挥作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在人与其肉体的关系中，以及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价值成了一个绝对的证明，“事物变得更为简单”：(历史的以及理性的)神秘性与狡计以最为深刻和强烈的方式显现出来了。

如果使用价值被作为交换价值的一种意识形态而生产出来——如果使用价值没有自主性，如果它只是交换价值通过体系化的整合将其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那么它不过是交换价值的附属物或者化身而已，也就不可能将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个替代性选择，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的尽头也就不可能在“需要自由”的符号下，在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对事物的掌控”中实现使用价值的“复归”。

今天每一个革命的维度都只能立足于其对被压抑、被还原和被理性化了的有用性的形而上学的反复质询。所有的批判理论都依赖于对这种物/形式的分析。①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是缺少的。伴随这一分析所内含的所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使用价值被各种各样的幻象所掩盖，被理想化为与交换价值相对立，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后者被自然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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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使用价值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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