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为一种价值的标记，物的应用不是一种理性的操持，而是在带有宗教色彩的炫耀中显现出来。因为它是一种资本，所以它必须能够产生效益。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物不再是一个纯粹地被物恋所迷恋(fétish)的物。①一般说来，功能中的技术具有了强制力。有必要去见证一下那些被操控的物，以及为某些目的服务的物。物与其说是具有客观的理性，不如说是具有某种神性(mana):如果物不能发挥作用，那么它将失去其潜在的力量。使用价值再一次成为交换价值的最终根据。事物必须要服务于某种目的：获取收益的生产不是一种经济的功能，而是一种道德的强制。同样，在社会阶层划分中也存在同样的逻辑，电视-物，除了作为一种传播功能之外，它的价值就是这样被评估的，即人沉迷于一种被体系化了的、无选择的观看之中。电视每天晚上都被观看，不同的但也是连续的节目一个接着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由于电视-物没有理性的经济计算规则，因此人们就热衷于隶属于一种非理性的和形式上的经济规范：一种绝对的时间量上的使用。显然，这种被动的长时间的观看事实上需要一种极为艰苦的忍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依赖数量的投入(如同电台中的游戏，只能依靠死记硬背和碰运气)①。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看电视，其本身就是具有自发性的、较为高级的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并不媚俗于生产效益的潜在强制性)，在这一行为之外，反倒失去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它由此倾向于显现为一种愉悦、一种兴趣，一种“自由”的胡思乱想，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但这种被强制的愉悦对深层的批判构成了挑战，即来自一种边缘文化的批判，毫无疑问，这种文化从未被纳入体系之内(除了在一些抱怨中还隐藏着一些批判：“这些内容——让我们感到无聊”，“他们总是播出同样的东西”——在拟像中，较为优越的文化形式以缺席的方式被显现出来，例如：对节目的品评、评选等等)。

①物恋的价值是物的纯粹的表征声望的价值，一种不依赖于它的功能的神奇的回馈(prestation)，它只在很少的地方还能够发现(逐渐被我们冠之以“前逻辑的想象”，尽管其实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逻辑问题)，例如，在非洲丛林中，一个破的电视机、吸尘器或者手表，或者没有了油的汽车都仍旧是一种表征声望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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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经济拜物教”或者对于生产收益的拜物教反映出来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可能性之间的一种妥协，即文化的自发界定的不可能性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强大的经济指令所具有的强制力的不可能性。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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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须要为某种目的服务”:对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来说，物的无用性被视为具有较高的文化目的。对于愉悦的感觉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形式上被理性化了的过程，它并不想承认自身，通过物，首先去遵循社会的指令，去完成一种一致性的、仪式化了的回馈。概括说来，量化的视域，就其与“被动性”相连而言，它所指向的是一种具有生产效益的社会一经济的强制力，是一种资本-物(objet-capital)。但这种“资本化”将可能带来一种更为深远的社会强制，即象征性回馈的强制、合法性的强制、社会信任的强制以及神性(mana)的强制，正是最后这一点将其与一种物恋-物(objet-fétiche)密切关联起来。

所有这些都勾勒出了一种文化阶层的轮廓——在这种阶层中，文化的自发性以及理性的目的在以物为终结的过程中没有被觉察到，而是作为一对矛盾被内化了。那些屈从的和被同化的阶层，强烈地需求文化，追求社会升迁，因此他们沉迷于物以及对物的崇拜之中，或者至少沉迷于一种文化的妥协之中，这种文化妥协受控于一个群体中经济的和富有神性的强制。这就是消费的表象及其定义。

其他的衡量指标，在同一阶级之中，与看电视的量及其方式有关。在此要考察的是电视-物在屋子里所摆放的位置。在较低层次上，大部分的情形是将电视机孤立地放在台子上(桌子、电视机架、柜子)，不看的时候，可能盖着一块不算干净的布，上面还会放上一个小玩意儿；那些非传统的、不再这样布置的房间则不同(其中收音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它基本被布置成为一个电视房:电视机想当然地成为一件高大的家具，其上悬挂着吊灯等等。但大多数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电视机都构成了与传统房间的中心相对立的非中心的一个极。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折中情形：电视机被放置到与在椅子上观看的视线平行的位置(当然，这个时候它还是作为一件家具而存在)。它被放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上，或者专门放电视机的电视机柜上。由此，电视机不再是一个极，不再是一种接收器，不再需要充当一种凝聚的力量：房间没有中心了，所以电视机也就不再是非中心了。在被高度现代化的空间内，电视机与其他家具整合了，或者被嵌入墙内，作为一种家具的电视-物消失了。电视-物不再是仪式中的一个物(同时，房间通过一些独立的空间而达到了通透的效果，光源被隐藏起来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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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有意义的方面，例如营造氛围的灯光—人们究竟是喜欢在黑暗中看电影的感觉，还是将灯隐蔽起来或者正常放置？以及物能否被移动：是否能够自由地移动，还是根本就是固定的？所有这些标准都与使用的量以及使用的选择性有关，它们勾勒出了每个社会阶层所具有的一致性结构。但是，探询的过程以及经验的连接，不管它们如何的细致，都从来不能给我们一种被分层的社会面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仍然很重要。这些研究为我们展示的是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之间完全不同的转变方式，起初是为了炫耀，后来则成为可选择性的使用，起初是一种内在的仪式，后来则变成了一种自主的文化行为，但在这种描述中，对于以物为中心所进行的仪式化的操持与对于以功能和意义为中心所进行的理性的操持之间并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区分。只有一种文化理论，基于一种充满矛盾的社会分层的建构，才能够阐发这种理论区分。经验的研究只是构建了，并且也只能构建一种显而易见的分层逻辑(logique de la stratification)(通过一些不同的表格来区分/吸纳/转变——持续的上升)；理论的分析能够构建一种阶级的逻辑(区分一排他)。只有对于那些将电视机视为一种物的人，电视机也才是一种文化行为：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对立中，一种文化的阶级特权才被建立起来，并且本质上显现为一种社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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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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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来都不存在纯粹对立的两个文化阶级：但是一种纯粹的文化阶级策略确实存在着。①社会的现实(依赖于经验的调查)使得等级以及每个社会“类型”所对应的不同地位显现出来。但是社会的逻辑(依赖于一种文化体系中的理论分析)使得两个对立的方面显现出来，不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极”，而是对立的两个相互排斥的方面，这两种对立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对立，而是社会歧视中排他的/区分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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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独立存在过，他们总是面对着面，在真实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在一种纯粹的状态中存在过。但这并不妨碍阶级的逻辑和策略的界定，以及依据相互对立的模式来采取具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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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借口：消费的“普遍化”

当然，这种文化阶级的逻辑从来没有显现过：相反，消费将自己表现为一种民主的社会功能，由此，它如同一种阶级制度一样发挥着作用。它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物、商品、服务，所有这些都是对社会及个人的普遍的“人类”动机的一种回应——由此也是一种普遍的经验性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消费的功能就是要在一个被分层的社会中纠正那些社会的不公正(这正是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机制):与社会等级的力量及其社会起源相对立，确实存在着休闲的民主、高速公路的民主以及冰箱的民主。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阶级逻辑常常植根于普遍性的民主借口之中。宗教曾经是普遍性的。人文主义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也是普遍性的。今天，普遍性具有了一种绝对的具体的显现：今天，普遍性成了人类需要，这种普遍性渗透到了所有文化的和物质的商品之中。它成了消费的普遍性。

消费的多重含义，即它似乎成为那个自称在分层的社会中实现民主的一个要素，并作为一种阶级制度来更好地发挥作用—《读者文摘精粹》中对于欧洲“消费者”的调查①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生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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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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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50,000个消费者(欧洲共同体和英国)”:在这个巨大的经济图表中，包括了一些必要的、直接的比较性统计，涉及生活方式、消费习惯、选择、态度以及这七个国家的居民所有的商品。由此皮亚蒂埃(Piatier)得出结论—

“因为有了这种互相补充的统计性说明，才有可能在体系中对群体A(上层群体)进行孤立分割，并将其与其他群体的集合进行比较。”

“对于欧洲共同体和英国来说，人们可以说出一个属于A群体的公民，或者采用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一个白领公民；后者(这一点也正是此研究中很有趣的结论之一)被显现为一个跨越了所有国界的共同体。”

“由此根据这种假设，七国居民会有一个共同的消费模式：在消费的发展过程中，群体将指出一种方向，其他群体的人则随着其收入的提高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那些将A群体（上层阶级、自由职业者、工厂以及商业集团的头目)与非A群体区分开来的标准有：奢侈的设备(洗碗机、录音机、相机等等)，奢侈的食物，舒适的居住环境，女士专用化妆品，基本的家居设备(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等)，清洁产品，日常食物，男士化妆品以及求知欲(到国外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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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德森·帕特埃(André Piatier):《欧洲人消费的结构及其方向》，《读者文摘精粹)(Sélection du Reader's Digest)(Pari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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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门外语)!

在此，社会现实被人为地形式化为一种分层图示(属于A群体或者属于非A群体)，这个问题已经被详尽地简化并还原为形式化了的消费指标。政治、社会、经济(生产和市场的诸多结构)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消失了。在个人/群体的层面，只有数量化的东西存留了下来，商品消费的统计平衡表充当了社会本质的绝对的指示者。①精英被区分出来，并不是通过价值，也不是通过权力，而是通过物，通过所有奢侈的摆设，由此，欧洲的“理念”不是在观念形态中显现出来，而是被物质化了。被限定的欧化理想(idéal européen)对于那些迷茫的消费大众具有系统的指导和评估：要被欧化，就要从对电视、冰箱和洗衣机三位一体的需求，转变为对跑车、立体声家庭影院和乡村别墅三位一体的需求。

现在，事实上，在这些A群体的背后，这一欧化理想的种种规定就存在于欧洲的现实之中，这或多或少地成了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被工业化和技术化了的西欧资产阶级的凝聚力量。但这种共同的策略和政治的国际化在此以一种国际化的立场将自己隐藏起来。这种真正的凝聚力将自己隐藏在消费大众的形式共同体之中(这一点在消费的指标和商品上表现得更具形式性，并且也更“具体”)。欧洲的共同体被具体化、空间化了，它显现在起居室中，冰淇淋中。

①比前文所引用的查宾对起居室的分析更具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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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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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群体和非 A 群体

实际上，这种国际化分层策略的目标首先指向的是一种国家内部整合的政治策略，在“欧洲”的象征之下，每个国家都被卷入其中，在此不仅间接地通过消费的方式，同时还通过分层的方式来实现这种整合。事实上，人们可以将其纳入一个更为复杂的模式之中，然而，统计学在此将其纳入了一个简单的、突出的二元模式之中：“A”群体与“其他”，即“非A”群体。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二分，将旧有的二元阶级中的对立驱除了出去：确实依然存在着两个术语，但它们不再是相互冲突的—它们成了“社会活力”的两极。做这样一个策略上的区分的作用(或者目的)就是要调和这两极，由此任何矛盾都可以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化解：存在一个典范阶层(指导方向)以及所有其他的阶层。而后者，被统计学所混淆，最终只是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现实存在的中产阶级，他们已经被特权阶级在道德上同化了。公司老板与普通员工之间不再存在极端的对立，因为后者，已经消失在统计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之中，他们因此将自己视为一个“中间”阶层，并被许诺有可能成为上层阶级。从上到下，人与人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距离。不再有什么极端，不再有什么张力：在A与非A群体之间存在的形式上的优先与落后，只能更好地激发向更高层次转变的期望，并且制造出一种幻象，即重组迟早会发生，迟早会进入A群体的天堂之中。显而易见，对于“欧洲”来说，它只能是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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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群体在形式上是对立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同质的：这种分层简化到极端，不过是以统计学为基础而整合的社会学的加冕。整个社会矛盾的逻辑消失了。这种二分法是一个有魔力的整合方法:差异性的符号在同一标准下的任意分裂产生了一种国际化的区分模式(属于A群体的)，同时保留了国际化的民主模式；欧洲的观念事实上，简单说来，在一堆物的堆积之中，成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共同特质。

这里存在着双重的神秘化：

—消费“力”(une dynamique de la cosommation)的幻象，满足和区分螺旋式上升，达到一个充满矛盾的顶点的幻象，在这一顶点之上，所有人都将享有同样的声望。然而这种在幻象中的“力”(dynamique)实际上是由社会体系中的一种惰性散播开来的，这种惰性表现在社会区分的真实力量从未被消解。

—消费“民主”的幻象。在对物的列表之中，我们可以完全被分割的社会阶层从形式上聚合起来：真正的区分存在于对不同操持的选择之中(挑选、品味等等)，并且多多少少依赖于消费的价值。这后一点需要补充说明。①

研究表明，A与非A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一些特定的方面：设备、奢侈品，以及求知欲(!)。在其他方面，研究发现(成功地发现)在A与非A群体之间并没有那么显著的差异，诸如：日常食物、基本的设备和普通的化妆品。这种差异在富裕的国家中更加模糊，如德国、英国以及荷兰。在英国，非A群体中男士化妆品的一般消费量甚至高于A群体“物品的消费”标准并没有确定：基础性的不平等随处可见。如果这些不平等没有得到研究，并且变得更加微妙①，那么人们必须要能够超越数字、统计以及研究本身来发现问题因为问题本身并不想表达自己，而是试图遮蔽自身。它的秘密就是消费，在它的虚假的社会外衣之下，掩盖了真实的政治策略，并且成为这一政治策略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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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操持”(pratique)作为社会命运的显现,参见上面的讨论。

第一章 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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