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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和碟子的策略
冗余的状态:我们的家用物品都被夸张的巴洛克般复杂的东西覆盖着。桌子被桌布覆盖着,这个桌布又被另一种塑料的桌布覆盖着。窗户被窗帘遮掩。我们有地毯、椅套、垫子、壁板、灯罩。每一件小东西都放在一个垫子上,每一朵花都插在一个瓶子中,每一个杯子都放在一个碟子上。每一件东西都被保护起来,被包裹起来。甚至在花园中,每一束灌木都被铁丝网围起来,每一条小路都被铺上砖、彩瓦或石板。这可以视为一种对财产扣押的焦虑而产生的冲动,就如同一种强迫的象征主义:对于小农场主以及小资本家来说,不仅仅是要拥有某种东西,而是要显现他们两倍、三倍地拥有某种东西。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通过符号的冗余,通过它们所暗含以及多余出来的意义,无意识显现了出来。
但另外还存在一些需要说明的东西,可以得出另外一些结论:
1.对表示拥有的符号的过度使用,不仅仅从拥有的意图来分析,同时还可以从如何更好地①拥有来分析。现在,这种显现,这种“风格化的”过分的显现总是与某个群体相关联:这不仅是在心理上保障了主人对某种东西的拥有,而且还发挥了一种社会学功能,将拥有者纳入一个以相同的方式来拥有的个人所组成的阶级之中去。由此,个人行为的符号成为社会凝聚的符号。某种阶级的文化的强制性正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象征性行为来表现的(当然这与政治阶级意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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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此,在社会轨迹之中的中产阶级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拥有行为必将同时具有焦虑和得意两个方面的特质,指出这一点很有意思。该如何界定这个阶层呢?它发展得足以内化那些在社会上成功的模式,但不能避免同时内化失败。它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在于它所拥有的东西的意义,在于它对自身地位的过高估价,在于一种过剩。但它也通过一种匮乏而与上层社会区别开来,其中凸显了它所拥有的限度,同时凸显了一种潜意识,即它所能够拥有的也仅此而已。由此,征服与屈服同时出现在这个灰色地带,包围这个阶层的物将他们界定出来,并提高他们的身份,同时作为一个整体努力挑战那些不可企及的拥有的形式。在一个阶层化了的社会之中,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就是这个阶级的社会宿命,而正是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妥协能够同时展现出被物所包围的中产阶级所有的失败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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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萨特(Sartre)对咖啡厅里的侍者的分析,这些侍者多余的行为并不是真的试图做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行为是如何被很好地完成的。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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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物的“品味”
由此,一个人可以对古物(1'ancien)做一种心理学的甚至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考察(对纯正性的迷恋、神化过去、起源、“象征性”,以及其他或多或少有意识性的存在)。但我们所关注的是其显著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在各个层面上都与古物中存在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实质”不可分割。
这种古物来自文化中的巴洛克风格。其“美学”价值总是一种引申价值:在其中,工业化生产的痕迹及其原初功能都消失了。正因如此,对于古物的品位成为一种试图超越经济成功这一维度的渴望,它将社会的成功或者特权阶级富有的地位神圣化了,并将其转变为一种文化,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古物由此标志了一种社会的成功,它找寻着一种合法性,一种可继承性,一种“高贵”的确认。
由此特权阶层试图将其经济地位转变为一种继承下来的恩典,这一点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并且成为这一阶层的特质。但同样,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他们也希望通过购买做旧的家具(是工业化的产物也无所谓)将自身的社会地位神化为绝对的进步阶层(与下层阶级相对而言)。同样对于那些处于边缘的群体——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说,对古物的品位体现了一种对经济地位及其社会意义维度的拒斥(或者说耻于与其为伍),体现了一种将自身置于所有阶层之外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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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与某个特定阶层谈论中世纪以及16世纪(HauteEpoque②)的家具,跟另一个阶层谈论工业时代的乡土风格(rustiqueindustriel),然后再跟其他阶层谈论真正的18世纪农民的家具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而是为了在品味的意义上构建一种社会分层。这只不过反映了一种文化的限制和市场的规则。重要的是要发现通过对古物不同层面的品位而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准则。一个人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可以被认同?人们向往什么样的阶层或者阶层的典范?不能拘泥于描述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展现一个社会层面,一种物或者一种行为,我们必须获得对一种流动性的文化逻辑的理解。①
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在故纸堆里挖掘一些符号,它们表征了一种优于工业生产的过去。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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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然而,随着时尚变化还存在一整套“反常”的物—异样的、令人惊讶的、奇怪的、邪恶的—如此这般地在左岸(la rive gauche)的橱窗中大放异彩。(塞纳河从东南方向朝西北方向流经巴黎市区,在埃菲尔铁塔附近再折向西面方向,流出巴黎市区。法国人习惯上以塞纳河的流向为正面,把河左边的城区称为“左岸”[larivegauche],把河右边的城区称为“右岸”[la rive droite]。但“左岸”和“右岸”已不仅是简单的空间方位概念了,它还包含了约定俗成的文化内涵:左岸遍布着拉丁区、大学、书店、出版社、画廊,因此“左岸”成了文化艺术的巴黎的象征;而香榭丽舍大街、巴黎证券交易所、银行和大公司多分布在右岸,因此“右岸”就成了商业金融之巴黎的代称。——译者)“奇特的”物(或者限量出售的物)的悲剧性存在的根源就在于它们的有效性或者它们的边缘地位之中,整个奢侈品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它成为远离圣奥诺雷大街(SaintHonore)生活的人心中的梦想。也就是说,被迫的标新立异只能被解释为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向被工业社会所占领的整个“合法的”领域进行挑战的结果。(18世纪时,圣奥诺雷大街是贵族居住区,如今这里成为巴黎的名店街。——译者)
反常的事物通过挑衅,通过迥异于正统来取悦大家。然而在宣战的同时,他们仍然希望在自身的非合法性中找到某种绝对的价值。对于正统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于雷同事物的挑战:他们希望在个体的独特性中找到绝对的存在——这正是“另类”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
②这是古董商人的专用语,特指中世纪以及16世纪这样一个时期。——译者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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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饰与涂漆
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明这一文化阶级的妥协,这就是环境(l'environnement)。对温度湿度的控制能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强大的清教道德取得了胜利,卫生习惯建立起来。粉刷、打磨、给家具镶上外板,镀金、打蜡、上釉、涂漆、镶上玻璃、塑形等。这一套关于维护、料理清洁的伦理,集中体现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用来约束人的一些规范。同心圆式的结构和财产有:百叶窗、窗帘、双层窗帘、壁板、幅木、壁纸、桌布、垫子、床单、吸墨纸。对称的布置遵循的也是同样的要求,物为了能够对应起来而成对地出现:这又是一种冗余的产生。除非物可以自我重复,否则物并不能真正存在,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这种特殊的冗余中读出物的基本等式,那就是:A是A。经济原则也可以通过这种象征性的对称来说明(镜像与窥镜):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环境问题的形式逻辑。②当然这种形式逻辑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价值,即作为欧几里得的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它倾向于将社会发展纳入某种秩序之中,以一种同义反复的逻辑取消其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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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唯一还拒斥——也是暂时的——古物的是农民,他们希望通过对过去的符号的拒斥来接近当下功能性的系列的物,而工人们则没有所谓的文化流动性,同时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捍卫或者合法化的固有地位。——参见鲍德里亚:《物体系》,“边缘物一古物”一节,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在“个别”与冗余的原则(物在其形式和功能上都是个别的、完全不同的)下一种趋势与当代的环境原则相对:变动的、多价值的、要素的合并以及流动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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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是中产阶级对文化的“自发的”显现。非对称的游戏只是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显现。
家务的道德狂热
从这一视角来看,打磨和粉饰(如同做框架和使其对称一样)是一些内涵被提升了的“琐碎”的文化模式:它们不是为了美观和装饰,而是一种要求洁净与精确的道德。物在此就像孩子一样,孩子通过礼貌的强制教育,首先被灌输了好的作风,被“文明化”了,物也是如此。现在,这成为一种阶级的妥协:对于无瑕疵的迷恋,一种对家务的狂热,要超越表面上所显现的必要性这是一种文化提升的强制。但由于需要繁重的劳动并且还要具有某种价值,因此,这种迷恋与狂热并没有不劳而获的或者纯粹奢侈的诱惑。它们需要持续的劳作,它们成为家庭内一种繁杂的仪式,它们需要日复一日地为了家庭去牺牲。被装饰起来的物能够迎合这种庞大的社会文化类型,因为它是一种炫耀性道德(conspicuousmorality)的体现,它涵括了两种责任:其一,为声望的显现(符号/交换价值),其二,为美德的显现(生产性的价值以及使用价值),它们虽然在形式上相互矛盾,但却都根源于一种严谨的社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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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物的文化形态与对物的操持之间产生了直接矛盾。家务劳动,即对家用物品的维护通过各种方式消解了这种矛盾:“被修饰的物更漂亮;它将更耐用”,这种说法的极端是:“打过蜡的物,被塑料包裹的物会被保养得更好,因此更少费力气”,当人们正焦虑于对物的维护需要多少力气的时候,最终却发现这些劳作只是让物更为脆弱,让物的运作过程更为复杂。实际上,家务仅仅成为第二层次上的对物的操持(让物随时可以使用):它受到另一种秩序的支配象征性秩序这种秩序有时候将完全消除有用性的操持(从来没有摆上桌面的银餐具也不得不定期打磨)。如果说家庭主妇的工作量(照顾孩子,收拾家务)从来不能被纳入国民经济计算之中去,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这些工作量不同于社会的生产税收的形式,它太抽象了,无法考量。但同时也是因为在其目的中,这种劳作不是从经济的计量中出现的,而是从一种由某个社会阶层所规定的象征性和规范性的计量中出现的。①
另一方面,超越了这样一种对于成就感的伦理对此,我们刚刚分析过,在这种强烈的焦虑中还存在一种真正的痛苦:不同于物的具体使用这种使用总是(通过它的功能)被界定出来,这种焦虑是无限的—它依据不快乐的意识(conscience malheureuse)的发展过程滋养并吞食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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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家政而雇佣某些人(仆人、女清洁工、管家等等)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标准。有一个仆人就意味着脱离了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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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完满的形式主义(formalisme)那里,它崇尚为了艺术而创作艺术,因为这样的艺术既不是真实的劳动,也不是某种文化。它抛弃了它们文化的最终目的,却凸显了文明的符号/价值:成为一种修辞。它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修辞,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家庭经济。耀武扬威,同时凄凄惨惨。它的教条和它的仪式从来没有变化,它总是被异化,它就是真实的日常生活的文化。
“自然性”的声望
文化区分的逻辑使特权阶层总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即否定那些被修饰的物的价值,转而关注于那些“无修饰”的价值,那些“自然的”价值:未加修饰、未打磨、野蛮的以及被忽视的价值。这种对“无修饰”的物的青睐并不是“自然的”。相反,它源于下层阶级对于人工制品的热衷,对矫揉造作的礼仪的遵守,源于他们对装饰的关注,用各种手段,纱或者布将物包裹起来,认为这是有伦理价值的。在此,“矫揉造作”是文化的污点。就物本身来说,它的恰到好处(被压抑的状态),它的风格在之前都曾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符号,而如今却成为小资产阶级表征自身的鲜明标记。所有“真诚”、“真实”、“无修饰”的价值—例如毛坯墙、未加工的原木、刚“剥下”的皮毛等—本质上都不过是发挥着区分的功能,它们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
在此,人们又可以进行理性的说明,但不是在直接的实用性上(“它更实用”,“那个洗得更干净”),而是在其第二层功能的意义上(“直接接触”,“更温暖的氛围”),特别是在功能美学的意义上(“去雕饰”、“物的本真”、“形式的凸显”等等)。人们应该能够理解:随着持续的发展,物会遵循一种内在的美学逻辑,最终将在物的功能与形式的和谐中显现它们的“本真”。这就是设计的理论基础。现在,一种向理想的环境状态逐步发展演进的假设这种假设隐蔽地建诸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暗示了一整套意识形态,因为它遮蔽了形式革新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发挥着文化区分的作用。内化在物之中的形式革新并没有将构建一个理想的物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而是要构建一种社会理想,即构建一个特权阶层的世界的理想,用以永久地保证他们的文化特权。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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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革新与社会区分
相对于物的“美学”功能,其社会区分功能的优越性可以在时尚中看出来,其中在任何一个时刻,哪怕是最具审美性,最为新奇的形式变化都可能为了某种总是需要保持新鲜的物质载体提供一种恰当的符号而被重新激活。
因此,所有相互对立的实例,如有光泽的/无光泽的、遮掩/裸露、经过打磨的/粗糙的等等,它们不仅是对物的世界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社会区分物,其特质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性上的差异。当然它们内在的价值是相对而言的,因为毛坯墙有的时候是因为贫困而显现出无法装饰的悲凉,有的时候则显现为一种“具有原始色彩”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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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在一种理性的逻辑模式中,那些被认定为“普遍的”、非常完美的以及具有绝对真理性的形式和功能最终不过是一种强加于其上的社会逻辑中相对的、短暂的一个阶段。这种“普遍”不过就是一种特殊的符号,一种阶层的显现。所谓“完美”的、“自然”的、“功能化”的(就功能主义的理想而言)意义都只能体现在阶层关系之中,并且不能脱离这种关系。
在晚近阶段中,审美性的特权不再与修饰或者粗糙相关联,而是与可以随意将所有元素组合起来的自由相关:漆器旁边可能放着一块原木,光滑的大理石旁边裸露出混凝土的框架。①在这种先锋艺术之中,排他性显然被悬置起来了,小资产阶级既可以倾向于被雕饰过的人工制品,也可以通过教化而倾向于一种“自然的”粗糙:因而在此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使用,所有的组合也都是可能的。然而,当形式再一次趋向于能够符合所有要求的时候,它在其相反的社会意义中具有了真正的价值:符合所有要求的组合(差异性的综合)再一次成为区分的一个有效要素,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审美组合的阶段,其他人则发现自身被驱逐到了对物的道德操控的领域之内。就物以及对物的意义而言(如同在其他地方),这种对所有要求的符合再一次成为高贵性的体现,并被某个特殊的阶层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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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混合在今天的时尚界随处可见,在广告、装潢、服饰中,都证明了这种“自由"的存在:蒙德里安(Mondrian)的几何抽象派风格可以与新艺术(style nouille)和平共处。——原注(style nouille是1990年前后流行的一种以曲线为主的装潢风格。——译者)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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