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总之，所有这些假设都十分符合逻辑。它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整体的一致性—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将某些要素排除在外，将某些要素保留下来，这就是那些阿尔都塞的门徒们如同精细的技工一般所进行的修修补补。相反，我们虽然确信马克思主义具有最大限度的一致性，但我们却同时可以发现这种一致性的缺口，因为它不能解释那些非物质生产的社会进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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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一情形下，恩泽斯伯格用“意识工业”(industrie de conscience)来描述现存媒介的特征，是一种危险的比喻。不幸的是，它却暗含了他整个分析的假设，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拓展到了对媒介的分析，发现了以下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的类比：

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

生产者/消费者

传媒工作者/接受者

②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极端上被质疑：一个是对被分割的(separated)物质生产秩序的阐释系统，一个则是对被分割的一般生产秩序的阐释系统。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与辩证法无关的“原初"领域必须被逻辑地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辨证”矛盾在语言、符号和意识形态中消失了，可能它们从来没有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将所有矛盾不是作为冲突，而是作为在社会关系层面上存在的革命性对抗而吸纳了。由此，除了一些纯粹概念上的一致性之外，这些概念的有效性究竟在哪里呢?

在第二种情况下，必须从根基处(而不是从它多变的内容中)来质疑生产的概念，以及它所构建的分割的形式，和生产所试图表征的合理化的主题。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个极端中，许多真正的工作还需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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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恩泽斯伯格:一种“社会主义的”策略

在恩泽斯伯格看来，由于理论的缺失与肯定性策略的实行，左派已经缴械投降了。他们满足于将大众媒介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来加以谴责。左派梦想某种媒介的接管，有时候作为一种推动大众革命意识的杠杆，有时候则作为社会结构发生极端变化的结果。由此，媒介显然成了一种矛盾，直接反映出将媒介整合入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理论的不可能性。在恩泽斯伯格看来，媒介(以及符号和传媒的领域)对于左派来说仍然是一个社会的神话，因为左派并没有将它们视为一种新的、巨大的潜在生产力。左派或者迷恋它，或者批判它，既成了这一神话的受害者，同时也从道德和理论上对其进行谴责(在此，左派知识分子通过恩泽斯伯格自身来进行自我批判)。这种不定性只是反映出了媒介自身的不定性，没有超越它或者稀释它。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视域之下，恩泽斯伯格将这种知识分子和左派运动的“恐惧症”归咎于他们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资产阶级起源:他们本能地抵触大众文化，因为它剥夺了他们的文化特权。①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这种让人困惑的蔑视中，在这种策略性的混淆以及左派知识分子对媒介的拒斥中，确切说来，也许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马克思主义该如何批判自身的偏见，它是一种充满怀旧色彩的经济基础的唯心论吗?它是一种拒斥任何与“物质”生产和“生产劳动”无关的理论吗？革命的理论从来不涉及符号的交换，除非作为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使用:信息、传播、宣传。当下左翼的公共关系的新视角以及整个现代主义流派的亚文化都很难改变这一趋势。它们充分展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何能够不依赖于“社会的起源”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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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还原性的决定论(déterminisme réducteur)可以在布尔迪厄(Bourdieu)的著作中以及共产党的一些言论中找到。它们并没有理论的价值。它在本质上将民主化的机制转变为一种革命的价值。知识分子发现大众文化的矛盾使其很难成为一种革命力量。贵族们曾经不满于资产阶级文化，但从来没有将其视为一种阶级文化。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225

恩泽斯伯格认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左派的政治分裂。分裂的一方是整体(颠覆性)的革命派别，将自己放逐到对新媒介(亚文化、地下文化)进行非政治的挖掘之中。另一方则是“好战的”政治群体，他们仍然坚持原有的传播模式，拒绝“玩游戏”，或者去发掘电子媒介所具有的更多可能性。由此他们谴责68革命中的学生散发传单、占领奥德翁(Odéon—巴黎一个著名的剧院)而不是法国广播总部(O.R.T.F)的种种行为让自身倒退到了运用(美术学院)工匠的手段来进行革命的阶段。

恩泽斯伯格试图设立一种乐观的和富有攻击性的立场。媒介被统治阶级所垄断，从而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媒介仍旧保持着“基本的平等性”，它被资本主义秩序所破坏，但正是革命的操持(pratique)将媒介中所蕴涵的这种潜能释放出来—让我们说出这样的言语：解放媒介，恢复它们的社会使命，即作为一种开放的传播，一种无限制的民主交流，这是它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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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显然，我们在此所提出的不过是赋予生产力和技术的一个异常古老主题的延伸，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他们都承诺一种人类的完满状态，但资本主义却冻结了它，吞没了它。它是一种自由，但却必须等待一种解放。①媒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能逃脱将革命性植入事物之中这一令人着迷的逻辑。让媒介重新进入到生产力的逻辑，不再是一种批判性的行为，因为这样做只是将媒介牢牢锁入革命的形而上学之中。

同样，这种立场也陷入了矛盾之中。通过媒介(资本主义的)自身的发展，媒介确保了社会化过程在一点点生成仅从技术层面就可以想象出来，并不存在只让极少数能支付得起的人们高兴的闭路电视，“因为这违背了媒介的结构特性”②，“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媒介使得大众参与到一个社会的或者被社会化了的集体成为可能，并使参与的手段掌握在大众自己的手中”③。但“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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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此我们发现权威、国家以及他们的体制都或者不是革命的，或者是革命的，这完全依赖于他们是否还在资本的控制之下，还是已经超越了它。而他们的形式很少被质疑。

②参见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Media),〈意识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1974)。第105、108页。

③ 同上，第97页。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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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斯伯格追随着布莱希特(广播理论[Théoriede laradio],1932)认为，现存的秩序将媒介简单地归结为“散播的中介”(medium de distribution)②，因此，媒介必须重新成为一种真正的传播中介(medium de communication)(这就如同萦绕在马克思主义之中的梦想一样：去除物的交换价值，为的是恢复它的使用价值)，而这种转变“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问题”，而是：

1.在当下的秩序中，将媒介视为一种“纯粹的、简单的散播手段”是错误的。再一次，媒介将自己看作意识形态的承载者，而掌控它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在物质生产方式之中)。换言之，媒介主导了意识形态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由此，媒介的生产一传播者与无责任的、接受的大众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资本家与工薪阶层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但它并不是作为内容的传达手段，而是以它们的形式与运作来引导一种社会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剥削关系:它包括了交换自身的抽象化、隔离以及废弃。媒介并非意识形态的一个主导因素，而只是它的执行者。不仅其目的不是革命的，而且就媒介自身而言，不管在哪里，都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非意识形态的(它们技术的幽灵或者它们社会的“使用价值”的幽灵)。同样，意识形态作为主导阶级的话语，当不能通过媒介被传递的时候也只能在别处存在。同样的情形还可以用来说明商品领域:商品也只有在交换价值体系的运作中才能拥有真实性。意识形态的幻想也只显现在交换价值的觉醒之中:这都是交换价值自身的运作。在辩证法挽歌之后，有必要唱响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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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己的波段而奋斗，并也将要为此而奋斗”①。如果媒介已经意识到了它自身就存在于社会主义之中，如果社会主义已经成了他们结构的使命，为什么还要奋斗(尤其要为拥有自己的波段而奋斗)?

① 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意识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4)。第107页。

②同上，第97-98页。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2.当布莱希特与恩泽斯伯格承认媒介转向一种真正的传播中介，在技术上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布莱希特说：“这不过是技术演进的一个自然结果。”)，有必要理解的问题在于(这样做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确切说来，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媒介意识形态在形式上发挥作用，在它所建构的分割上，即一种社会的分层上发挥作用。

没有回应的言说

大众媒介是反中介的和不及物的。如果人们接受将传播界定为一种交换，一种言语的交流与回应，并具有某种相应的责任的话，那么媒介所构造的是非传播的方式(并不是心理上或者道德上的责任，而是一种在交换中人格化的、相互的责任)。因此我们不能将传播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信息的传递一接受，后者是一种可在反馈中的不断回转。现在，整个既存媒介都将自身建筑于这种界定之上：它们总是阻止回应，让所有相互交流成为不可能(除了在拟真回应的各种形式中，它们自身被整合入一个传达的过程之中，由此使传播变成一种单向传递的过程)。这是媒介真正的抽象性。社会控制与权力体系就植根于其中。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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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地理解回应(réponse)这一术语，我们必须通过到“原始”社会中去找寻其等同物，来强调它的意义:某人的一种力量，能够给予，但却不能被回报。这种不能被回报的给予打破了根据自身利益所进行的交换，构建了一种垄断。社会由此发展到了非平等的阶段，而回报打破了这种权力关系，并且在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建构了(或者重建)象征性交换的循环。对于媒介来说也是如此：它们言说，或者有些东西被言说，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在任何地方排除了任何回应。这就是为什么这一领域中的革命同时，在所有地方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只能存在于恢复这种回应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简单的可能性却在整个既存的媒介结构中预设了一场轩然大波。

没有其他理论或者策略是可能的。所有那些模糊的冲动，那些试图将现实民主化，颠覆既存现实，恢复“符码的透明性”，控制信息传递的过程，努力构建可逆性的循环，或者掌控媒介等等冲动都是毫无希望的除非这种言说的垄断被打破；然而如果人们只是简单地将它平等地散播到每个人那里，那么言说的垄断是无法被打破的。言说必须能够交换、自我给予和回报①，就如同在眼神和微笑中时常表现出来的那样。它不能简单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打断、被冻结、被储备而后再被散播出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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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回应的时代一个无责任的时代。“在观众和投票者的手中拥有最少的自主权。”恩泽斯伯格说。大众媒介最为出色的地方在于它的选择体系：它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公选制度。其中回应已经暗含在问题本身之中，就如同在民意调查中一样。言说本身通过一种拟真的迂回的回应回答了它自身。同时，在此，在交换形式的伪装之下，言说的专制就是权力的定义。罗兰·巴特就曾指出在文学中存在的同样的非交互性：“文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物主和顾客、作者和读者，无情地离了婚，文学体制维持了这种状貌，这标出了我们文学的特性。读者因而陷入一种闲置的境地，他不与对象交合(intransitivité)，总之，一副守身如玉的正经样(sérieux):不把自身的功能施展出来，不能完全地体味到能指的狂喜，无法领略写作的快感，所有者，只是要么接受文本要么拒绝文本这一可怜的自由罢了—阅读仅仅是行使选择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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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并非是一个“对话”的问题，对话不过是两个抽象的言说者之间功能性的相互调节，其中没有回应，“对话者”并不在场，在场的只是被模式化的话语。

②68革命中即使占领了法国广播总部(ORTF)也不能改变什么，这场革命不过是“散播”了一些颠覆性的“内容”——如果当时能够将其整个地关闭就好了，因为它整个的技术与结构反映了言说的垄断。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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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消费者的地位界定了这种放逐。一般化了的消费秩序不过成了这样一个领域：其中并不允许给予、补偿、交换，而只是试图去索取、利用(侵占，个体化的使用价值)。在这一意义上，消费物品同样也构建了一种大众媒介：它们回应了我们所描述的一般化的事物的状态。而它们的特殊功能变得不重要了：产品或者信息的消费是它们所构建的一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禁止所有回应和交互性形式的产生。

由此，恩泽斯伯格所宣称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媒介使得大众对社会进程的参与成为可能，并且参与的实践手段掌握在大众自己的手中”，这一说法完全不正确。这就好像拥有一台电视机或者一个照相机就可以引发一种新的关系和交换的新的可能性一样。严格说来，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比拥有一台电冰箱或者面包机包含更多的意义。并不存在对于某种功能性的物的回应：它的功能已经在那里了，它自身已经是一个包含着回应的完整话语，没有给游戏留下空间，也没有给交互性留下空间(除非毁掉物，或者完全改变它的功能)。②所以，功能化的物，如同被媒介功能化了的所有信息，如同公共选举的操纵，控制着意义的断裂和显现，并监控着这一过程。在极端情形下，权威提供给每个公民一台电视机，但却没有预先给予任何电视节目来侵占它(假定这一权威自身没有被内容所迷惑，确信媒介具有的“劝导”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并确信需要控制信息的传播)。惊讶于国家通过电视对人的监控管理(如恩泽斯伯格提到的奥威尔[Orwell]①，《1984》)是无用的：电视，从本质上仅就其存在而言，就包含着一种社会控制。没有必要将电视设想为监控每个人的私生活的望远镜，它的功能比这更有效：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不再互相言说，人们被孤立了出来，面对着一个没有回应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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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②对此，多功能性并不能改变什么。在所有形式之中的多功能、多规则、多元价值都不过是那个迷恋中心、迷恋标准化(单一等价)体系的一种反映。它是体系自身的症状的反映，是对潜在逻辑的解释。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32

在这一意义上，麦克卢汉，这个被恩泽斯伯格蔑视为一种腹语者(ventriloque)的人，更为接近于他所宣称的“媒介即信息”(le medium est le message)的理论(除非他完全无视在此所讨论的社会形式的存在，他才会高度评价媒介，以及它们以极为乐观的方式来传达的全球信息)。媒介即信息并不是一个批判性的命题。但在它矛盾的形式中，它具有分析的价值。①然而恩泽斯伯格将“媒介的结构性特征”视为“没有力量能够将其潜能解放出来”，尽管它试图被解放，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社会主义的媒介宿命与被权威所操控的暴力革命论的奥威尔式神话相左，但同时又相互补充。甚至上帝都会赞成社会主义:基督徒一直在说着它。

①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英国人，本名埃里克·亚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作家，常常与卡夫卡齐名，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其作品常常反映下层人们的生活疾苦。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作品，仅以《动物庄园》和《1984》而言，其影响已经十分深远。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在英语中还专门形成了“奥威尔现象(Orwellian)"这一称呼，它特指那些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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