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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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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这并不是一个随着工业的发展、产品领域的简单扩张和差异化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种状态的改变。在包豪斯之前,确切地说,并不存在物:随后,根据不可逆的逻辑,每一个物都潜在地被加入到了物的范畴系列之中,并依此而被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经验上的分类(如亚伯拉罕·默尔斯[AbrahamMoles]等)是十分可笑的。想知道一个房子或者一件衣服是不是一个物,它究竟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建筑,等等,所有这些类型学的描述都是无结果的。因为物不是一件东西,甚至也不是一个范畴:它是某种意义上的存在,它是一种形式。在逻辑上出现了物的形式之前,没有东西是物,甚至日常用具也是如此一那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物,一座大楼、一把咖啡勺或者整个城市都是物。正是包豪斯学派建构了环境的普遍的语义学,在其中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功能和意指关系的凝结物。整个的功能性,整个的符号性。与传统模式相比,这是一场“革命”,其中物(没有其他更好的词语)被捆在一起,不能解放,它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地位,也没有基于一个理性的目的(功能性)而在他们之中构建一个体系。

由包豪斯产生的功能性将自身界定为一个形式(不仅是工业化的形式,同时还是在一般意义上环境的与社会的形式)分析和理性综合的双重运动。这里的综合是形式和功能的综合,是“美丽和用途”的综合,是艺术和技术的综合。超越了“风格”,以及“被风格化”的讽刺版本,例如19世纪商业化的粗陋工艺品以及现代主义风格(Modern Style),包豪斯第一次为环境的一种合理化概念奠定了基础。它超越了固有的那些类型(建筑、绘画、家具等等),超越了“艺术”,以及对其所进行的学术评估,包豪斯学派已经将其美学主张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同样,它也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技术。“技术经验的普遍的符号化”①实际上产生于美丽与使用之间所存在的分裂的消解。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豪斯试图将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的以及技术的基础设施与形式和意义的上层建筑融合起来。为了在意义的目的性(美学的)中来完满一种技术(技术性的),包豪斯完成了第二次革命,一种工业革命的完满,解决了后者所遗留下来的所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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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开始,我们可以在逻辑上确认“物的革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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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乌托邦的。正如工业革命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诞生,标志着物质生产的体系化以及合理化理论的诞生,同样,包豪斯标志着政治经济学领域在理论上,以及交换价值体系在实践中拓展到了整个符号的、形式的以及物的领域之中。在意指关系模式的层面上和符号设计(design)的层面所发生的转变类似于发生在16世纪以来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在政治经济学控制下所发生的

① 夏皮罗(JeremyJ.Schapiro):《单一维度:一个普遍的符号学的技术逻辑经验(One Dimensionality: The Universal Semiotic of Techno—logical Experience),见布瑞尼斯(Paul Breines)所编辑的《批判性的中断》(Critical Interruptions)(NewYork: Herder&Herder,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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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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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图式出现了:一方面,自然的、人类的劳动从它们古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被解放为生产力,并作为生产中合理性的、可计算的物而存在;另一方面,整个环境变成了一种能指、被客观化为意指关系的一个要素。它从所有传统内涵(宗教的、神秘的、象征性的)中解放出来,并被功能化,成了意指关系的合理性的、可计算的物。

符号的运作

在物与其功能之间存在的透明关系的背后,在以设计的名义加诸物之上的普遍的道德法则背后,在功能的等式背后,即拥有了美学价值的新的物的“经济学”背后,在一般的综合性(艺术一技术、形式一功能)的图式背后,一种抽象分割的重构产生了:

  1. 每一个复杂的主一客体关系都被分割为一些简单的、合理性的、可分析的要素,这些要素能够被重新组合在一种功能性的系列之中,成为一种环境(environnement)。因为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人才能够与他称之为环境的东西分割开来,并被赋予了控制它的责任。自18世纪以来,自然的概念就已经作为需要生产力加以控制的对象而存在。而环境只是接替了这一概念,并将其深化为一种对符号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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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包豪斯标志着真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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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物的层面上一种一般化的劳动的分割。分析的方式将物分割为十四或者九十七种功能,同样,分析还可以将多个功能重新组合在一个物之中,或者让多个物具有同一功能等等简言之,分析的方式可以使一个系列分裂或者聚合。

3.更为根本的在于物的符号学意义上的(分裂)连接,而这一点所依凭的是符号的力量。当我们说它成了一种符号的时候,所依据的是最为严格的定义。物被分割为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它成了一个合理性的、客观化了的“所指”的能指,而这个能指就是它的功能。这一点与传统的象征性关系有很大差异,在象征性关系中,事物都有意义,但一种意义并不是来自一个客观化的“所指”所指认的“能指”。相反,这正是当代的符号-物(L'objet/signe)的存在状态,它遵循着语言学的图式:“被功能化”,也就意味着“被结构化”,也就是说,被分裂为两个要素。设计同时完成了物的观念的以及美学的策划。美学的价值并不是一种附加的东西,它表征了一种符号学的运作。

实际上,当代美学与美或丑的范畴没有任何关系。批评家、公众以及设计师都将“美”与“美学价值”无区别地混淆起来,但它们在逻辑上显然是不相容的(这种混淆是一种策略:它通过时尚,也就是通过符号/交换价值,保留了体系的主导性,这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价值,即所谓风格的主导性)。

对美以及风格的定义可能有成千上万。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符号。这些定义在功能美学的体系面前终结了,这就如同早期的经济交换模式(物物交换、礼物交换)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消失一样,它们在生产与教化的理性的、可计算的体制之下终结了。美学的范畴胜过了美的范畴(消解后者),就如同符号学的秩序胜过了象征性的秩序。曾经是美的形式,在当今则是美学,成了被一般化了的能够包容多种符号的理论,一种符号内部的和谐(能指一所指)的理论,以及符号之间句法关系的理论。美学价值诠释了整体中内在的功能性,它体现了(永远处于变动中的)一种符号体系的平衡。它仅仅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体系中流通着的符号依据的是一种经济学的模式,在最小限度地丢失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最大限度的整合(以蓝色为基调的内部和谐;或者“游戏”于蓝绿之间居住整体的晶体结构—“绿色空间”的“自然本色”等等)。美学价值不再是一种风格或者一种内容的价值,它不再指向任何东西,而只是符号的传播与交换。它是被观念化了的符号学(une sémiologie idéalisée),或者一种符号学的唯心主义(idéalisme sémiologique)。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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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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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格的象征性秩序中,永远存在的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不定性的游戏但符号一美学的秩序则具有可操作性,是一种有所指的相互作用,一种对非和谐的控制,并使其趋于等同。一个“美学”的整体是一个没有过时、没有失误的机制,其中在要素的相互关联中,在过程的透明性之中,没有什么需要妥协和解:符号和信息非常显而易见,并绝对地易识别符号的所有操控者,不管是控制论者,还是设计师,他们具有共同的理念。这个美学的秩序是一个冷冰冰的秩序。功能的完美实践着一种冷冰冰的诱惑,成了功能性满足的一种展现,一种算计。它与愉悦、美丽(或者恐怖)没有关系,然而正是这些情绪能够将我们从理性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童年(不是回到理想化的透明性之中,而是回到一种无法言明的不定性的欲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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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在1902年,克罗齐(Bernadetto Croce)就写出了《作为科学表达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一书。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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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符号的运作,这种将符号分解为能指一所指的二重性的分析性分解,总是陷入意识形态的图式之中,然而这一情形甚至在设计的关键范畴中仍能被发现。它存在于整个意指关系体系(媒介的、政治的)的根基之处,就像使用价值一交换价值的二元结构处于商品形式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之处一样。①物所包含的所有价值,所有的不定性,都不能被稀释为任何模式,然而却被设计稀释为两个合理性的组成部分,两个一般的模式:有用性以及审美性,它们被设计所割裂,人为地相互对立起来。强调意义所陷入的困境,强调有用性和审美性对物无条件的围困,是没有用处的。事实上,它们只是存在于同样的价值体系中同一合理性的两个分裂的形式。但这种人为的分裂允许它们作为一种理想性的图式被重新整合起来。有用性从审美性中分裂出来,它们被命名为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它们除了被命名为分裂的两个方面之外,没有任何的现实性),然后它们再作为一种理想被重新整合起来,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个神奇的过程中被解决了。现在这两种性质都是任意的,它们的存在并没有带来任何的变化。真正的问题,真正的矛盾只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即符号/交换价值的问题和矛盾。而这正是符号的运作过程试图掩盖的东西。这就是设计的意识形态功能:运用“功能性美学”的概念,它打着普遍价值的幌子,提出了一种重新组合的模式,一种在形式上超越专业化(在物的层面上的劳动分工)的模式。由此它通过去除真实的结构,来构造一种社会的整合图式。将这两种抽象结合起来的功能性美学自身不过是一种超抽象(superabstraction),通过描画出那被符号政治经济学所隐藏的乌托邦来将符号/交换价值神圣化。符号的运作,符号的分裂都作为一种根基,作为一种深层的政治,作为一种劳动的分工而存在。包豪斯的理论,如同符号学,将这一运作现实化,并引发了意义的劳作的分裂,这就如同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性的分裂神圣化,并由此导致了劳动的分工。

①然而,这一基本的形式的操控却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形下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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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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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需要指出设计(design)的所有语源学的范围。其中三重意义显现出来:描画(dessin)、筹划(dessein)与设计(design)。在所有这些意义中,人们可以发现合理化抽象的图式:为了描画而构图;为了筹划而自我反思(让客观在意识中显现);更为一般地,为了设计:转变为一种符号,符号/运作,稀释和理性化为符号的要素,转变为符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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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种意指关系的构成就是成体系的:符号从来没有脱离一种符码和语言而存在过。由此,符号学革命(如同工业化革命一样)关注所有现实可能的实践。艺术和工艺、形式和技术,都是可被塑造的和可被绘制的(显然它们由于与设计有密切关联而占有主导地位,但设计却远非被塑造、被构筑的),这些实践在此之前都是独特和有区别的,但现在却按照同一模式而同时产生相同的构造。物、形式以及材料在此之前都只是言说它们自身的话语,来源于自身的特殊实践或者一种原初的“风格”,现在则都在同一种语言中被设想、被勾勒,都是一种合理性的具有普适性的设计。①一旦在功能的意义上被解放,物、形式以及材料就开始制造符号,在词语的双重意义上(以及文字游戏的意义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成为符号,并在自身内部交流。它们的整体不再是一种风格或者实践,而是一个体系。换言之,一旦物陷入了符号的结构合理性之中(被分裂为能指与所指),它就同时进入了一个功能性文法关系之中(如同词位①在语段中一样),服从于同样的一般的符码(如同在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段):物再次被整个语言学体系的合理性所操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谈到“结构”语言学以及设计的“功能主义”,必须看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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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运用马尔库塞的术语,夏皮罗(在已引用的书中)以他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同样的分析,但更强调机器与技术:“当代设计的演变成了单向度发展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源于机械形式,这一形式构造了一种整体的环境(极权主义),在其中技术的经验界定并封闭了经验性的和审美的世界。“整体化了的抽象、单向度的同构性,机械与技术,都不是这一过程的原因,也不是它原初的模式。技术的变革与符号一语言学的变革(转变为一种符码的抽象)是向结构一功能性合理化转变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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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结构性(能指一所指、语言一言语)被加诸它所源自的语言学之上,并与之共存,仅仅成为纯粹的语言的功能(严格说来,被目的化为传播的方法),那么两者是同一回事。

2.伴随着“设计”,物也同时成了一种功能性存在,并成为一种符号。这种受限的和合理化的目的性最终给了它们结构化的合理性。功能与结构:这是同一“革命”。这意味着功能性的“解放”不过就是服从于一种符码和一个体系。再一次,同构性立即在劳动的解放(或者休闲的解放、身体的解放等等)中显现了出来,而它不过是服从于交换价值的体系。

让我们来概括一下符号政治经济学以及(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同构性(即尽管它们在时间上顺次发生,但它们具有相同的逻辑过程)的本质特征

1.政治经济学:在有用性(需求、使用价值等等,所有经济合理性的人类学指涉)的遮蔽之下,它构建了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一个可计算的生产力,其中所有的生产都被归结为一些简单的要素,所有的产品都在它们的抽象性中成为等价的。这就是商品的逻辑以及交换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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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orphème,构成语言的最小单位。——译者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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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功能性(客观的目的性、与有用性同构)的遮蔽之下,它构建了某种意指关系的模式,其中所有围绕它的符号都在逻辑的可计算性之中充当一些简单的要素,在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的框架中互相指认。

在这两种情形之中,使用价值(有用性)与功能性,一个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指涉物,一个作为设计的指涉物,成了同一抽象过程中“具体性”的化身。在最大限度地生产有用性的借口之下,政治经济学的过程被一般化为一种交换价值的体系。在让物的功能性(它们作为意义与信息,即最终它们作为符号的使用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借口之下,设计以及包豪斯学派构建了符号/交换价值体系。

正如同产品的有用性,没有任何需要理论能够建构它,而这种有用性不过就是一种交换价值体系的有用性—所以物的功能性,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价值,除了表征一个符号一物与其他的符号一物的内在一致性、表征它的可传播性以及由此它在功能性上与符号/交换价值体系相适应之外,并不能表征什么。在这种间接构造中,物(一个链条、一种形式)的功能性并不是一种有用性,或者一种平衡,而是一种间接性(或者相反是一种直接性)。正是体系的逻辑一贯性界定了要素的美学一功能性的价值,这种价值就其总是指向一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模式而言,它是一种交换价值(就如同在经济交换价值中所具有的相同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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