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种分裂与闭合的图示已经在语言学理论中，在符号的层面上得以运演了。每一个符号被分割为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它们互相指认，但却“分别”固守着自己的位置：符号被任意性隔离，而每一个符号都通过被称为语言的符码而与所有其他符号“沟通”着。甚至在这里，一种科学的强制性也已经被唤起了，它与那些符号之间可能存在的象征性的沟通相对立，这种沟通超越了能指一所指的区分，例如，在诗的语言之中。在这种沟通之中，如同象征交换一般，符号之间相互回应着，超越了符码。正是这种回应是我们在整篇文章中试图凸显出来的，作为最终对所有符码、所有控制以及权力的解构，而这些符码、控制和权力建筑于隔离与抽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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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意指关系的理论充当着一种传播理论的核心模式，符号的任意性(意义的压抑的理论图示)在转变为传播和信息的理论图示的任意性过程之中，进入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范围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不仅在社会实践(其特质包括传递者的垄断，接收者的无责任，交换双方的区分，以及符码的强制[diktat])中有所反映，而且在媒介的革命性实践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很显然，那些试图颠覆媒介内容的人最终只是强化了信息作为一种被隔离的概念的自主性，以及由此抽象的传播的单向性。

控制论的幻象

恩泽斯伯格对现存世界的非交互性的感知，使其确信媒介层面的革命可以缓解这一形势，而这一革命曾经使确定性的科学以及认识论中的主客对立发生了混乱，持续地进入了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媒介可能将所有相互作用的结果都考虑在内，由此来破除垄断，将每个人整合入一个开放的过程之中。“意识工业(industrie de la conscience)的程序中包含了它们自身所唤起的结果、反映以及相互关联……由此它们不是被视为一种消费方式，而是被视为一种生产方式。”①现在，这种充满诱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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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得被分割的符码和信息保持了完整性；

2.它试图破除传播的两极差异，从而成为拥有交换和反馈的回转结构(“可逆转的循环”)。“在当下的形式中，诸如电视和电影的设备对于传播没有帮助，只是阻碍了它。它没有允许传递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交互性行为；从技术角度来说，它将反馈降到了最低限度，以与体系相容。”②在此，我们没有能够超越接收者与传递者的概念，不管怎样通过“转让”让它们运动起来，情形都没有改变。可逆转性(réversibilité)与交互性(réciprocité)没有关系。正因如此，在今天，控制论体系仍然能够很好地理解如何让复杂的调控和反馈运转起来，同时却不影响过程的抽象性，不能在交换中让真正的“回应”(responsabilité)存在。这确实是体系最好的挡箭牌，因为它已经预先整合了所有回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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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意识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New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4)。第119、127页。

②同上，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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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恩泽斯伯格在他对奥威尔式神话的批判中所显现的那样，去设想一个被中心所控制的宏大体系(mégasystème)是毫无意义的(电话网络的控制系统已经在规模和复杂性上无数次地超越了这一点，因此，它被现实地排除了)。但认为媒介的扩张可以消解操控，这也是个多少有些天真的假设。从长远看来，宏大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现存的体系将通过反馈以及自我调控的方式来整合那些无用的宏大体系的控制。它们知道怎样将那些否定它们的东西作为补充性的变数。它们的运作就是一种监控：不需要什么宏大体系。由此，它们一直都具有极权主义色彩：它们意识到了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可以被称为去中心化的极权主义。

在实践层面上，媒介非常清楚如何建构一些形式上“可逆转的”循环(读者来信、听众热线电话、民意调查等等)，在这一循环中并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或者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对任何人作区别对待。①这一反馈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由此恩泽斯伯格所谓传播的“辩证性”显然与控制论的规定相关联。最终，虽然以非常隐蔽的方式，他成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意识形态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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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再次参见恩泽斯伯格，尽管他与唯心主义相关联，但他仍分析并抨击了这些被控制了的循环：“自然而然(!)这种趋势与结构相对立，新的生产力并不允许，但确实需要这样一些翻转(!)"(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Theory of the Media],《意识工 业》 [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4]第108页。)反馈与相互作用都是控制论的逻辑要求。如果低估了体系对于自身革命性创新的整合能力，也就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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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视角下，恩泽斯伯格还打破了交流的单项特征，它们同时表现为专家、学者的垄断以及通过媒介宣称敌对思想的敌对阶级的单向性。恩泽斯伯格对此的变革途径在于让每个人成为操纵者，在这一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了积极的操控者，成了生产者。简言之，从接收者变成生产者一发送者。这是对于操控这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某种批判性颠覆。但由于这一“革命”最终保留了传递者的范畴，它满足于被分割出来，并将每个人转变为他自身的一个传递者，所以，这一革命并没有能够对大众媒介的体系给予质疑。我们知道诸如大众拥有一个对讲机，或者能够用摄像机拍摄自己的生活等现象的实质：它们不过就是一类个人的业余爱好，等同于星期天在家做些家务一样，处于体系的边缘地带。①

显然，这一切都并非恩泽斯伯格所能想到的。他认为出版物的编辑、发行以及运作都是由其读者来决定的(就如同地下出版物一般)，而影像网络则在政治群体的操控之中，等等。

而这似乎成了唯一解脱困境的方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规律和自发性、中心主义和反中心主义、权威的领导和反权威的非整合力量长久以来陷入了矛盾的僵局，具有网络特质的传播模式建立在循环的可逆性之上，因此可以为克服这一僵局提供途径。”①这一途径就是重建一种辩证法的实践。但问题还能被放置到辩证法的术语之中来加以讨论吗？难道辩证法本身不是已经陷入僵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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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泽斯伯格指出的复印机普遍应用(为“出版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与租用它的高额费用，由此导致了它的垄断。但即使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复印机—或者甚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波段—问题仍然存在。真正的垄断从来不是技术手段的垄断，而是话语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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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斯伯格所提出的例子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就在于其超越了传递者与接收者的“辩证法”。实际上，被重新发现的是一种即时的传播过程，一种没有被统治官僚的模式所框定的传播，这将是一种原初的交换形式，在其中没有传递者，也没有接收者，只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回应。自发性与组织的问题在此并没有被辩证地解决：只是在术语上实现了一种超越。

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其他的假设都允许二元对立范畴的存在。在第一个实例中(媒介进入到私人领域)，传递者与接收者被简单地整合到一个个体之中：操纵被“内在化”(intériorisée)②。在另外一种实例中(“循环的辩证法”)，传递者与接收者同时存在于两边：操纵具有了交互性(两种性质的共同体)。体系在这两种情形下的运作如同在传统官僚模式中的运作一样容易。它可以发挥它所有可能的整合作用。其中的本质在于这两种意识形态范畴都被隐蔽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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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泽斯伯格“媒介理论的构成”(Constituents of a Theory of the Media)，《意识的工业》(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74)。第110页。

② 这就是为什么个体的摄影爱好者仍然是大众媒介中被分割的抽象:通过内部的二元分立，整个符码和所有主导性的模式都介入其中，从背后控制着个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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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复一遍，在象征交换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共时的回应。在一个信息的两端不存在传递者，也不存在接收者，由此也不再存在任何“信息”，也不存在在某个符码的控制之下在唯一的解释路径中解码任何信息。象征性坚持打破“信息”的唯一阐释，恢复意义的不定性，同时也终结了对于符码的反抗。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评估翁贝托·艾柯(UmbertoEco)的假设。①概括他的立场：改变信息的内容是于事无补的；必须要改造阅读的符码，强加入其他解释性的符码。接收者(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接收者)在这一最本质的层面上介入了，他将自身的符码与传递者的符码对立起来，他逃脱了被控制的传播的陷阱，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回应。但这种“颠覆性的”阅读究竟是什么呢?它还是一种阅读吗？它还是一种解码吗？是对单一阐释的逃脱吗？那个对立的符码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是另类符码(minicode)(一种不含利益倾向的习惯用法)?或者，它是另外一种源自之前的控制图式的另外一种阐释的控制图式？但不管怎样，所有说明都不过是一种文本的变化。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艾柯的视角：68革命之后那些颠覆性的涂鸦广告。涂鸦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代替了另外一个内容，另外一种话语，而仅仅因为它就是一种当时当地的回应，打破了被媒介所阐发的一种无回应的状态。它是否与另外一个符码相对立呢?我并不这样认为：它只是粉碎了符码。它并不试图引导自身作为一种文本的解码来与那些公共话语对抗；它将自身显现为一种超越。那些充满智慧的词汇(lemotd’esprit)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颠覆性的话语；它并不是在另外一种符码之上产生的，而是对主导性的散漫的符码的一种即时解构。它消解了符码的范畴，消解了信息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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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翁贝托·艾柯(Umbeto Eco)，《结构的缺失》(La Struttura assente,Milan: Bompiani,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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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那些试图保留传播的控制结构中任何分裂的存在的企图(甚至包括那些要求“辩证地超越”它们的企图），都排除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的可能性，并求助于一种脆弱的操控实践，即那些“革命性策略”的危险尝试。而在这一意义上的所谓策略，最终都被主导的形式所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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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生产物：这个概念是我们所特有的，它诞生于工业革命。然而甚至工业社会也只知道生产，而不知道物。物只有在它的形式被解放为一种符号功能的时候才真正存在。而这种解放只是工业社会转变为我们所谓的技术文化①的结果，也就是冶金技术(métallurgique)社会转变为符号技术(sémiurgique)社会的结果。换言之，物只有在它的意义的目的性，以及它作为信息和符号的存在状态(即它的意指关系的模式、传播以及符号交换)超越它作为一种产品或者商品的形式(即生产方式、流通以及经济交换)的时候才可能存在。这一转变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包豪斯(Bauhaus)②在理论上对它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自包

①反映在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的"技术一结构”之中。新资本主义、新工业主义、后工业:许多术语指认了这一从工业化的政治经济学向超一政治经济学(trans一political economy)(或者元一政治经济学[meta—political economy])转变的过程。

② 包豪斯是1919年葛罗皮亚斯(WalterGropius,1883—1969)创立于德国魏玛的综合造型学校，1933年关闭，对于现代主义建筑有直接的影响，形成了包豪斯风格。——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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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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