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3.剥削与异化的区分，这一错误的分裂在政治的分析中被反复地言说。剥削是否是异化的根据，或者相反，异化是剥削的根据，这被无休止地争论着；或者，第二个阶段胜过第一个阶段，作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并且源于符号和商品之间人为的分裂，它们不是在形式中被分析，而是在内容上被分析(一个是意义，另一个是商品)。由此产生了劳动力的“剥削”与“符号的异化”的区分。就像商品与物质生产的体系无所“意指”(signifiait)一样！就像符号与文化在符码和模式的层面上，在一般价值交换的体系中，没有直接成为抽象的社会生产一样！

意识形态由此不存在于这种分裂的任何一方之中。相反，它是一种也是唯一一种贯穿于所有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形式。意识形态在一个抽象的、还原的、一般等价的以及剥削的过程中，囊括了所有的生产，不管是物质的生产还是象征性的生产。

1.正是因为商品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处于符号的核心之中，处于一个抽象的能指与所指的等式之中，处于符号的差异性组合之中，符号才能够作为交换价值(交流的话语)，作为使用价值(理性的解码和富有差异性的社会用途)而存在。

2.正是因为符号的结构成为商品形式的核心，商品才能够直接成为意指(signification)—这种意指不是商品的一种附属产物，而是作为一种“信息”或者一种内涵，因为商品的形式使其最终成为一种中介，一种交流体系，彰显出所有的社会交换。如同符号的形式，商品是一种操纵交换价值的符码。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的意义生产之间的区别不太重要了，其中符码是决定性的：这种符码是能指与交换价值作用的法则。符码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被抽象出来，它在商品和符号两种情形下，都稀释了象征性的不定性，以建立一个“理性的”价值循环，并在被设定的等价规则之中进行价值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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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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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异化概念因其与主体意识的形而上学相关联而被证明是无效的。政治经济学的符码，亦即我们社会的符码，并不是由于意识从现实中异化出来的结果。同样，“原始的”神话也是一种虚假的历史，它是意识的自述。然而社会的整合正是通过可交换符号的符码的循环过程来实现的，而不是由意识构造的原始神话(例如某种信仰机制)来实现的。同样，我们社会中的基本符码，即政治经济学的符码(无论在商品形式中还是符号形式中)都不是通过意识或者现实的异化来运作的：它将交换合理化、规范化，但只是在符码的规则之下，在对意义的控制之中。

劳动的分工、话语的功能性分裂并没有让人感到神秘；它使得人们社会化，并依据一种一般的、抽象的模式来描述它们的交换。个人的概念就是这种一般交换体系的产物。在“整体”的观念之下(不管是意识的还是大写的历史的)，主体在理想的状态中都将自身视为某个体系的结果和表征，被这个体系的阴影所笼罩。异化概念包含这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意识认为自身包含了某种理想的状态(即对它的“完整性”的再发现):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同样，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内涵，在这一情景下，也是一个异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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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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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消费如果这个术语的意义并不是那种粗陋的经济学所给予它的意义—确切地界定了这一阶段:其间，商品直接作为一种符号，作为一种符号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同时符号(文化)也作为一种商品被生产出来。但对此的研究仍然被一些生产的专家(经济学、经济基础)或者意识形态的专家(符号、文化)或者甚至被那些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整体的专家们所占据、所“批判”。对物的领域的研究只能使得最简单的现实变得模糊不清。如果想在这一研究中有所进展，特别是马克思的研究，只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今天除非能够被解码为一种符号，任何事物(物、服务、身体、性、文化、知识等等)都不能被生产和交换，同样这些事物也不能仅仅作为商品来加以评估；所有事物都在一般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得以显现，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既不是商品(这种商品并不能通过它的信息、它的内涵在意指的功能[fonction signifiante]中被重述，在这种商品中总是仍然包含着某种潜在的客观性的可能)，也不是文化(这种文化带着“批判性”:其中符号、价值、观念在任何地方都被某种主导的体系商业化或者在这种体系的作用下“复归”，同时，好像正是通过这些超验的事物被合理化或者简单地与之相妥协，一种在交换价值中被扭曲了的使用价值的文化才得以存在)。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的物，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构成，它的核心要素——对于马克思来说就是商品—在今天既不再是一种商品也不再是一种符号，但它们并没有被消解，它们只是不再作为一种特殊的决定性，而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相反，这种物可能是一种极为简单的物，即物/形式，在其中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集中在一个复杂的模式中，这种模式描述了政治经济学最为一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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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 符号的形而上学

符号所具有的价值与商品的价值都具有价值的“本性”。这被称为“最简单的事实”，然而它又是最具神秘色彩的。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符号学不过描述了一种循环以及结构性功能而已。①

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发现，交换价值体系的抽象总是被具体的现实和具有客观目的的使用价值和需要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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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种类型的分析分别理解商品拜物教和符号拜物教:创始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者物质生产理论:以及近来被《泰凯尔》杂志(TelQuel)所倡导的符号学批判，或者一种文本生产理论。

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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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商品的策略性逻辑；后者总是前者的附属物或者化身。现在假设对于符号的逻辑和符号的策略所进行的相同分析都是正确的。由此开发出来一种语言符号学的“科学公理”，即特殊符号的任意性特征，这是由索绪尔最初界定的，并由本韦尼斯特(Benveniste)①所修订。

符号的任意性并不在于它的无动机，即在一般情形下，能指的“层面”(table)并不“自然地”指称现实的层面或者概念的层面(这里的 table相当于德语中的 Tisch);它只存在于某种能指与某种所指的对等关系的事实之中。在这一意义上，任意性甚至存在于象征②之中。这种情形下，能指与所指的对等性原则保留在它们的类比之中。任意性产生于既定的“拥有裁决权的”(discret)能指与同样具有裁决权的所指之间相互关联的基本建制之中。换言之，任意性存在于这种“自由裁决权”(discrétion③)之中，正是这种自由裁决权使得符号之间的对等成为可能，以至于这个等于这个，而不是其他。这种自由裁决权成为符号合理性的原则。它所发挥的功能是将所有潜在的意义进行抽象和还原，从而使其不再依赖于或者起源于一种能指和一种所指形成的相应的框架性、等价的和特殊的关系。符号的这种直接性的和还原性的合理化过程，与外在的、内在的“具体的现实性”都没有关系，却与等价以及意义框架的泛滥有关；与符号得以还原、压抑以及消解的运作过程有关，这种运作过程得以实现是因为符号被视为是由能指与所指来共同构成的。符号的合理化为了某种固定的、均等的结构得以建构而将所有不定性的象征性完全排除掉、消解掉。符号是一种区分：它通过排他而构造自身。一旦被纳入某种独特的结构之中，符号就将自身排列于它所固定的领域之中，屈从于差异性，在体系的控制中分别指认了能指与所指。由此，符号给予它自身某种完整的价值：明确的、合理化的、可交换的价值，所有现实性都在结构中消解了。

① 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法国语言学家，对索绪尔有多种延续和发展。——译者

②这里“象征”的术语意指在经典语言符号学意义中类似于符号的变体。相反，我们总是使用象征一词(象征性，象征性交换)，但却是在与符号概念和意义概念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来运用，成了与它们完全不同的一种选择。

③“discretion”一词在此具有自由裁决的意思。在法律上成为自由裁决权的对应词。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意指“为法官和行政人员所享有的、在他们认为合适或必需的情况下行为或不行为的选择权:如果没有表明滥用裁量权，这种行为或不行为不能被推翻。”这一解释，指明了裁量权的两大特性：一是选择性，即执法者在作为、不作为及如何作为之间，有一定的选择权；二是自主性，即除非存在明显滥权，该选择不受其他机关审查或推翻。(Henry Campbell Black，Black's LawDictionary, 6th edition,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P.467)这两个特征能从根本上反映出鲍德里亚所要反映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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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违背符号逻辑的基础上，对能指与所指的一一指认很容易在模棱两可或者暖昧不明的关系中变得更为复杂。一个能指可能意指多个所指，或者相反：但那些植根于符号之中的等价原则，以及由此延伸的排他原则和还原原则都并没有被触及。尽管仍然与不定性尖锐对立着，等价性已经转变为了一种多价性(polyvalence)。其中的不定性只不过是试图保持自身完整性的那些原则必然需要的一些变通。意指关系的弱化并没有使得符号的合理化原则，亦即现实性原则陷入危机之中。在保有它们的“自由裁决权”(discrétion)的基础上，能指与所指能够实现多种多样的对应方式，然而意指关系的符码却始终主导着并以体系的方式掌控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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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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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定性(作为价值的一种断裂，作为符号/价值的另一面，或者作为对符号/价值的超越，以及作为象征性的显现)能够让符号的明确性与透明性、使用价值(理性的解码)与交换价值(流通的话语方式)都陷入危机之中。它终结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消解了对能指与所指的界定。能指与所指的概念都带有意指关系的烙印；既然在传统观念中，能指与所指都是通过意指关系来设定自身的意义的，那么能指与所指所形成的某种形式注定要破坏这种符号学的逻辑。在不定性与象征性的逻辑中，我们所试图完成的是符号的消解过程，一个用以阐释符号等式的消解过程，以及消解那些在流通话语中从未被消解的东西：完整性、不透明性、非清晰性，在流通话语中存在着符合这些特征的社会神秘性的载体，即商品，它所依赖的就是所有价值所建构的某种抽象等式。①

被马克思所复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在交换价值的层面，然而整个领域中还应包含使用价值的批判，这个批判确切说来是一个消解商品及其所包含等式的过程，将商品化约为一种形式与一般等价的符码。这种批判性的消解需要被延伸到意指关系的领域之中，进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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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符号的消解必然导致能指与所指的消解，但并不是消解一些神秘的虚无(néant),这些虚无包括诸如意义载体的虚无与意义运作的虚无。意义的象征性运作也可以发生于仅能听到的，仅能看到的以及行为的(和社会的)载体之上，但要依据的是整个差异性的逻辑，这一问题我们随后还会谈到。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00

1. 指涉物的幻影

当符号将自己显现为一种拥有自由裁决权和功能性意义的整体的时候，某种能指指涉着某个所指，并最终整合为一个指涉物(référent)。符号作为一个抽象的结构意指某个客观现实的片断。正是在两个术语之间——在此并不是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而是在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对象之间，本韦尼斯特修改了索绪尔，设定了符号的任意性，而符号与其指涉物，通过一种真实共在的方式与主体意识相关联，具有某种精神性的本质和必然性。“所谓的任意性是某种特定的符号，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符号，对应于某种特定的现实要素，而不是其他的要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有可能谈论偶然性，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将问题指出来，从而将其暂时先搁置一边…任意性的问题由此被放在了语言符号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①

但将任意性排除在符号之外只是转换了问题，确信通过将这一问题延迟来解决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解决方式，不是暂时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解决方式，而是冒着将它变成一种永久的形而上学的风险的解决方式。

①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般语言学的问题》(Problémes de lin guistique générale) (Miami,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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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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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驱除任意性的过程，本韦尼斯特试图解救符号的内在组织与逻辑必然性(更不用说符号语言学的逻辑必然性了)，而对于索绪尔来说，符号的内在偶然性是一种障碍，总是威胁着能指与所指的和谐统一。但这种调整仅仅在符号与现实(指涉物)分裂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本韦尼斯特似乎很满足于将解决问题的方式重新放回到哲学的视域之中；但实际上，他只是如同所有的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一样，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运用“动机”与“任意性”的概念来自己回应问题而已。

最终，本韦尼斯特分析的困难(同样存在于其他人分析中的困难)都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事物并没有依据他的设计而被分割开来。符号与“真实”指涉物的分割并不存在。这种分割只发生在作为形式的能指，以及所指与指涉物之间，后两者共同成了内容。在能指的统治下，形式构成了思想，内容构成了现实(或者，成了知觉)。在此指涉物并不比所指更外在于符号：实际上，它受符号的控制。它被符号的某种功能所分割出来，成为一种表征。它的现实性只是作为符号自身的一种点缀。在深层意义上，指涉物是符号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深层次的相互关联，虽然依赖于形式，但却通过对主体的言说而“本能地”被反映在内容的层面上。本韦尼斯特宣称：“在主体的言说中，语言与现实之间可以完全地对应起来。符号囊括并操控了现实；更进一步说，符号就是现实…”①可怜的言说者显然并不知道符号的任意性(他并不是符号学家!)，然而，他这种天真的形而上学包含着某种真理性，因为本韦尼斯特(在符号和现实之间)的任意性并不比索绪尔推崇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更具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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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人们承认本韦尼斯特的观念而反对索绪尔即认为能指与所指共在的同时必然存在一个指涉物(现实)因为所指与指涉物都是同样通过能指的操控而被分割出来的。被分割的过程，被抽象形式化的过程持续发生在从所指到指涉物的整个链条之中。人们很难说出其中的差异性：

1. 在整个链条中，动机(motivation)是一般性的：但这里的动机不再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潜在动机(内容的动机)，由指涉物引发出来，指向能指。这里的动机是一种形式化的动机，“来自于高处”，它是符码和能指的法则，表征并决定了“现实”。符码成了真正的现实性原则。

2.或者，符号的任意性，作为符号的惯例统治着整个链条。由此，具体性消失了，甚至在知觉中，它也要依赖于能指的抽象和“自由裁决权”(discrétion)。能指的幽灵进入了现实的世界(在两种意义上:能指对世界进行幽灵般的分析与能指幽灵般地笼罩在这个世界的上空)。

问题的关键在于发现符号和世界的分割是一种幻想，并

①本韦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一般语言学的问题》(Problé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iami,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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