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种区别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消失了(有例外的情况，诸如陪嫁物、礼物等等)。然而，在购买、市场以及私有财产的观念之中，总存在着一种社会回馈的机制。在我们选择、积累、操控消费物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机制。区分与名誉的显现正是价值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整合的基础。库拉和夸富宴(potlatch)已经消失了，但它们的原则并没有消失，它作为物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而被保留了下来毫无疑问，在某种意义上，物自身多样化了并分解自身：在“消费”的社会学分析中，基础性的概念假设并不是与需求有关的使用价值，而是象征性交换价值、社会回馈的价值、竞争的价值以及阶级区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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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林诺夫斯基(1884一1942)，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的《金枝》启发下，开始对人类学发生兴趣。1914年，在英国博物馆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工作。同年，他跟随到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去的蒙德人类学考察队进行实地调查。曾在特罗布里安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进行实地的考察，最终写成了他的《科学的文化理论》(中译本名为《文化论》)，该书是他的功能主义理论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总结。——译者

②波德里亚喜欢用“/”来表示两个不同领域的连接。符号与功能就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严格说来符号作为语言学要素，本身不具有什么功能性，功能性只能在经济体制之下才是有意义的，符号只有通过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才与功能连接起来。因此我们需要注意此处波德里亚在符号与功能之间所加的“/"。—译者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004

炫耀性消费

物的这种最初功能可以在凡勃伦(Thornstein Veblen)的分析中，在炫耀性浪费(浮夸的挥霍，为了名誉的消费或者消耗)这一概念中得到进一步说明。①凡勃伦甚至指出仆人的首要功能是工作和生产，他们还同时发挥着展示主人级别(standing)的功能。(当他们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的唯一功能。)女人、“大众”、仆人由此成为地位的展示者。这些阶层也消费，但是以主人之名(替代消费)(vicariousconsumption)，他们的游手好闲以及他们的奢侈都证明了他的财富和地位。由此他们的功能如同在库拉体系以及夸富宴中的物所具有的功能一样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制度，或者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的保留。从这一视角出发，凡勃伦分析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就如同奴隶被喂养并不是为了让他吃饭，而是为了让他工作一样，人们将一个女人打扮得十分奢华并不是为了让她漂亮，而是为了用她的奢华来证明她的主人的世袭荣耀及其社会特权(这同样适用于“文化”，它对于女性来说成为一种社会属性：特别对于有闲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女性的文化同样是集团世袭财产的一部分)。这种替代消费的观念非常重要：它把我们带回到了消费的基本原则，即后者与个人的享乐无关(尽管女性乐于变得美丽)，而毋宁说消费是一种受限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社会行为者有意识地考虑在内之前已经设定了行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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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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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说，它让我们不能从消费自身所显现的那样(即普遍化的个人满足)来考察消费，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命运(un destin social)，它对于某些群体或阶层来说较之于其他群体或阶层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或者作为一种某些群体或阶层与其他群体或阶层对立的方式。如果在今天，在当代民主社会中，不再存在直接显现为了名誉消费或者替代消费的阶层，但也许还应该追问的是，在这种显然的社会进步的背后，是否就不再存在一个实际上仍旧服从于这种挥霍机制的阶层。他们用这种方式重建了价值制度和社会区分制度的永久性功能。而这种功能本属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消费。这种重建，是在个体行为完全有效的表象之下进行的。

对于凡勃伦来说，显现威望的主要方式除了财富以及奢侈性花费(ladilapidation)之外，就是浪费时间了，直接由本人来浪费或者通过替代者来浪费(替代休闲)。物的世界逃脱不了这一法则，这种由过剩产生的压迫感。这一点显现在物的无用之中，物的无价值之中，物的过剩之中，物的装饰性之中，物的非功能性之中，整个物的各种分类之中(无用的小东西、小器具、小饰品)，或者在单个物所暗含的意义及其不断变化的形式之中，例如在时尚的游戏之中，等等。简单说来，物从来都不存在于它们所发挥的功能之中，而是存在于它们的过剩之中，其中凸显了威望。它们不再“指认”(désignent)这个世界，而是指认拥有者的存在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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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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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的拟像

然而今天，这种有闲、这种非功利作为价值的源泉在每个地方都遭到了相反力量的抵抗，日常生活中的物现在所处的地位就来自这种冲突，或者说来自两种相反的道德妥协：贵族的“悠闲”(otium)的道德和清教徒的伦理。实际上，当人们试图将物的功能看作其内在的本质的时候，人们早就忘记了这个功能的价值自身是受到社会道德控制的，这种社会道德不想让物变成无用的东西，正如在何种程度上不想让人无所事事一样。它必须将自身投入到“劳作”之中去，进入到“功能”之中去，并要证明自己是正当的。这可以说是民主的，因为之前它总具有作为纯粹威望符号的贵族特权。这个建立在浮夸和花费基础上的过去的特权还总是存在着。然而在它对于时尚和装饰有着明显影响的同时，借由一种功能性的话语这种话语可以作为令人厌恶的区分功能的借口它经常或多或少地被替代演出(dowble)了。由此，物开始了一场永久性的游戏，这一游戏实际上来自一种道德的冲突，来自社会的不平等：功能性的物伪装为装饰性的，它用无用性或者变幻不定的时尚来伪装自身——无用的怠惰的物还具有一些实用意义。①这一情形的极端情况就是那些小杂物：功能性的外衣掩盖了完全的不必要，实践的伦理遮蔽了纯粹的浪费。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物，甚至是无用的物，都是劳动的物：用来布置家庭、整理、修修补补—任何地方正在劳作的人(homofaber)同时也就是一些正在休闲的人(homootiosus)。更为一般的情况是，我们时常要与一种功能性的拟像(Le simulacre fonctionnel)(伪装)(make-be-lieve)打交道(这不仅发生在物的世界中)，物在这种拟像背后继续扮演着它们进行社会区分的角色。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物又不得不向意指妥协②，也就是说，不得不通过“悠闲”(otium)和游戏的模式来意指社会意义和声望，而这种模式是贵族的原始的模式，是消费的快乐主义试图重建的纽带。同时还要不时地向强有力的民主道德妥协，这种道德总是要让人所付出的努力、劳作以及最终获得的成果一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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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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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社会状态，其中并存着不能融合的两种类型的物：有用性/声望，或者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种由强烈的等级融合(原始社会，或者一种仪式和种姓制度)所注定的分裂。同样，在我们的社会中，这常常导致每个物都包含了不定(ambivalence)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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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此，在中部炎热的乡村里，农民还保留着暖炕的盆，这种保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它仅仅只是一种“风俗”而已，然而为了掩盖这一点，它被认为“在冬天总还是实用的！”

②这在所有的逻辑中都是矛盾的。因为两种价值体系是不能调和的。只有那些“功能主义的”工业美学家能够想象出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协调，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实践这些想象的社会矛盾。(见下文，《转瞬即逝的奢侈》)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008

解读出这种社会的义务，即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炫耀性”消费(直接的或者替代的)①是十分重要的，它超越了物的有用性，并显然通过一种自然的行动流露出来，并由此掌握社会等级的一个永久维度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社会等级既存在于消费语境之下，也存在于今天仍具强制力的等级(standing)这一道德观之中。

所以，在这种矛盾中，物并不存在于对需要的满足之中，而是存在于象征性的劳动之中，存在于一种“生产”之中，这种生产包含了证明与生产(pro-ducers)的双重含义—物不仅被生产出来，同时还作为证明被生产出来。它们存在于被神圣化了的努力之中，存在于一种完整的执行之中，存在于一种对最终成果的强调之中，它们意在提供某种社会价值持续而有形的证明。它们是某种世俗的考验(Bewährung)，某种审视，或者某种回馈(prestation)。而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这些都遗传自新教伦理的原则。按照韦伯的说法，正是这些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消费的道德延续了这种生产，或者与这种生产同样都在救赎的社会逻辑之中与生产纠缠在一起。

① 这里所提出的不是一个个人虚荣心的问题——这种虚荣心想要占有比其他人更为漂亮的东西—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心理驱动，一种有意识的竞争。炫耀的社会目的以及所有价值的社会机制都是无意识的，并被那些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主体实践着。声望和竞争的有意识的游戏只不过是这些目的及其强制性在意识中的反映而已。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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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学的视野

查宾：起居室里的等级

许多人都试图将物作为一种社会逻辑的要素整合起来。然而，一般说来，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社会学研究中跑龙套的而已。在对“消费”的研究中，相对于广告话语的分析来说，物在社会学亚研究中总是一个非主流的主题。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查宾(Chapin)的著作①，其中对物进行过系统研究。它将地位界定为：“单个人或家庭依据文化商品、收入体系、物质商品以及对某种团体活动的参与为主要标准而占据的位置。”他由此提出了四个衡量标准。然而，我们注意到这四个要素都与对起居室里的家具所形成的标准有着密切的关联，仅就这些家具本身就已经足以完成对阶层的划定。这个“起居室的标准”包括二十三条，各种物品都被列人这个清单并加以说明(同时也包括与整体相关的某些方面，如清洁、秩序、保养)。这种以社会学研究为目的的最初的考察具有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社会阶层仅仅根据一个物的清单就被界定了出来。现在，除了在贫困的社会中，即在仅凭购买力自身就能够清楚地将阶层界定出来的社会中之外，这一方法不太有效了(它的结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准确)。实际上，除非在较为极端的情况下，它基本上是无效的了。进一步说，这种僵死的相互关联既不能包括逻辑上的社会分层，也不能包括现实的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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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F·斯图尔特·查宾(F. Stuart Chapin):《当代美国机构》(ContemporaryAmerican Institutions)(New York:1935)第 XIX章，“社会地位的衡量”。丹尼斯·查普曼(Dennis Chapman),《家庭以及社会地位)(The Home and Social Status)(Londres,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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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环境分析的修辞与文法

如前所述，如果查宾的区分标准依据一种更为精细的分析，如将物的本性、物的质料、物的形式，以及物的风格上的细微差异等等都加入清单之中，那么这个清单将会有些用处，因为即使客观事实与查宾的理论不符，但直到今天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东西总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些模范和系列的考察①将展现出一个复杂的差异性和区分体系的发展过程，其中属于同类的物(扶手椅、柜子、汽车等等)仍能够重建所有的社会区分。但同样明显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的区分已经从简单而又单纯的拥有转变为了物的组织以及社会应用。由此一种社会的阶层划分必然最终存在于一个更为细致的对于环境和日常生活实践的符号学分析之中。

① 参见波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A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一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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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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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在的或者家庭的空间分析并不是基于物的清单，而是基于物的分配之中(中心/非中心、对称/非对称、继承/偏移、混乱/有序)，基于形式化或功能化的语段(syntagmes)，也就是说，基于一种对物的文法分析，从而产生了一种依据某种生存环境和社会阶层而构建的组织规定，如同话语中的连贯与矛盾这些都为对社会逻辑进行阐释做了准备，如果这种“横向的”拓扑学分析(topoanalyse)伴随着“纵向的”符号学分析，那么将有可能发现每个类型的物①的等级标准，从系列到模范，都涵盖了所有意义的差别。

于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将处于不同位置的物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或者将物在纵向等级系列中编排起来，另一方面则要找到物所处的某种组织的语境，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对物的操持的类型。这种连贯性的假设并非必然要被证明：存在着一些不符语法规则的现象，不仅在话语的形式中存在，而且在物的社会话语中也存在。于是问题就不仅在于在结构分析中指出它们，同时还要在逻辑的和社会的矛盾中阐释它们。

概言之，在这一领域内的社会学分析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它试图在社会等级中，在既定的物与既定社会阶层的地位之间构造一个镜像的或者机械的关联，如同查宾所做的那样，那么它也就失去意义了。众所周知，物充分地展现了其主人的社会地位。但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循环论证(cercle vicieux):在整个分析中，一个人通过一些物所界定的社会分类，本身就在这些物的基础之上(以另一种标准)被描述出来。归纳隐藏在一个循环的演绎之中。特殊的对物的社会操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中的真正的物，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构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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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某些类型的物来说，这种差异性的等级是相对贫乏的(家用电器，例如电视等)，而对于另外一些类型来说(椅子、家庭装饰等)，等级的模范或者系列的实例则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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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物的操持的策略性分析

毫无疑问，在最初阶段，人们可以将物自身以及它们的总和视为某种社会成员身份的象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物的选择中，在物的组织和操持中来考察物，同时还要看到物构造了所处环境的整个结构，同时还构造了行为的活动结构。因而，这个结构将不再直接依赖于一种能够或多或少被预先指派的以及被预先列出的地位的清单，对这个结构的分析成为个体的以及群体的“社会策略”的某种要素，作为他们的抱负中的活生生的要素，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可能与这种社会操持的其他方面相互融合(职业轨迹、孩子的教育、居住地点、关系网络等等)，但也可能与它们部分地相互矛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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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每个社会阶层来说，给孩子以教育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策略性要素:但在某些特定阶层中，这种满足的形式总是与通过对物的占有而获得的满足发生冲突。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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