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 超越符号:象征性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暗含了某种超越性的维度通过符号/交换价值的自我组织而达到一种意指过程中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某种符号学的“超越”，这种符号学的“客观性的天真”仅仅描述了符号/交换价值的功能。

一般说来，符号的超越性所具有的批判性维度(对它的抽象合理性的超越以及对它的“任意性”的超越)总是以它所包含的两个术语中的一个的名义来实现:或者以所指的名义(以指涉物的名义：这是一回事)，它必须从符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能指的束缚下)；或者以能指的名义，它必

194

195

① 这一分析还可以延伸到元语言学(métalangage)领域之中(与上面的公式相反)

能指/所指 所指 能指

在此，整个符号被转变为了一个新的能指的所指。最终，元语言学的意指关系的所指只是能指的一种结果，只是一种仿象的模式，它的一致性来自于能指的交换的调控。在此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假设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假设历史事件通过媒介，在它不断被符码化的过程中消失了;它被符码的简单运作所发明、所操控。历史事件由此显现为一种话语的组合。

——假设，在同样的模式之中，在元语言的层面上，科学的对象只能是它的话语的显现。在知识的划分之中，科学的合理性通过将他者排除的方式被建构了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样的过程存在于符号自身的建构之中)，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话语将它的对象作为一种仿象的模式，纯粹而简单。众所周知，科学的建立最后依赖的不过是某个科学群体在语言中的共识。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14

须从所指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第一个维度——所指的集合——已经在德里达以及《泰凯尔》对西方意义中所指优先性的批判框架中被分析了，这种优先性导致了将符号视为一种内容(一种思想或者一种现实)，而牺牲掉了它的形式，同时，赋予意义某种伦理的、形而上学的地位。这种意指关系的“自然哲学”暗含了某种“指涉物的唯心主义”(idéalisme du référent)。这是以“具体的”现实性为名来对符号的抽象性和任意性的批判。它的幻象就在于在直接的和透明的直觉中恢复的“真实性”，从而建构某种符号的(能指的)和符码的经济学，由此来显现大写的所指(主体、历史、自然、矛盾)所包含的富有目的性的、辩证的、本真的真理。今天，这个批判的版本以本真价值的名义，在对符码和体系的抽象批判中被广泛地发展起来(它普遍地来源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最终这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谴责体系所导致的异化，伴随着被批判的体系的蔓延，这种批判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的话语。

试图以所指(指涉物)的名义来批判能指，以能指的游戏来替代“真实性”的理想，与我们对“使用价值的唯心主义”的批判相一致。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体系中拯救出来，而并没有意识到使用价值是一种与交换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附属体系:我们在试图将所指(指涉物)从能指的恐怖主义中解救出来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唯心主义以及超验的人道主义观念。这种“真实性”的解放和自由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意指关系的意识形态正如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完整地保留在了使用价值的自主性理想之中。

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15

那些试图超越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却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构建符号逻辑的分裂，这些努力所依凭的只是符号构成要素中的一分子，而这只不过导致了在所指或者能指的异化模式中再生产出它的任意性特征(即意识形态)。①对符号的批判性质疑的基础存在于符号在其建制中被放逐、被消解的东西之中，存在于能指与所指的显现及其结构性共在之中。意指关系的过程，最终不过就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的拟像的模型。显然，真实性、指涉物，以及价值的实体都不能摆脱符号的阴影，只有大写的象征性(SYMBOLIQUE)。这种象征性继续萦绕在符号的周围，在象征性排他的过程中，它从未停止拆除能指与所指形式上的相互关联。但是象征性，作为意义的本质从根本上颠覆了符号，它只能通过隐喻，或者破坏(effraction)来命名自身。因为意指关系只能用其自身的术语来命名所有的事物，只能在价值的以及符号的肯定性(positivité)语言中来被言说。

最终，所有问题都围绕着符号的肯定性，“价值的评估”(prise de valeur)在符号之外，不同于符号，除了它具有不定性之外，我们说不出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区分出术语，并在肯定的意义上确认它的存在。可以说，这种不定性植根于与价值交换所不同的某种交换之中(价值的交换或者符号的交换)。但这种交换被符号及其建制所阻挠与取消，这种符号的建制包括：

196

①在“能指的自由“中，这种僵局将显现得更为微妙。我们不久将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16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1.一个分裂的、差异性的结构；

2.一种肯定性的关系，一种两个术语的结构性连接，使得它们的分裂永久化。这种连接在能指与所指的内在一结构(structurale/inclusive)中被客观化了，①在叶姆斯列夫(Hjemslev)的公式:E.R.C中的“R”(即表达与内容的关系)

① 符号所有的任意性与肯定性都在符号的这种分裂中(即分裂为能指和所指)显现出来。这种内在一结构性(structurale/inclusive)连接将意指关系作为一种肯定性的存在，并隐藏了符号之前的功能——种稀释和消解意义的过程(或者无意义:不定性)，一种符号从未终结的误解以及“去除否定性”(dénégation)的过程。这种符号的结构性分裂实际上是一个界限，它的兴起意指了符号的解构，它的解体。它的构成要素，能指与所指的消解。拉康的语言学公式揭示了这一真理：S/s。这种符号的分裂由此成了一种自我压抑——不再是一种阐发，而是一种质询——因此变成了一种逾越。这一分裂凸现了符号所否定的东西，由此符号建构了自身的否定性，这一点在其肯定性的建制中，仅仅是一种征兆。

然而，拉康的公式运用了传统的符号主题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情形，即保留了所指的地位。这个所指并不是语言学中所指一指涉物对立中的所指。它被压抑了。它还拥有着某种内容，它的表征还总是一种实体性的表征，不再是一个术语与一个术语一一对应，而只是在隐喻的能指链中的某些特定的点(关节点)(pointsde caption)上才能对应起来。根据完全不同的语言学逻辑，存在两个要素的分裂，而指涉物是其中一个要素的表征。相反，将符号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作为一种排他的界限，并不能将其压抑为一种可意指的(signifiable)，压抑为一种潜在的价值。相反，它只能被想象为被符号所否定，同时却也否定了符号形式的东西，并且在其中并没有任何空间(place)。它是一个与符号相对的非空间、无价值的存在。通过符号的区分和划界，某种象征性的不定性只有在符号的解体中，在符号和价值的消解中才能重新出现。象征性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它并不是那些被压抑的东西，如拉康的所指。因为它在将符号分裂同时，又消解了符号分裂后的二元对立，最终它将能指与所指撕成碎片。

这就是说，意义的操控与心理分析中的能指与语言学中的能指以及符号的操控几乎全无关系。虽然它们采用同样的术语，这些术语却造成了一些无法消融的误解。应该让语言学中的能指与所指停留在语言学的范畴内，而在对价值的语言经济学层面的批判上，将它所有的相对的价值归于象征性，就好像价值与意指均不再存在。

197

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17

进一步被客观化、被肯定了。①正是这个肯定性的关系界定了符号的价值。符号的任意性与符号的目的性在此都变得不重要了。这些术语将问题放置到已经存在的符号的逻辑中，使问题本身发生了偏转。符号的任意性及其动机都是它被肯定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它的合理化。而这不过就是通过符号的双重抽象而稀释了所有的不定性。由此符号的动机仅仅是、纯粹是它的策略：通过价值的“凝结”来构造结构，去除不定性。这种动机通过符号的任意性来发挥作用：排他和稀释。所以任意性和动机从(政治)策略的视域下很难相互矛盾。

最终，符号的任意性仍然很难站得住脚。符号/价值与交换价值一样，并不承认自己的抽象推理，不管它如何否认和压抑，它仍然试图通过排他将所有一切都整合入它自身的运作之中，这就是“真实”、指涉物的处境：它们不过是象征性的拟像(simulacre)，它们被符号所稀释，被符号所左右。通过指涉物的幻象—这种幻象不过是符号在运作过程中自我压抑的结果②——符号试图引发这样一种误导：它允许自身显现为一种整体，抹去它超验的抽象的痕迹，成为意义的

198

199

① 在罗兰·巴特看来,意义的任何体系都包含着表达(expression)(E)、内容(content)(C),以及意义得以产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ion)(R),三者简写为ER.C。——译者

②通过一种令人困惑的颠倒，人们可以说，指涉物再次具有了某种“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并不是在术语激进的意义上，而是在某种“象征性”行为(geste)中，也就是说，在它极为贫乏的象征性中。在这一意义上，指涉物仅仅具有“象征性”，现实性原则已经绕过了它而成了一种符码。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18

真实性原则。①

在符号的肯定性价值作用之下，产生了功能性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意义操控，由此，意指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具体化(réification)的观念。其中存在着要素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这种客观化的显现方式是将符号体系扩张到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对意义的操控之中。所有压抑性的和还原性的权力体系的策略都已经在符号的内在逻辑中显现，同样也在交换价值的逻辑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中显现。只有在理论的和实践的整体革命中，才能消解符号和价值，恢复象征性。符号应该被焚烧！

①甚至交换价值也不可能纯粹存在于它的抽象之中。它只能在使用价值的掩盖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其背后，整体性的仿象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被恢复了，交换价值在需要的功能中，在它失去驱除的幽灵一欲望的象征中生存了下来。

第八章 直面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19

赞美诗

并不存在媒介理论。所谓的“媒介革命”不过是一种经验性的、充满神秘色彩的“革命”而已，无论是在麦克卢汉那里，还是在他的反对者那里都是如此。麦克卢汉以他惯有的加拿大-得克萨斯人的鲁莽宣称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以蒸汽机和铁路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灵魂，在电报出现之后就已经过时了。①他以其一贯的率直风格认为马克思对于生产的唯物主义分析，已经被生产力所包围，而生产力在马克思那里显然优于语言、符号和传播，因此它们被排除在外了。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根本就不存在将铁路视为一种“媒介”，从而作为传播方式的理论：它们几乎没有被考察过。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建构任何一般技术演进的理论，除非在生产的视角之下将原初的、物质的、基础的生产作为社会关系的唯一决定性要素。由于传播方式不过是一种想象的中介，缺乏任何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整个“革命”的世纪中，它不能对生产方式理论做出任何改变。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200

①参见麦克卢汉:《地球村中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laVillage)(New York,1968),第5页。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221

由此，符号的交换不再是从边缘的、上层建筑的层面上来与被“真实的”理论所界定的那些人(唯物主义者)相关联，这些人被认为是“真实生活的生产者”(即那些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的生产者)(在与传统马克思的比较中这已经成了一种革命)，那么在这种情形下有可能在两个维度中作如下设想：

1. 人们可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般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辩证法)，但需要承认“经典的”生产力分析太过狭窄了，人们需要将生产力的分析拓展到整个模糊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和传播领域之中。包括以它的创造力来凸显所有那些因在理论与实践上拓展了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诸多矛盾。这一假设背离了恩泽斯伯格(Enzensberge)在其《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中的观念：“垄断资本主义培育了这样一种意识:较之于生产的其他部门它要更快、更为广泛地发展工业；但同时它也必须束缚工业的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的媒介理论不得不去解决这样一个矛盾。”①这种假设不愿意将商品形式拓展到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一意义上，它似乎已经落后了)，它在当时，同时也在现在承认一种富有阶级性的传播理论的存在，一种“资产阶级”的符号以及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的存在，如同18世纪就已经存在着某种物质生产一样。这是一个阶级划分的理论法则。①但却并非由于马克思批判逻辑的延伸而带来的任何基础性的批判。当整个视角转入上层建筑之后，对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恩泽斯伯格的假设充其量只能是稍微减缓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过时速度而已。

201

① 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意识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4)。第96—128页。——参见英译本163页。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22

2.这种假设只有在传统马克思理论眼中才是激进的，由于传统马克思理论完全陷入了一些固有模式之中，因此这种假设的激进性是值得怀疑的。激进的道路在它处。意义、信息以及符号的生产对革命的理论带来很大的冲击。它不能够在具有阶级性的生产力的意义上来被重新阐释也就是说，不能被一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带有终极性的，并指定特殊的“革命的代言人”——真正革命的道路在于完全打破马克思的分析，在理论领域中萌发这一新的问题。(这是一条“自尊”的马克思主义不愿采取的道路，甚至在假设的名义下也不可以。)

换言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几乎不能被拯救了，也不能被一般化了。或者进一步说：生产理论(与生产力发展相关的矛盾的辩证运动)与它的对象——物质生产具有严格的同构性，不具有可转变性，成了某些内容的前提或者理论框架，而这些内容从来没有被首先给出。①辩证法的形式对某些特定的内容是有效的，即那些物质生产的内容：它虽然揭示了其中的意义，但并不是一种原型(archétype)，能够超越这一内容本身。辩证法化成了灰烬，它实际上成了一种对被分割的(separeted)物质生产秩序进行阐释的系统。

① 这种符号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结构语言学(同时还具有符号学及其所有延伸意义的特征，在下面的传播理论中，我们还将对此进行讨论)。显然，在一般的意识形态框架中，结构主义语言学成了当下的一个主导性法则，推进了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也正是在当下，政治经济学在深层意义上推进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道德与政治”科学的研究。

202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