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果说这种一致性甚至在伦理层面上都有所反映，这并非偶然。如同早在16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所建构的“进取精神”一样(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包豪斯的革命具有清教徒的色彩。功能主义是禁欲的。这一点在它的模式中表现为拘谨的几何线条，表现为对装饰和人造的恐惧，简言之，表现在它简洁的话语中。但这只是一个被某些人称为基本原理的书写效果(几乎成了一种修辞方式):其中在物的功能性的解放中所包含的合理性建构了一个物的伦理规范，这就如同劳动的解放作为一种生产力导致了一种工作伦理的建立一样。三个世纪以来①，同一种道德(以及同一种心理学)对应于同一种逻辑。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性的合理化计算作为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只要加上必要的修改，就能整个对符号的合理化计算有效。

功能主义的危机

功能主义的危机是如何通过设计师的存在而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必须看到这一危机的要素已经存在。它源自功能主义的愿望，这一愿望试图将自身强加进一种秩序之中(如同在秩序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主导的合理性，以此来思考所有的事物和过程。从一开始，这种合理性就无视自身的任意性，产生了与其相反的“非合理的”或者“疯狂的”话语方式，并使其始终萦绕在媚俗的艺术(kitsch)与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的两极之间。(一个是功能性同谋，一个则直接与其相反，但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超现实主义嘲弄媚俗艺术，而媚俗艺术却常常采用超现实主义的价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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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在着一些逻辑的标记来表征连续的历史过程。然而，形式被理论化的时刻(包豪斯为符号政治经济学所构建的过程)总是在历史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明了一个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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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的物与功能性的物，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嘲笑与超越而同时产生。尽管超现实的物都是公开的反-功能或者超-功能的，但这些幻想中的物除了在矛盾的意义上之外，从来没有设想过一种作为普遍道德法则的物的功能性存在，也从没有设想过一种物自身的存在，它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并与它的功能保持完全的一致。当一个人这样来思考的时候，就是将一个物还原为它的功能，这一事实是非现实的，并且几乎是超现实的①:这一事实已经足以将功能主义的原则推向极端，以显现其荒唐性。这一点体现在杰克·克莱曼(Jac-ques Carelman)所提出的诸如面包机、电熨斗，或者一些“未被发现的物”的分类之中。但人类的欲望在这一系列的物中迷茫了，并在劳特芒(Lautrémont)的列表中确证了缝纫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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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样，存在着如卡夫卡作品中噩梦般的情景，将物还原为它的(行政性的)功能。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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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存在的合理性。

物的诞生及其功能性(以及语义学的)算计拓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整个领域之中，这催生了超现实主义的诞生。在这一意义上，包豪斯学派与超现实主义是不能分割的，如同物的一些奇特的、非正常的批评性话语与物的合理性话语之间的对峙。(然而这种颠覆性话语逐渐地增长起来，迅速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之中，并作为一种不规则的变化而被普遍功能化。在其日常化版本中，它顺势进入了我们的环境之中。)

马格利特(Magritte)的鞋后跟(shoe—foot)，他的穿着皮革衣服的女人(或者没穿衣服的女人)被悬挂在衣橱之中，成为抽屉的男子，或者人形的机器：在所有地方，超现实主义都嘲弄着功能主义所构建的物与其自身或者人与其身体之间的距离，嘲弄着任何东西与强加于其上的抽象目的性之间的距离，以及一种分裂，人和物突然发现自身被分裂为符号和一种超验的“所指”：功能。将胸部的皮肤与衣服的褶子，脚趾的皮肤与鞋子的皮革混为一谈:超现实主义的幻想通过否定的方式来嘲弄这些区分，但正是在拼贴画(collage)或者超印象主义(surimpression)的范围内将那些被分割的事物以分割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没有恢复一种象征性关系，在象征性关系中没有分割概念存在的空间，因为关系被整合入交互性以及交换之中。在超现实主义那里，象征性关系除了作为主体一客体相互对应的幻想之外，不再显现出来。超现实主义的寓言将自身界定为一种妥协的形式，作为功能性秩序(在此对其进行超越，并使其变得可笑)与象征性秩序(被扭曲并进入幻想)之间存在的一种短路。它抓住了一个物仍固着于拟人的状态，并没有被转变为纯粹的功能的那个时刻，即那个物正在将人吸纳到功能性的非现实之中，但还没有完成的时刻。当超现实主义对这个阶段的彰显达到了极点的时候，它也就揭示并抨击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裂缝。它是对一个新的物的现实性原则的反抗。在合理性的规划中，物在自身的功能中被“解放”了，它与超现实主义相反，后者将物从功能中解放出来，将其恢复到一种自由的结合之中，其中再次浮现的并不是一种象征性(其中主体与客体也不存在)，而是主体性自身，在一种幻想中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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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着主体性的诗意，超现实主义的梦想是用一个原初的以及整合的过程来打破功能性的整合，由此它简略同时也是充满矛盾地揭示出物的发展的危机，在功能性的物的符号之下，物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存在。随着绝望的主体性的没落，所有物的意义的片断(例如路易斯·卡洛尔[Lewis Carroll]的作品，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以否定的方式通过反抗与讽刺来揭示一种不可逆转的建制，其中，诞生了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符号的形式和物的形式被结构化为一种商品形式。(在同时代，浪漫主义面对工业革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初阶段与超现实主义具有相同的反应。)

但超现实主义的超越自身还导致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相对扩张。它在隐喻的、形式化的物之中，在表征的内容与“所指”之中发挥作用。今天，当功能主义将孤立的物逐渐发展为体系的时候(如同卡夫卡及其他作品中的超合理性[hyper-rationality])，当包豪斯的工艺功能主义超越了控制论以及数学对环境的设计的时候，超现实主义只能作为一个神话而存在。在这一时刻，我们超越了物及其功能。在当下关系的体系以及信息的体系中，超越性的主体对应于某个超越性的客体。超现实主义者试图融合的游戏，在客体与主体之间，在功能与欲望之间(它们在现实中都是被分割的，在超现实之中仍旧显现着它们连接的不可能性)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那种功能主义的逻各斯与那些围绕着它的非整体的、片断的象征性逻辑(导致的不过是一种幻想般的非逻辑的表征)之间微妙的混淆在控制论的秩序中被消解了。并没有给达达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留下批判的、压抑一超越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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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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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化的秩序总是相应地推动体系化的过程，超现实主义之后，抽象进一步进发了(梦幻主义[onirique]、几何主义或者表现主义—克利[klee]，康定斯基[Kadinski]，蒙德里安[Mondrian]，波洛克[Pollock])—这是艺术的最后的批判性显现，今天的我们在哪里呢？当下的艺术将自身限制在动力学或者光能(lumino一dynamic)的操控之中，或者体现在慵懒的超现实主义的魔幻之中，简言之，在一种整合之中，成为一个真实体系的影像，发挥着美学的功能(在圣经中的范例如斯格夫[Schoeffer]的“新美学精神”)，它与控制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超一真实(hyper-reality)的体系已经吸收了批判的超现实(surreality)的幻影。艺术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整个地成为设计，元设计(META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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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不共戴天的敌人就是媚俗艺术。它表面上虽然被包豪斯所摧毁，但却总能够死灰复燃。这是因为在它之后存在着整个“经济学体系”，设计师们这样认为；他们只有他们的特质。所以，在1967年，亚伯拉罕·摩尔斯在《美学工业》(Esthétique Industrielle)①中指出功能主义的危机就在于通过非合理的消费物品的泛滥、设计的冷静的合理化得以扩张，并且它们对功能进行了严格的模仿。“消费者的态度绝对地被经济机制所控制”，在新媚俗艺术的混乱之中，功能主义的蓝图被淹没了。功能主义被这些矛盾所包围，逐渐死亡。

实际上，这个分析抹除了设计所包含的任何内在矛盾：这一缺陷存在于一种对“地位的痴迷”与“欲望的策略”之中。但摩尔斯(以及其他人)忘记了体系(以及它所蕴涵的整个消费过程)同样也是合理化的，并且也是无矛盾的。它能够迎合功能性的要求。正是通过被功能主义的理论所抨击的“无序的生产”才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保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这里并不存在矛盾:合理性的模式最初并至今仍旧保持着根本的经济性经济体系的功能性将这一点现实化了。并不存在艰辛并且纯粹的设计，因为合理化的算计是引发设计的灵感来源。从最初以来，设计就与经济体系一样基于同样的合理化抽象。毫无疑问，这种合理化可能很荒唐，但它却共同作用于设计和消费两个领域之中。它们显现的矛盾源自它们潜在的共谋。所以，设计师怎么还能够抱怨不被理解，以及他们的理念被体系所曲解呢？所有的清教徒都是伪君子。

①这一名称在1952年首次出版以来经过了数次修正，现在的名称是《设计工业》(DesignIndustry)——参见英译者注。英译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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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危机应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被分析，即一个符号学的层面，我们上文中已经对此有所讨论。概括说来，包豪斯的公式在于：每一个形式、每一个物都具有一个客观的、决定性的所指——它的功能。这就是语言学中被称为指称(denotation)的层面除此之外的存在都被掩盖了起来，都陷入了涵意(connotation)的地狱：剩余、多余、有害之物、古怪之物、装饰物、无用之物。媚俗的艺术。被指称的(denoted)(功能的)部分是美丽的，被涵意所意指(connoted)(寄生于其上)的部分则是丑陋的。或者进一步说，被指称的部分是客观的，而被涵意所意指的部分则是一种谬误(意识形态的)。实际上，在客观性的概念背后，整个形而上学的真理以及道德的观点都岌岌可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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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柏拉图与康德的功能主义遗产是显而易见的:真、善、美都被混杂在一种观念之中。功能是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综合。或者进一步说：功能是美加上有用性。有用性同时是道德的和真的。在其中，我们发现了柏拉图神圣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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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一指称的原则正在被打破。最终我们已经发现(在符号学意义上)这一原则是任意的，不仅是一种人为构造的方法，同时还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并不存在物的真理，指称不过就是那些涵意中最为美丽的部分。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设计师、城市环境的工程师以及程序员们（如果都追问一些问题的话)每天都面对着客观性的消亡。形式与物的功能(性)在日常生活中变得不可理解、不能辨识、不可考量。今天，究竟什么是物的核心？是它的功能性吗？物的指示性功能(fonction directrice)是什么，物的寄生性功能(fonc-tionsparasites)是什么？谁能说清楚，什么时候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和元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了呢？一个人能否超越这样一种疑问，即某个特定的“多余的”形式，一个给定的“非合理化的”特征，在无意识中，在一些更为微妙的平衡之中，都无法找到自身的对应，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一个功能的合法性①？在这一体系化的逻辑之中(因为功能性不过就是一个阐释体系)，每一事物都具有潜在的功能性，实际上并非如此。乌托邦的设想反抗它自身。由此，我们不应惊奇，当事物逐渐失去了它们客观的目的性的时候，它将转变为一种体系，从而在它的再生产过程之中，根据自身的利益将剩余的部分都纳入其中。最终，体系只不过是活跃的功能性的载体，它将一些要素重新分配。它自身就是被“设计”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要让自身成为类似于鸡蛋的循环①。

① 在任何情形下，总有一些东西能够逃脱功能主义的算计：不定性，即任何肯定性的功能依据欲望的逻辑——其中单一的目的性从来没有存在过——都同时包含否定、分解与消解。它甚至超过了功能的复杂性。除非人们能够将诸多矛盾的功能都考虑在内，否则的话，这种不定性就永远不能消解，不能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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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并不存在物的绝对的有用性，那么同样也就没有什么冗余的存在，整个功能主义的理论大厦也就坍塌了。时尚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只游戏于涵意之中，从不用那些客观的指称来说明自身(尽管它宣称有这种指称)。运用着它不稳定的、“非合理性的”修辞，并仅仅通过符号的“当下性”(actualité)评估自身，时尚掌控了整个体系。如果功能主义无法与时尚相抗衡，那是因为时尚彰显了整个体系的潜能，而功能主义，植根于整个指称的形而上学，表现的仅仅是一个特殊的情景，但却将这一特例任意地拓展为一个普遍的伦理。一旦符号的原则被设定下来，那么没有什么能够与它的一般化相对抗。合理的或者非合理的都不再存在。包豪斯学派和设计都宣称通过对所指的把握掌控了整个过程(功能的“客观化”评定)，但实际上它不过是推动过程向前发展的能指的游戏(即符号的交换价值的游戏)而已。而后者是无法限制的，它能够逃脱所有的控制(如在政治经济学之中的交换价值体系：它侵入了所有的领域，包括那些确信自身能够对其有所限定的那些自由的、虔诚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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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众所周知，鸡蛋是设计的理想化趋势之——一种形式的范例，对于“媚俗艺术”以及其他艺术类型来说都是如此。这意味着这个体系的目的不过就是一个同义反复。但功能发展完成阶段就是一个同义反复—一个完善的多余的“所指”屈从于“能指”的恶性循环——一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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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功能主义的危机。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地与那些进入到无限制的时尚的组合之中的形式相对立—时尚所具有的功能仅仅是它的符号功能。甚至那些被设计所构造的形式也不能逃脱。如果“风格化”(styling)——包豪斯学派认为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它的痕迹通过设计从未能真正地去除，并在其简捷之中恢复了它自身的控制，再次出现，那是因为风格化所显现的方法论已经内在地包含在它自己的设计理念之中(即计划、方案)。尽管存在着包豪斯的革命，如果我们的时代仍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恢复了19世纪所有的媚俗艺术，那是因为这些艺术形式早就已经属于它了。在缝纫机上以及地铁站入口处的花样图案都成了一种退让性的妥协，但通过今天的复兴，它已经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时尚价值，它是符合逻辑的:超现实主义或多或少不过是成为商业化的媚俗艺术的异类，以此来作为一种艺术性的反抗。今天，“纯粹”的设计拒绝了花样的图案，但它却带有了更深的“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机体的结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模型。在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自然，从这个概念产生以来，不管是作为一种装饰还是一种结构模式，它都是一种社会模式的方案。同时这个结构也总是资本主义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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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设计沉迷于时尚之中，人们也不能抱怨，因为这是它胜利的标志。这表明了符号政治经济学为它所划定的范围，它首先由设计以及包豪斯学派予以合理化。所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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