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审美性的加入总是隐蔽在社会逻辑之中。为了避免流于空论，设计者弹精竭虑地将自身融入到一个“功能化的”、“理性的”、大胆的形式之中去，企图博得大众欢迎，但令他们奇怪的是这些形式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吸引大众。然而，在他们不懈努力的背后(这种努力提升了大众的品位)，这些“流行”的制造者无意中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美丽的、风格化了的、属于当代的物被精巧地创造了出来(尽管所有的真诚都被颠覆了)，他们以此来阻碍大众对其的理解，至少不能滞落其后。这些物的社会功能首先是作为一种区分符号，以使那些将它们区分开来的人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他们甚至不会看到它的存在。①

①可以对家具做同样的分析(不是依据家具的材质，而是依据其功能)。家具的最新功能是变化多端，加上几个垫子，功能性家具可以成为床、椅子、整理箱、书架，或者随主人的意变成任何其他的东西(一个纯粹的物)：它是唯一的家具(1'Archimeuble)。这是包含了多种价值维度的、大胆的创意，无可争辩的“理性”的创意。这种创意还原了那些生活在中世纪的贫苦农民的生活，那时候只有一件东西—一个大皮箱——将同时充当桌子、凳子、柜子等等。然而意义却显然完全不同:当代的变化多端并不是因为穷困，而是试图将所有不同的功能、所有奢侈性的差异都综合起来。它是简约的极致，基于这种简约的(坏的)信念，它的设计者们使它在将来成为“流行的”，并成为一种节俭方法！然而价格这个总是很现实的问题，却无情地揭露出了社会的逻辑:这些简约的形式是十分昂贵的。在此又一次，形式的革新以简朴、经济、“结构”等诸多名义，甚至有时候以穷困和紧迫为名：“如果有必要，你的床可以变成一个衣橱”等等。为什么要对此感兴趣呢？这不过是一个游戏，一个建诸于必需之上的游戏:时尚的总是优越的。技术革新并不以节俭为其真实目的，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区分的游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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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区分符号的涌现与消退

理性的经济逻辑与文化阶层的逻辑之间的矛盾影响了物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物在时间中的存在，它们的消退与再生的循环。

不同种类的物有不同长度的生命：居所、家具、电器、电视、亚麻制品、服装、小玩意儿都有其不同的淘汰周期。但两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影响着物的生命长度及其耐用性：一个是它们被淘汰的真实周期，是基于它们在技术上的结构以及它们的材质而产生的；另一个则是在继承中所具有的价值或者相反地基于时尚的变化而加速消退。对于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在分层的、流动着的工业社会中与一些群体地位的对应关系：一个既定的群体是如何多多少少地通过对短暂性或者持久性的依赖而将自身凸显出来的呢？那些在社会领域中的不同群体对于加速物的更新的时尚究竟有哪些不同的回应呢?

事实上，时尚并不反映一个自然需求的变化：更新衣服、物品、车子的愉悦体现的是其所遭受的另一种心理规范的约束，一种社会区分与社会声望的约束。时尚的效应只能出现在具有社会性流动的社会之中(并将超越可供支配的金钱的限制)。社会地位的上升与下降都必然体现在区分符号持续的涌现与消退之间。一个既定的阶层不会持续地与某类既定的物对应(或者与某种既定的服饰风格相对应)：相反，所有的阶层都在变动中，所有的阶层都将时尚的必需性视为一种价值，就如同他们(或多或少)必须要进入到社会变动性的普遍强制之中去一样。换言之，既然物扮演着社会地位的体现者的角色，并且既然这种地位已经具有了潜在的可变性，那么物也将总是在彰显一种既有地位(这是他们已经完成的)的同时，还要彰显这一社会地位潜在的变动性，由此物必须要在时尚的圈子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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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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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者会想到，鉴于物的物质性的存在，它首先应该具有持久性的功能，具有“持久地”表征社会地位的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就是如此，在那个时候，继承下来的修饰就是社会教养的证明，在其限度内，也是一种既得的、永久的社会地位。由此，对环境的描述及其意指关系的分析都是很简单的。在某种意义上，事实总是如此：处于某种社会地位上的人，也必将在物(以及在孩子)的世界中获得一个永久的、既定的地位。那些围绕着某个人的物首先组成了一张资产评估表，一种(永久签署的)社会命运的证明书。这张表还常常被象征性地装在相框中，贴在墙上，如同一种学校的毕业证书。一种地位和一种命运：这就是物最初的出场，这些都与社会的流动性相反。被选择、被购买并被安置，物是所有既有成就的一部分，而不是正在努力中的事业的一部分。物总是围绕在它所隶属的那个阶层周围。甚至即使人们超越了既有的社会成就(这并非罕见)，甚至他们对未来有了选择自由，然而社会中的人们从来也不能通过他们所拥有的物来证明自身的成就或者证明这种变动。人们依赖物，而物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无法实现的社会期望的转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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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富有惰性的物的功能造就了一种持久的、常常是可以继承的地位，今天，它遭到了表征社会变迁的功能的挑战。当一个人社会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时，物也要增加、多样化和更新。物在时尚名义下的加速变更(循环)都是为了表征并且展现一种社会的变动性，而这种变动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也已经成为某种替代机制的内涵：不能换房子，就换车子。更为鲜明的事实是物的加速更新常常是为了慰藉对文化的以及社会地位升迁的期望的破灭。这就使得对物的“解读”变得复杂：有时候，物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既定社会阶层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对这一上升地位的积极指认；而有的时候则相反，物成为对那些无法变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补偿，他们对于试图变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物通过一种装饰、人为的变动来指认这一点。

在此，整个时尚的意识形态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时尚形式的逻辑将一种持续的变动加诸所有的区分性社会符号之上。然而，符号的形式的变动是否能够反映一种社会结构的(职业化的、政治的、文化的)真正变动呢？当然不是。时尚—更为宽泛地说，与时尚不可分割的消费所带来的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惰性。它需要一种真正的社会变动；它自身迷失在时尚之中，迷失在突然地、同时也是经常循环地变化着的物、服饰、观念之中。就此而言，时尚自身成为社会惰性的一个要素。变动的幻象增加了民主的幻象(二者十分相似，只是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时尚的转瞬即逝被认为可以减少继承某些区分符号的可能性;时尚在每次循环之中都让整个世界具有平等的机会。在时尚的召唤之下，所有的物都可能进入其中：这足够在物的表面上构建一种平等。现在看来，时尚，如同大众文化一样面向所有的人，以便让每一个人都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一种错觉。时尚不过是那些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持文化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区分的有效机制之一，通过在表面上消除这种不平等的方式来建构不平等。它试图超越社会逻辑，即第二种类型的自然：实际上，它整个地被控制在社会阶层划分的机制之中。物(以及其他符号)的“现代”短暂性，实际上是奢侈的后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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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瞬时的奢侈

在此，我们要离开物的领域一会儿，去看看建筑，去验证我们对于时尚和社会阶层区分的讨论。建筑在想象中是一个瞬时/持久的对立十分明显的领域。

① 时尚体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当下社会的特征——在革新的必要性与不对基本的秩序做任何变革之间的妥协。由此，它导致了一种变动的游戏。在这一游戏中，新的和旧的在功能上是等同的。如果一个人遵从一种心理学的体验，那么将会发现两种相反的趋势：需要更新，同时对旧物还保有怀旧之心。实际上，新面孔与老时尚总是交替地发挥作用:在各个层面上，两者的矛盾只不过是体系中某种逻辑限制的结果—旧的与新的并非相互对立:它们都是时尚“循环”的范例。“摩登”(Moderne)是新的，也是旧的，不再是拥有时间性的价值。同样，“摩登”与现实的实践、真实的变化以及结构的革新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新的与旧的，革新与怀旧在同一个变化的游戏中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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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于某种先锋建筑来说，未来的居所应该是在一个瞬时的结构之中，在一个可分割的、多样的以及变化着的结构之中。一个变动的社会应该拥有一个变动的居所。毫无疑问这成为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现代性需求。显然，坚硬耐用的小块结构在今天所显露出的问题很多(在未来会更多):它与经济理性相矛盾，与社会变动相矛盾，成为社会流动性的反面，与基础设施的适应性相对立，等等。①但如果基于以上这些原因，那么瞬时性的建筑必然有一天将成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因为当那时，将是分裂的碎片(fraction)统治的时代，碎片化的文化和经济立场将使它能够质疑持久性的神话。

正是因为一代代资产阶级享受了一种固定的持久的财产，他们的继承者才能在今天拒绝持久性，推崇瞬时性：时尚是属于他们的。相反，看一看那些下层阶级吧，他们过去偶然地隶属于某些文化模式，没有可传承的财产—如果他们没能进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没有为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而是仍旧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公寓之中，或者在郊区的石头房子里，他们能有什么样的期望？今天，怎样做才能使得这些“先进的”阶层不去神化不动产，并让他们首先接受变动着的结构的观念？他们总是热衷于这些具有恒久性的东西，这种热衷只能说明其所属阶级的文化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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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尽管人们还可以想到一种对“持久”以及坚固所抱有的潜在的心理统摄(psycho-collective)的功能——种同样包含在社会的变动中的强有力的整合功能。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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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对瞬时的崇尚被先锋派在观念上加以说明：依照文化区分的永恒逻辑，当一个崇尚碎片化的阶层对建筑结构的瞬时性以及变动性特征大加赞赏的时候，其他人才刚刚进入到关注建筑的视域之中，只有特权阶层有权利将典范变成为现实。其他人则只有跟着已经变化了的典范行动的份儿了。

所以，如果瞬时性在形式逻辑中代表着一种现代性的真理，如果它代表了一种在和谐的、理性的社会中的“未来的法则”，那么，它在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就完全不同。如果在其逻辑基础上，文化作用于两种不同的术语：瞬时的/持久的，二者在文化的阶级体系中都不是自为的(建筑总是可以成为一种游戏，其中瞬时性可以变成持久性，反之亦然)，然而，截然不同的两者却产生了一种关系，其中一个，瞬时性自发地成为一种较为优越的文化范式，而另一个(持久性)则成为颓废落后的范式，成为无知的大众的渴望。①

1. 隔离的逻辑

在对社会机制的逻辑分析中，只有一些元素可以基于物的功能(以及对它的操持)来加以说明。我们将分析建立在中产阶级的文化策略之上，将其与特权阶层对立起来。这是一种不恰当的简化，因此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应当指向一种更具差异性的等级分化，在社会金字塔中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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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价格问题:大多数那些富有创意的，以及那些瞬时性的时尚在所有领域都价格不菲。但价格只是用来设定一种区分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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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个向度上的分析，即以社会分层为对象的逻辑分析，都有使我们忽略一个基本真理的危险，即社会学的分析不能仅仅是一种逻辑分析，同时还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的分析。换言之，物的区分功能（functiondistinctive)(以及与“消费”相关的符号体系的区分功能)将在(或进入)一种歧视功能(fonction discriminante)中获得指认：由此逻辑的分析(运用分层的技术术语)同时也必须向一种政治分析(运用阶级策略的术语)敞开大门。

在将这些结论在消费的层面上进行普适化之前，我们试图在一个更为简单的层面上来说明对物的操持，这些差异并没有凸显一个进步的等级社会，而是导致了一种极端的歧视，一种事实上的隔离(La Ségrégation)将某些特定的“阶层”化约为某些符号和某些操持，其他人则不能实现这种化约，同时依照整个社会体系，赋予某些阶层特定的使命和命运。然而，在消费中，在被普适化的符号交换中，我们将为发现一种真正的政治改造的途径建立基础。

现实的操持与仪式化的操持：电视-物

我们以电视机为例，但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出发，即电视-物(l'objet-TV)的角度。在最初阶段，对电视机的研究实际上一方面传达的是在占有率与收视率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传达的则是社会一专业化的分类(C.S.P)(socio-professional categories)收入，以及不同的教育层次。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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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研究倾向于收听的模式(家庭的、集体的、个人的、混合的)以及关注的程度(使人着迷的、给人困惑的、感觉冗长的、被动的、有选择性的、注意力分散的等等)，这一切总是广泛地与社会类型的界定相关。所有这些研究都只关注上了电视的信息，电视的话语，也就是作为大众媒介的影像。他们常常忽视了其物的维度，即电视机本身。显然，在电视机作为一种影像的承载，作为一种被称为接收器的传播媒介之前，它首先是一台“机器”，被制造者卖给某个个人。它是一个物，被购买和占有。毫无疑问，在任何一种社会阶段中，它都不仅仅是物，然而，这种原初的本质却隐蔽地导致了影像的接收中大量文化行为的不定性(ambiguës)的产生。换言之，对物的要求(demande)被分裂为两种：其一，对一种物的要求(影像的生产者)，其二，对影像的要求(意义的传达)。尽管在对这种物的操持中，两者不可避免地要混淆起来，但这两种要求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电视的存在究竟是作为一个物还是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据此，电视的话语也将作为一种物或者作为一种意义来被理解。物(符号)的身份与其客观现实(理性的和操持的)的身份相互对立着。二者的区别在符号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中复活了。整个文化的社会逻辑都存在于这种极端的对立之中。而这正是我们试图在这里通过消费的视野来研究的符号-物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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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042

电视机被购买究竟是为了文化构建的目的，还是仅仅为了娱乐和影像？毫无疑问这一问题在现实的社会领域内被遮蔽了。事实是购买电视机不仅仅是出于兴趣和娱乐它们总是受到社会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一致性和声望的指认(“指认”这一术语在此应该保有它作为道德律令的所有价值)被激活了，电视机被强制接受(就如同冰箱、汽车、洗衣机一样)。再次回到斯图尔特·密尔(StuartMill)那里，在他看来，如此这般地对物的占有就其自身而言是为人的社会化服务的：作为一种社会成员的证明，电视是被认可的标志，是被整合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合法性的标志。就这一层面来说，几乎是出于无意识的回应，正是物本身成为问题的焦点，而不是物的客观功能物不再有什么客观功能，它只有一种证明的(preuve)功能。它是一种社会性的展示者，同时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具有了价值：它被显露出来并且被过于显露出来。在中产阶级(以及更低的阶层)的家里可以发现这一点，电视机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它以物的身份受到关注。

如果我们认定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将他所有的社会行为都集中在财富的积累之上，特别是集中在获取成就的努力之上，集中在象征性的支付之上，诸如纳税，而这些努力都是通过对物的获取表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对一般的电视观众面对电视所传达的内容表现出来的“被动”接受的态度，也就不会惊讶了。根据一种天真的评价标准，购买被认为是一种满足，由此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因而，文化的“行为”需要使用者。这一结论对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来说也许是无效的，但对于较低的社会阶层来说则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的活动都用来或者将物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来支配，或者将其作为一种资本来支配—对物的操持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满足，一种真正的享用，一种收益，一种社会义务的履行。因为物成为一种价值的标记，因此它只能成就一种神奇的经济体系(参见莫斯及其象征交换的价值)。因为物被视为一种资本，因此它只能带来一种可计量的收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物都不能产生一种自为的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需要从另外一种价值体系中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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