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颠覆策略与“象征行动”

如果说媒介在法国68革命中自发参与了革命运动并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能会遭到反对的话，那么至少在某一个行动时刻，媒介确实与权力结构针锋相对了。正是在这种决裂中，在这种颠覆的可能性基础上，美国雅皮士(AmericanYippies)(例如霍夫曼[Hoffman]，鲁宾[Rubin])的颠覆性策略得以建构，同时在世界革命运动中，“象征行动”理论亦由此得以详尽阐发:通过连锁反应的力量来凸显媒介。运用它们的力量将信息即时传递出去。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媒介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它是在阶级斗争中人们必须要学会适应的一种变化。但这种立场应该予以质疑，因为它很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种策略性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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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泽斯伯格将其做了这样的阐释：“媒介即信息”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命题。它指明了资产阶级没有剩下任何可说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传递的信息了，因此媒介只能打出为了传递而传递的牌。—如果资产阶级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么“社会主义“最好也要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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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让我们确信在这一时期媒介发挥着颠覆性作用。偏远的电台与报纸将学生运动散播到每一个地方。如果学生是起爆器，那么媒介就是共鸣器。此外，统治者又公开指责媒介“正在玩革命的游戏”。但这些争论都缺乏一些分析。我持相反观点，认为媒介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责任，即发挥一贯的社会控制功能，它们处于行动的风口浪尖之上。因为它们在混乱的秩序中保留了其形式，这种形式，不管具有怎样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与权力体系相连接。通过一种抽象普遍的公众视点，媒介报道着事件，将一些突然的和非正常的发展强加到事件的运动之中；通过这种强制性和预测的夸大，它们剥夺了运动自身原初的节奏及其意义。一句话：它们让运动短路(court-circuité)了。

在传统政治(左翼或者右翼①)中，被神圣化的模式，以及某种类似教义般的言说被交换着，媒介能够在不歪曲意义的同时进行传播。它们与这种言说具有同构性，就如同它们与商品的流通具有同构性一样。但逾越与颠覆如果没有被谨慎地否定的话，它们就不可能被媒介传播，被转变为一些模式，中性化为一些符号，被掏空意义。①并不存在什么逾越的模式、原型以及系列。因此，媒介不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传播手段，而是一种稀释。最初，这一过程可能已经赋予个人一些“景观”的(spectaculaires)印象。实际上，它通过消耗它自身的能量来消解运动。这种分裂的行为被转化为与之相去甚远的官僚政治模式，就是媒介的日常劳作。②

①从媒介的角度来看，这种左与右的区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给予那些该被信任的东西以信任，并授予它们权力来做删改。这种区分与政治的超验性(transcendence)秩序相互关联，而与那些在各种形式之中，那些声称自身是政治的横断面(transversality)的存在毫无关系。在此:媒介只是消解了这种政治的超验性，为的是用自身从大众媒介的形式中抽象出来的超验性来替代它，而大众媒介的形式被完全地整合起来，甚至不再提供一种对抗性的结构(左一右)。大众媒介的超验性由此稀释了传统政治的超验性，同时可能是更新的政治横断面的一种稀释。

第九章 媒介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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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象征性”术语的起源和歪曲中被解读出来。5月22日在南特禾(Nanterre)的行动就是一个象征，因为它是越轨的：在一个既定时刻，一个既定地点，一个极端越轨的行为发生了，或者，采用以上所提出的分析方法，一种特定的回应在那里发生了，其中行政体制以及教育体制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发挥着阻止任何回应的功能。大众媒介的散播与渲染丝毫没有影响行为的象征性特质。然而，今天，正是大众媒介促使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一事实(通过报道事实的影响)，这种象征性行动才能够被界定。在极端情形下，颠覆性行动如果不是作为复制性功能而存在的话，它是不能产生的。①不再有创造，行动的产生只是作为一种模式，如同一种姿态(gesture)。象征性已经从意义的生产秩序转向了再生产的秩序，而后者总是权力的秩序。象征性仅仅成了一种象征性系数(coefficient)，越轨也转变成了一种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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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所谓“发表”或者“宣传”的形式可以在科学或者艺术的领域中获得透彻的分析。被一般化了的再生产去除了工作的过程，消解了意义，最终除了被模式化的内容之外，并没有剩下什么。(参见，Raoul Ergmann，“破碎的镜子”[le miroiren miettes]《对话》[Diogene]，1969 年第 68 期，Baudouin Jurdant,“科学的普及”[lavulgarization scientifique],《交流》[Communications]，第 14 期)

②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劳作总是伴随着某些群体对其的筛选和重新阐释(拉查斯斐尔德[Lazarsfeld]所提出的传播的两个步骤)。这一过程产生了媒介所蕴涵的独特内容以及可能激发的各种抵抗。（然而，我们应该追问我们自身这些抵抗的目标是否不是指向媒介自身的抽象性，而是指向它的内容:拉查斯斐尔德的双重阐发就可能引导出这样结论，因为第二种阐发属于个人关系的网络，与媒介信息的一般化相对立)。在这“第二种"解读中，群体成员将其自身符码与传播者对立起来(参见我在本文的结尾处对艾格的讨论)，由此，这种解读不能将对主导的意识形态的中立化和还原等同于一种批判性和颠覆性。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内容(无选择的或者无回应的文化模式、价值体系;官僚体系)与大众媒介的一般形式(非交互性的、无责任的)具有同构性，并在复制中被整合入这个形式，也就是说，媒介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涵盖”(passent)了这些内容，而不是颠覆了它。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更为重要的在于认识到对媒介逾越的形式“或多或少”并没有终结:它只是被大众媒介的形式激进地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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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批判的思想(例如，本雅明、布莱希特、恩泽斯伯格)将这一变化视为一种决定性的进步。媒介仅仅将那些“算不了什么的政治行为的本质显现”(恩泽斯伯格)现实化、强化。这显然与那些说教的革命概念相一致，进一步说与那些“进入意识中的辩证法”相一致，等等。这些理性的思想已经舍弃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们已经继承了启蒙运动中播撒光明(传播)的民主的(在此为革命的)特质。在它说教的幻象中让自身的政治力量依赖于媒介，等待着媒介力量的显现它忽略了媒介自身也在不遗余力地追求着某种政治行为，即“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行为。一个有趣的事实在此可以被用来作为证明：当下涌现出各种进入到政治领域中的行为(集中体现在本雅明的观点中，即艺术品通过复制进入到了政治阶段)。巴基斯坦的运动浪潮、美国的黑人运动、被酒吧老板射杀的年轻人等等。这类事件，曾经是很微小的，并且是非政治的运动，现在却突然发现自身在媒介的传播力量中被赋予了社会的以及“历史性的”光环。新的政治行为凝结在这些被冲突化了的事件之中进入了编年史。毫无疑问，这些事件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性意义是媒介赋予的。这些各类事件粗略地看来如同一种“象征性行为”，但它们参与到相同的政治意指关系中了。毫无疑问，对它们的接受是模糊而混乱的；如果说依赖于媒介，政治在“各类事件”(faitdivers)的范畴下再现出来，那么同样依赖于媒介，“各类事件”的范畴整个地入侵到了政治之中。进一步说，这些事件在媒介影响的扩张下改变了:它们由一些平行的范畴(来源于年鉴或者大众的编年史)被卷入了一个富有神话性的阐释系统，一个封闭的意指关系的模式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事件可以逃脱这一体系。大众媒介化：这就是它的精髓所在。媒介不是一组传播信息的技术，而是模式化的强制。麦克卢汉的公式值得重新审视：“媒介即信息”给作为一种技术结构的媒介自身带来了意义的变化。在此，我们又面对着技术的唯心主义。媒介(Medium)的本质就是模式(Modéle)。进入媒介的视野，并非指被报纸、电视或者广播所关注，而是指被一种符号/形式所重述，在一种模式中获得阐发，被一种符码所操控。这就如同商品并非被工业化生产出来，而是被抽象的交换价值体系所控制。因此，在媒介的符号之下，“各类事件”的范畴与政治，以及它们在传统意义上的分裂都具有形式上的优先性，它们被共同整合入了一般的符码之中。奇怪的是，没有人将这种社会化的策略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体系。对于这一点，再一次，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例子就是选举系统(le système électoral)的产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缺少过那些确信自己能够在这一体系中进行革命的人(过去是一些伟大的人物，今天则是一些小人物)。历经数代的起义、暴乱的神话都成了革命的范例。68革命，通过媒介散播到了法国的每个角落，无疑是将这类危机推上了顶点。实际上，在此危机被释放了，在扩张中被窒息了，因此也就归于失败了。确实，数百万工人开始罢工。但没有人知道如何应对这种被“媒介化了”的罢工，它被传播、被接受为一种行动的模式(不管是通过媒介，还是通过工会)。被抽象为单一的意义，罢工本身将那些局部的、越轨的、自发的行动形式中立化(尽管并非如此)。法国总工会无法违背这一趋势。他们将这一阶段视为政治行为的一般性，从而终结了革命行动的独特性。今天这种罢工成为工会对付那些非法罢工的有效手段(以适当控制罢工规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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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此，对于本雅明(参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来说，被复制的作品越来越成为为了复制性而“设计”的作品。根据他的观点，艺术作品已经由一种仪式演变为一种“政治”、“展示性的价值”(valeurd'exhibition)从根本上变革了艺术作品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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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选举系统与一般化了的罢工都是追随某种媒介模式。形式的社会化过程被拓展了，这些媒介成了最为细致也是最为隐蔽的筛选、消解和审视的体制。它们既不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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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奇迹。

在68年5月中，真正革命的媒介是那一面面墙以及墙上的宣言，印刷的和手写的标语，那一条条街道，成了这些宣言大行其道的地方一所有的事物都在瞬间被铭刻，给出与反馈、言说与回应在同样的时空中运动着，具有交互性和敌对性。在这一意义上，街道成了大众媒介选择和颠覆的形式。因为街道不同于媒介，后者可以传递那些无回应的信息，构建远距离的传播网络。它是一个言说的象征性交换，它是充满争论的空间，稍纵即逝，并非永恒：这种理想性的言说并不反映在媒介的理想性的屏幕之上。后者被再生产所规划，被媒介还原为一种景观，这种言说被消耗殆尽。

相信媒介具有颠覆性的批判能力是一个策略性的幻象。具有颠覆性的言说在今天只能通过对媒介的破坏，通过对它们的解构，从而成为一种非传播的体系才可能存在。这其中并不包含一种解散，也不包含一种批判性的激进话语，后者作为意指关系的现实化暗含了语言的否定性。但这其中确实包含了媒介的既存功能与技术结构的解体，亦即媒介操控形式的解体，而正是这被解体的一切反映出它们的整个社会形式。在极端情况下，媒介的概念要消失，并且必须要消失：可交换的言语、交互性的交换以及象征性交换都要消解媒介的观念和功能。可以存在一些技术的手段(声音、影像、波段、能量等等)，同时也还包括一些有形的东西(姿态、语言以及性)。但在此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作为媒介发挥作用，不是作为被符码操控的自发体系发挥作用的。交互性，就其本质来说，只有在媒介消失之后才能真正产生。“当人们看到邻居的房子着火的时候，他们必须在第一时间与他们的邻居碰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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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理论模型

让我们概括一些不同的假设。

1.麦克卢汉(为了记忆的目的)：媒介带来了革命，不依赖于它们的内容，仅仅凭借着它们的技术结构。在表现声音的文字体系以及印刷书籍之后产生了收音机和电影。在收音机之后，有了电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即时的、全球通讯的时代。

2.媒介被权力所控制。强制性产生于权力的操控，颠覆性的内容在其中变成了一种景观显现出来。在此，媒介仅仅被想象为一种纯粹的信息。它们的形式从来没有被质疑(在麦克卢汉那里也是如此，他将媒介仅仅视为一种媒介)。

1. 恩泽斯伯格:媒介的当下形式可以引发某类社会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同化的社会关系)。但媒介通过它的结构及其发展，包含了潜在的社会主义以及民主化的传播模式，潜在的信息的合理化以及普遍化。它有足够的能力来释放这些潜能。

①杰瑞·鲁宾(JerryRubin):《有所作为》(Do it)(New York:Simonand Schuster)，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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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恩泽斯伯格的假设(由马克思主义所启发)与美国激进左派(景观主义的左翼)。(官方左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学派，那些与资产阶级理论混淆起来的思想都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我们将这两种立场都视为一些策略性的幻象。它们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都分有了某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就暗含在同样的传播理论之中。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了，并且被已有的证据与符号语言学的传播理论所构造的一种(高度科学化的)形式化所加强。这一理论一方面被结构主义符号学所支撑，另一方面被信息理论所支撑，同时它还被普遍性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媒介工作者是这一文化的推动者)所吞没。这一理论中所有的基础性概念与其实践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被连接起来，就如曾经是、现在仍旧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所具有的特质一样。它就是在传播领域中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我认为如果革命的实践在这一直面媒介的策略性幻象中陷入了困境的话，是因为批判性的分析太过表面了，从而没有指认出这一传播理论所包含的意识形态。

在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en)最为著名的形式化模型中，暗含着另外一套模型：

传递者——信息——接受者

(编码者——信息——解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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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被符码所构造，被内容所决定。这些“概念”每一个都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与其相对应：指涉性的、诗性的、应酬寒喧等等。①每一个传播的过程由此都被归入了一个单一的意义之中，从传递者到接受者：后者可以反过来成为传递者，同样的过程被复制了。由此传播总是被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其中的两极相互排斥。这一结构成为客观的和科学的，因为追随着方法论的规则:将整个过程分解为一些要素。实际上，它满足于既定经验的形式化，一种源于现实性和活生生的经验中的抽象，也就是说：一些意识形态的范畴，表达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在其中，一方可以言说，而另一方则不能，一方有选择符码的权力，而另一方则只有默认和受限的自由。这一结构建筑于任意性基础之上，这种任意性就如同意指关系的任意性一样:关系中的两极由于被称为信息的客观化内容，人为地被分割并被重新整合起来。二者并不存在交互性关系，也不能相互依存而共同存在。②因为每一个都在它与信息或者符码的关系中来确定自身，“中间物”分别存在于二者之中(符码在“每一个”中都存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正是这一距离表征了信息所具有的完全的和自主性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它的交换价值)。这种“科学的”构造植根于传播的一种拟真模型(modéle de simulation)之中。它从一开始就去除了对话者之间的交互性与敌对性，以及它们交换的模糊性。真正围绕在其间的是信息，具有符号性的内涵，可以被读出，并只能有一种解释。符码的编制者保证了这一解释的唯一性，并且编码者与解码者的地位是相同的。就此看来，上面的公式通过一种形式上的一贯性保证了它作为传播唯一可能的图示。但一旦将不定性放置到关系之中，整个公式就被瓦解了。不存在一种不定性的符码；没有符码，更没有编码者与解码者：那些跑龙套的都退出了舞台。甚至信息本身也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也不得不仅被界定为一种“发送”和“接收”。似乎只有形式化仍存在着，避开了这场灾难。凭借的是它的“科学性”。而其后支撑它的则是符号的恐怖主义。在这种指导性的图示中，符码成了唯一的言说者，通过传播中两极的分裂以及对于信息阐释的唯一性(或者模糊性、或者多样性，都不太重要：通过一种非不定性)来实现符码的交换和再生产。(同样，在交换价值的体系中，并不是人在交换，而是交换价值体系通过他们再生产自身)。所以，这个公式给予我们的是一个稀释的模式如此这般的一个社会交换的完美缩影，符码的抽象、强制的合理性与分裂控制着它。科学的客观性也对其发挥着同样的控制作用。

①参见罗曼·杰克森(RomanJakobsen)，“封闭的陈述:语言学和诗学"(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载萨巴克(T.A.Sebeok),《语言中的风格)(Style in Language)(Cambridge, Mass:MLT. Press, 1960),第 350—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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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两者不能相互存在，以至于有必要创造一个范畴：“关联”(contact)，它在理论上将其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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