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今天都试图成为边缘的、非合理化的、具有颠覆性的、“反艺术”的、反设计的等等，从波普艺术到魔幻主义以及街头艺术——所有的事物都遵循着相同的符号经济学，不管它是否愿意。所有这一切都是设计。没有什么能够逃脱设计：这就是它们的命运。

在此，我们所讨论的超出了危机的范围。如亚伯拉罕·摩尔斯一般哀叹消费的宿命，并诉诸一种新功能主义，从而展开“幻象的拟真以及体系化想象”的游戏，这种分析并不得要领。这种新功能主义只能是一种再语意化(resémantisation)过程(能指的复活)①，由此也成了一种相同矛盾的再循环。更确切地说，新功能主义将成为新资本主义的镜像，也就是说更大强度的能指的游戏，一种符码的数学和控制论。“人道主义的”新功能主义在面对可操作性的元设计(metadesign)时没有生存的机会。功能的和所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能指和符码的时代开始了。

环境和控制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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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被包豪斯学派所引发的符号革命最终被其所预见，

① 将人的内涵加于其中，富有“社会性”的设计需要重新做，或者那些可以选择的游戏，充满趣味，“自由”组合，也需要被重新引介。但不要弄错的是：它仍旧是作为一种“游戏”来被思考的，作为一种特殊功能的游戏，一种相同符码下的自由一现代主义(libérale—moderniste)的变种。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74

并被设计展现出来。在《批评》(1967年11月)中，凡·鲁埃(VanLier)清楚地指出：“这些新形式以及它们的运作……逐渐发展成了体系”，由此功能性并不是有用性，而是“将事物转变为一种具有交互性的信息，让它们成为符号，产生意指关系”，同时他附带地说功能性就像是自明的，“是所有文化以及所有人性的食粮”。一个永恒的人本主义的隐喻：更多的符号存在，更多的消息和信息存在，就会有更多的沟通交流也就会更好。这揭示了符号/价值的产生，以及这种价值基于合理化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无限扩张。人本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人性的进步。它与那些将工业化的兴起从长远看来或多或少能给所有人带来丰裕和幸福的观点类似。这是19世纪在物质生产视域下存在的幻象。在20世纪，它在符号的生产中以更为有力的方式显现了出来。现在在信息的发送、信息的神秘化，以及媒介的背后都隐藏着控制论的唯心主义。

不管怎样，其中都蕴涵着相同的基本错误，即：只有产品或符号的使用价值还被保留着，工业的(符号的)变化只能在无限的使用价值(作为信息的符号)的增值中被说明。物品的挥霍以及符号的挥霍，即消费的最大化以及信息的最大化。在此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变化首先建构了一种价值交换的体系，一种被一般化了的抽象的社会形式，因此决不能充当“所有文化以及所有人性的食粮”。这种内容的唯心主义(生产的或者意指关系的唯心主义)从来没有将形式考虑在内。这种信息的唯心主义忘记了正是符码的霸权隐蔽于信息加速循环的背后。事实上，二者都忘记了政治经济学及其策略性的、政治的社会维度，从而能够从一开始就在一个明确的价值领域中被构建。这一乐观主义可以被视为一个美好的信念，它呈现出了那些设计师所特有的温和气质，他为了其自身微小的部分，通过自身的创造力，努力地增长着信息量。或者它还呈现出了麦克卢汉所特有的预言家气质，正是他高度赞扬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的沟通与交流在所有的地方，传播的意识形态都成了婢女，一个神话，其中控制论将自身装扮成一种新人道主义。在对类的想象之中，信息的泛滥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物品的泛滥(丰盛的神话)。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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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地方，使用价值的意识形态都已经成了交换价值体系的共犯和随从。由此，在物质商品的秩序之中，消费通过盲目的需要的社会强制，而不是通过使用价值的神圣化发挥着激活生产体系的功能。借助于消费，体系不仅成功地依靠力量来剥削人们，而且成功地让他们参与到体系多样化的生存之中。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这种参与仅仅发生在符号的层面和幻象的范围内。正是在这里，“新资本主义”的整个策略阐发了它的起源：它起源于一种语义学以及可操控的符号学，它不过是受控参与的一种发展了的形式。

从这一视角出发，在符号的生产中，交换价值体系的意义具有完全不同于在天真的使用价值乌托邦中的意义，设计和环境的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大众传播中的一个分支，一个巨大的属人的和社会的工程中的一个分支。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们真正的环境就是传播的普遍化。①在这一意义上，它与19世纪中“自然”和“环境”的概念极为不同。后者指向一种物理学的、生物学的(物质决定论、遗传学的以及物种的决定论)或者“社会一文化”(“环境”)的法则，而在此环境从一开始就是信息和符号的网络，它的法则就是传播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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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76

环境是整个实践和形式的普遍的自主化，从日常生活到建筑学，从言语(discursif)到行为与政治，成了一种操控和算计，成了信息的发送与接收，成了一个传播的时空。“设计”这一实践概念对应于环境这一理论概念——设计概念最终可以被视为一种传播的生产(从人到符号，在符号之间，在人之间)。必须要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必须要参与其中，并不是通过物质产品的购买，而是通过一种信息模式(le mode informatique)，通过符号与信息的流通。这就是为什么环境如同一种市场(即其经济的等同物)成了一种普遍的概念。这是整个符号政治经济学具体化的概括。设计，是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并在政治经济学中被一般化。如果设计从一开始就应用到工业产品之中，那么今天它一定已经囊括了所有部门。没有什么比将设计固着于某种“人本主义的”限制更错误的做法了。实际上，每一事物都属于设计，每一事物都产生于设计，不管它是否这样认为：身体是被设计的，性别是被设计的，政治的、社会的、属人的关系是被设计的，需要以及期望也是被设计的，等等。这个“被设计”的普遍存在构成了环境。这就如同市场、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种逻辑：(符号)交换价值的逻辑。设计是这种符号/交换价值被强加到所有模式以及可操作实践之中的结果。同时，它还是符号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胜利，以及包豪斯学派在理论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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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此矛盾的是(同样，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征兆)，英国环境部(le ministèrebritannique de l'Environnement)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部门，却唯独未囊括媒介。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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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公共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攀比心的心理一社会学，如同一种策划和参与，市场化和商品化最终要产生一种关系，恢复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曾因为社会关系的生产而遭到质疑。同样，在当下体系中设计的任务及其策略性的功能，就是要产生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而环境除了作为一种外在的中介之外，还从未真正地存在过(这仍旧与市场类似)。如同许多其他意识形态概念，“环境”从反面指认了人被割裂的现实；它指认了一种亲缘关系(proche)的社会的终结。存在与事物都尽可能被拉大了距离。环境的神秘化与人及其自然之间存在的鸿沟相对应，体系每天都在不断地加深这道鸿沟，不管它是否喜欢。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这道鸿沟、这种根本的破裂以及在社会关系幻象中二者关系的分解都是设计存在的理由以及存在的地方。在此，设计倾尽所能通过大量的信息来恢复意义，恢复确定性，同时也通过大量消息来“理解”它。如果人们认真地思考它，设计的哲学将通过整个环境理论反映出来，最终成了一种延伸到所有自然之中的参与以及公共关系的学说。自然(现在看来似乎成为一种敌对力量，通过污染来报复对它的挖掘开采)必须要参与进来。与自然共处以及与都市生活并存，都必须要通过大量的符号来重建交流(这就像通过媒体的力量以及策划的力量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重建一种交流一样)。简言之，必须要提供一种工业化的契约：保护和安全这一契约整合了它的自然能量，虽然这很危险，但却能够使体系更好地被掌控。因为所有的目标都是要越来越好地与这种参与进来的自然整合(这种自然总是与其矛盾的，并通过睿智的设计才能够被再利用)，这种整合所依据的基准就是一种合理化的超-生产力(hype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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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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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设计的政治意识形态，今天，它在环境的话语中蔓延到了整个世界。从格罗皮乌斯(Gropius)①到高校联合基金会(Universitas)②，发展到一种元设计、元政治经济学，经历了一个连续的阶段，而元政治经济学对应的是新资本主义，就如同自由经济学对应于资本主义一样。

如果人们谈论环境，那是因为它已经不再存在了。讨论生态学就是为了证明“自然”的死亡与抽象。在每个地方，(对于自然的、对于环境的)“权力”只是确证了它们的消失。

①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德国建筑家，1919年为魏玛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校。形成了包豪斯学派。—译者

② 由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la Museum of Modern Art) 发起的一项国际性的基金项目“为了后技术社会”。——原注。

Universitas是一个由世界上若干所优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国际高校联合体。这一联合体没有中文译名，仅以Universitas 21 称之。——译者

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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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然(就如同那些不可或缺的、理想化的指涉物)的逐渐消亡与我们在当下的符号分析中所谓的所指的逐渐消亡密切相连。（客观性的所指、真实指涉物的所指、指称功能的所指、作为符号真实性保障的世界真理的所指—如同保证金或者黄金—黄金的所指一指涉物已经消失了；黄金交换的基准[GoldExchange Standard也已经消失了。符号不再转变为它的指涉物的价值，这就如同在当下的国际趋势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有漂浮的通货货币在自由地流通着。)宏大的所指、宏大的指涉物“自然”已经死亡了，它们被环境所代替，环境一边指认并设计了它们的死亡，一边又作为一种拟真的模式恢复了自然的存在(它的“重构”如同牛排，已经是被捣碎了之后的结果)。我们所谓的“自然”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模式的显现，对于环境来说同样是无效的。从一个具有一般指涉物的客观性的“自然”概念过渡到“环境”的概念—这一概念中符号流通的体系(符号/交换价值)消解了所有的指涉物，或者甚至成了它自身的指涉物这一过渡设计了(即描画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我们从一个仍然包含矛盾的、非和谐的、并没有被政治经济学所包围的社会中走来我们从一个折射超验的模式、冲突与超越仍然存在的社会走来;其中人的本质虽然已经破碎了，但仍旧存在(可参见马克思主义中需要和自然都具有实体主义的人类学特质)，其中仍存在历史，但它所蕴涵的革命理论带我们进入了控制论的社会(une société cybernétisée)。我们进入了一个整合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中整个抽象化了的交流以及大量的操控不再外在于体系。传统政治经济学终结了，社会的元政治经济学开始了，并成了社会纯粹的环境。“环境操控的成功，同时也就是对人的操控的成功，人自身成了操控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仅仅成了环境。”(米氏增长模型)(Mitscher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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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280

社会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对空气、水等的控制鲜明地体现了人已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陷入社会的控制之中。自然、空气、水成了稀缺商品，在成为一种生产力之后，又进入了价值领域，这表明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中。这一发展的极限，在自然公园出现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国际人类基金会”(Fondation internationale del'Homme)，就如在巴西已经存在的“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国家印第安人基金会的宗旨就是要以最好的条件保护土人的人口数量，以及那些伴随他们数千年的动植物的生存。”(当然，这一制度粉饰并许可了种族灭绝以及大屠杀:同一主题被消解与重建。)人不再面对他自己的环境：人自身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保护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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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设计与环境或政治经济学如何成为操控力量

第十一章交换价值中欲望的实现

商品的神圣

胜利的匮乏与缺失

愉悦感的退化

价值的幻灭

许多年以前，美国的百货商场曾经遭遇了一次突然袭击。一群人突然占领并开放了商场，通过扬声器邀请群众来洗劫商店。一种象征性行为。结果：没有人能想出究竟要拿什么，或者他们只是拿了一些在他们日常购物中也能够偷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如果你有五千万，你将怎样处置它？

——一片哗然。

面对着可以任意处置的自由时间，同样的恐惧也立刻向我们袭来。我们该怎样度过它？

我们可以进一步添加一些例子。例如在欧洲冠军联赛中参加了400米田径比赛的遥遥领先的法国选手，在接近终点一百米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最后冲刺的力量，结果只拿到了第三名。赛后他说：“当我意识到我将要赢了的时候，在我内心中，某种东西突然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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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交换价值中欲望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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