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导言

1891年春，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伯爵在德国国会上站起身来，就采纳“统一时间”的问题进行发言。作为一名鲐背之年的老人，他成功说服了此前还摇摆不定的听众接纳并支持改变时间系统，与他同时代的人后来将之归功于他那富有激情又鼓舞人心的演讲。经过各个政府部门、铁路官员、立法者和公众多年的讨论，德国最终准备就绪，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共同的平均时间系统。但不那么清楚的是，这个新时间系统是在电报、火车，或许还有特定的政府机关内部使用，还是说，这个新的平均时间系统将会扩展至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毛奇和其他人所理解的这一转换的某些部分来看，它的变化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连他自己都督促人们要慎之又慎。然而毛奇并没有活到享受他的演讲辛劳带来的成果那个时候；这位德国军事战略方面的伟大长者，在德国国会大厦（Reichstag）的演说过后几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但在1892年秋和1893年冬，德国国会两次讨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提议令本国时间比英国格林尼治时间快上一个小时，这就成为德意志帝国新的平均时间。法案在1893年4月1日通过，并成为法律，它既适用于内部行政，又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外部目的。

赫尔穆特·冯·毛奇设法要解决的问题，按理说来是漫长的19世纪造成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转型之一：现代时间系统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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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艰巨而持续甚久的过程中，当地时间（local times）让位于时区（time zones）和全国平均时间（countrywide mean times）；格里高利历法（Gregorian Calendar）传播到非西方世界诸多地区；时间最终从自然和农业节奏中分离出来，而且呈现出更多的抽象内涵，成了将要嫁接到自然节奏之上的系统网络；时间正在愈发同职业观念相联系，包括了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娱乐时间、学习时间。在世界上很多地区，这个经历了几乎一个世纪的转型，甚至衍生出更多种类的时间，因为宗教时间系统和其他的时间系统以及地方历法，同新的时间系统一起得到持续使用。在这个后工业社会中，沟通和职业模式的变化，使得这些现代时间系统经历了混杂与再次转型，直到现在依然为我们所用。

毛奇并非默默无闻之辈。在三十年时间里，他先后领导了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参谋部。他的军事能力，被普遍认为是在三次“统一战争”（three“wars of unification”）“中普鲁士获胜的主要原因，而这三次冲突为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因此，在1891年的国会辩论当中，赫尔穆特·冯·毛奇的妙招，就是打了军事将领这张牌。或许，作为一位19世纪的战略家，毛奇最与众不同的素质，就是他关于铁路的知识以及在战争中对铁路的运用。虽然铁路和补给线在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中就派上了用场，但真正的考验落在1870—1871年与法国的冲突之中。此时，在铁路的帮助下，毛奇巧妙地组织了军队的调动，这尤其得感谢精心策划的铁路时刻表和联运系统。2当这位老人在德国国会大厦前发表演讲时，他强调的是时刻调整得当的铁路对保卫德国来说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他警告说：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一年一度的动员演练也要依靠铁路的帮助来顺利完美地调动军队。综上所述，毛奇论说道：采用统一的德国平均时间，关系到民族的安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改善了防御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反对它则意味着削弱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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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现在的公历或阳历，它由罗马天主教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II1）于1582年启用，因此得名。——译者注。

依次是1864年普鲁士与丹发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联合意大利）与奥地利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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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德国需要统一的时间，毛奇还进一步给出了第二个论据。当时，德国存在着五个时间系统：柏林时间、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时间、卡尔斯鲁厄（Karlsruhe）时间、斯图加特(Stuttgart）时间，以及慕尼黑时间。根据毛奇的说法，这样的多重时间是“德国分裂以来便一直存在的遗迹，而如今我们成了一个帝国（Reich）〔德意志帝国（German Kaiserreich）]，这种多重时间理应被废除”。他提了到1871年之前的政治情势，彼时，德国由许许多多小型的、通常领土极小的邦松散地组成德意志联邦（German Confederation）。终止维持内生于地方主义（regionalism）的这五种时间体制，既是为了国家安全，又是为了民族建设。3

尽管毛奇出于“民族理由”进行了这样的论证，可一旦这些计划成为法案摆在德国国会面前，它们就会夹杂着一条非常不同的论证路线。

这些论证同法案一起描绘了一个新的世界图景：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在其中，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距离逐渐缩短，并且人、货物和思想不断跨越国家的边境。法案如此声明道：“只要生活在极其狭窄的圈子里打转，只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交通依然缓慢，同时确定时间的精确度仍然很低，那么当地时间……对每个地方来说就是足够的。”然而，现在，“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完善的、由空间和时间关系主导的运输（以及言外之意的交流）方式，要求为更广阔的领土创造一个关于时间的统一定义”。“这一声明是对采用单一子午线这一提议的赞同，而全球范围内以小时为范围（hour-wide）的时区系统就基于此。1884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本初子午线会议，便最为突出地表达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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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系统，以及稍后它那个不太知名的引进统一的“世界历法”的孪生项目，都遵循了一个几乎带有乌托邦式愿景的逻辑，它关乎一个通用时间系统，关乎相互联系与不断整合。这一相互关联的世界出现的证据非常充足，其范围覆盖新闻报道、关于统一时间系统的小册子、科学家写的短文章，以及立法者、管理者和钟表匠的声明等等。乍看来似乎只是纯粹修辞的东西，却根深蒂固地成为一种思想观念和世界观，我们不能将之作为门面装饰予以忽略。

这份德国法案的起草者是对的：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人们见证了全球规模的互动剧增，这些互动将人和地区带入生产和交换的网络之中，带入帝国的和殖民的职业和生计之中，同时还破坏了非西方世界自主的、区域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对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赋予了社会经济上的意义，他们写道：“不断扩大产品市场的需求，在全球范围中追逐着资产阶级。它必须遍布各处，到处安身，建立无处不在的联系。”电报、铁路，以及蒸汽轮船为这种互动提供了新技术和交流的基础。用今天的话来说，19世纪正快速经历着全球化。全球化在此取其最广含义，即在世界各地与各国之间建立持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以及相互交流与依附的过程。就全球化的某些特征来说，19世纪下半叶，看起来与今天不同。将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看作是一个全球化的时期，有助于使今天的我们更加熟悉逝去的19世纪，同时又能关注到两个时代之间的区别。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视角还会令人们对一种今天习以为常的说法产生怀疑：作为一种新事物且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与范围的全球化，是今天才发生的。

在把通用时间视为德国国家时间系统这种立场上，赫尔穆特·冯·毛奇并不是孤身作战。在日益普遍化的统一时间观念和关于这些观念的传播与流通与实现这类观念的民族主义的、有时是地方主义的框架之间的张力，就其同时代的观察者而言是依然存在的。罗伯特·施拉姆（RobertSchram），一位奥地利的地质测量师，对采用全国平均时间进行了思考，也有着很多观察。“我们这个世纪展现出不少奇怪的对立，一方面，人类致力于将自己分裂为一个个封闭的大大小小的民族（natiönhen），并在其间建立隔墙；另一方面，在与贸易、工业，以及科技有关的一切事物中，(人类）又前所未有地感到一种共性。”统一的时间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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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前后，当时的观察家们都意识到了相互联系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时间、空间，以及社会关系。他们描绘了一幅正在变成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世界图景。把19世纪下半叶与此前紧密联系与互动的例子和时段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对全球性（globality）的领悟，以及对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的认识和反思。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后来创造了“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一词，作为一个分析概念，以后见之明来描述这类转型，而其他学者也紧随其后。但这种“互联之说”（“connectivitytalk”）和对全球性的自觉沉思，最初在19世纪时业已得到表现。自我反思的全球化是一种心态，它塑造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回应和掌控方式。与此同时，毛奇和与他类似的19世纪的欧美人准确地将地球看作是属于相互竞争的民族一国家的臣民和公民的世界，在这其中，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ies）和民族归属（national belonging）逐渐占据了核心舞台。这样一部关于确定时间体制的实践与改革时间体制的观念的全球史，把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发挥作用的动力机制带到了前台：欧洲和北美关于时间的种种观念被传播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但这些观念最初是作为国家时间和地区时间系统来实行的。在没有直接的传播渠道的情况下，它们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同时得到了表达。后来成为一个整体的通用时间系统的起源是民族性的、地方性的，有时是区域性的。时间系统改革的故事因此或许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可供分析的问题，每个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全球史的历史学家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愈发增强的融合与联系，另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增长。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国际化的视野，把欧洲的发展历史放在与其他历史并列的位置上。通过考察不同的欧洲国家如何被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和认知，如何被对一个愈发全球化的世界之领悟所塑造，此项研究也是在完成一项关于“由外向内”(“from the outside in”）书写欧洲历史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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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哈维（1935一），英国当代社会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著作有《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资本的限度》《新自由主义简史》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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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奇和其他人在19世纪版本的全球村中四处张望时，让他们倍感震惊的是，这个缩小的世界变得何等地竞争激烈。克服距离上的困难似乎不仅标志着旅行和交流的便利，而且也意味着全面的侵蚀状态，使得在这个缩小了的空间中和平共处变得愈加难以想象。欧洲大陆正努力适应一个新生的、野心勃勃的、日益富有攻击性的大国及其经济实力的兴起，这就是德国。在欧洲以外，为抢夺最后一块未被殖民的土地，以及开拓新市场，获取并售卖原材料、商品和制成品而进行的领土掠夺已经全面展开，就连日本和美国也开始在亚洲和西半球标记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一种零和竞争甚至在大国政治之外也留下了印迹。它渗透进了科学和各类不同的学术科目。因为专门技术和知识能够转化为工业的、军事的和文化的“进步”，能够让一国压制其他国家。从居住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人的角度来看，前景似乎危机重重。中国、奥斯曼帝国、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观察家们业已警觉地看到，非西方社会落入欧美的殖民的、帝国的统治似乎是不可逆转且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无论是非西方社会，还是毛奇以及身在欧洲和北美与他同时代的人们，都试图通过扭转货物、人，以及与时间有关的观念，服务于本国的进步和他们所在的社会与国家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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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观察家们在智识上衡量这个相互联系的、竞争的世界的途径，就是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柏林还是贝鲁特，伦敦还是孟买，时人都痴迷于在其他的社会和国家与本国之间建立差异性和相似性。他们比较了各个方面，从文明进步水平到经济实力，到人口发展情况，人类头骨的形状，科学成果以及测址时钟时间、设计历法和管理社会时间的各种方式。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下半叶，甚至在部分非西方世界都激起了兴趣，特别是在不同阶段的生物、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和完善方面的历时性比较方面得心应手，并成为一个在许多知识生产领域中的基本认识型工具。 12

19世纪全球化所设定的结构，让比较变得十分便利。更加廉价的印刷品让传播异域社会与国家的成就和缺点的新闻信息，与此前的时代相比，变得更加容易，价格更加低廉，并为更多的人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贸易、旅行、移民以及为帝国和殖民服务，获得了关于外国社会的一手经验。比较的方法在全球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趋势的全景和地区经验之间转化。1878年，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cdrichNietzsche）以一段警句表达了这一关系：

比较的时代。人们受传统的束缚越小，他们内心动机的骚动就越大，因而他们表面的不安、相互间的交流以及他们的多重努力也就越大。现在对谁还会有一种更为严厉的束缚能将他和他的后代捆在一个地方呢？对谁还会有某种严厉束缚的东西呢？所有的艺术风格一个接一个地被模仿，道德、风俗、文化的所有阶段和种类也都被模仿。这个时代是如此获得其意义的：各种世界观、各种风俗文化在这个时代能得以比较，并且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体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以前一切文化都只有地域性的支配地位，所有艺术风格都束缚于时间和地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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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教育家埃德蒙·德莫兰（Edmond Demolins）于1897年发表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优越性—原因何在？”一文，不妨拿它作为在这个全球化经验之中诞生的比较精神的一个受到欢迎的例子。他的短文，受到种族理论的影响，比较了英国和法国的教育系统，并谴责法国的教育系统应为国家的人口衰退以及财政困境负责。这篇短文被翻译成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英语、波斯语、日语，波兰语、俄语，以及西班牙语（在西班牙和秘鲁），在对民族成功的秘密感到好奇的那些国家里，该标题同样非常流行。“4

比较的问题在于，全球化和所谓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让时人意识到，世界并非是十足相似的，而是充满巨大差异—以至于到了无法比较的程度。在这个世界上，是时间在衡量并且建立了差异性。因此，时间并不像法律、公制制度，或妇女运动那样，仅仅是这几十年中被国际化和普遍化的一种范畴或标准。首先，时间令全球化的想象成为可能。时间无处不在：19世纪下半叶，时间成为一个在广泛领域中被展示、被探究的对象。其中一些领域在斯蒂芬·克恩（StephenKern）的那本迷人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文化”的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这本书允许斯蒂芬·克恩透过时间和空间的多棱镜，看到不同于欧美的文学、绘画、哲学，以及在地理和其他方面的智识上的、艺术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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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译文参考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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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语文学和其他领域中挣脱出来，以其现代的形式整合成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科学，诸如考古学和地质学，也同样在探索历史时间。众所周知，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学科首先且最重要的任务是服务于典范化（canonization），以及不断地为民族国家发明历史。1然而，通过将民族与人民的历史绘制在通用的、进化的时代的网格之上，历史时间也有助于创造差异关系，进而把民族的历史置于时间的世界之中。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著名阐释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强调了一个民族“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这个观念的重要性，这类似于一个“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有机体”这个观念，为的是想象民族这个共同体。但安德森没有看到的，或许是：（尚未被阐明的）跨国历史比较最有助益的成就在于，就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形成而言，国内的居民逐渐把自己想象成归属于某个民族与自外而内的塑造是同等重要的。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物理的边界，都是在它们之外和之内的东西相互交叉贯穿和加以定义的时候制定下来的。民族不仅被想象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而且还被想象成一个由各种社会和其他民族构成的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全都被定位在历史时间之中。结果，那些非西方社会要么注定被看作是“没有历史的民族”，要么被贬低为文明和进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注定在19世纪学术分工中成为人类学而非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欧美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民族学家们，否认这些民族具有“同时期性”（“coevalness”），正如约翰内斯·法比安（JohannesFabian）在其关于时间和人类学关系的著作中论辩的那样。8这样一种差异的时间化（temporalization of difference）与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ies）在19世纪的全球化发展当中最为关键。时间，或由此而来的时间的缺席，进而成为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不同进化水平、历史发展阶段和定位（positionality）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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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译文参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敬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页，略有改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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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定位装置。19世纪下半叶，工人和雇主就社会时间、工作时间、休闲的意义和分割，以及它们之间的适当比例进行斗争。将某些具有时间特定性的任务（time-specific task），例如“工作”“休闲”“休息”，指定为不同时间部门，有助于在这些群体中提升对有效时间管理的意识。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来说，公民与臣民会进一步在学校、工厂、军队，以及其他“完全的”机构中暴露在时间的规训（time discipline）下。1作为19世纪全球化的一部分，对个体、集体，以及他们那些功能各异的时间的分类，不仅很快被运用于国内相关社会经济群体，而且还得以扩展，以便将各个民族和社会（更准确地说，各个种族）的工作习惯和时间管理技能从整体上一网打尽。在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眼中，非西方人士被集体谴责为懒惰者，不能实施恰当的时间管理。在帝国竞争的世界里，这些污名偶尔会被改革者内化，尤其是在那些还没有沦为被欧洲人统治，但很有向西方优越性屈服的风险的地区。黎凡特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敦促他们的同代人改善时间管理，为的是让“东方”文明赶上欧洲。19世纪对进步和现代化的关注，就是建立在相似的线性历史的、自然化的、进化的时间观念之上的。并且，与进步同步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时间进行现代管理与部署。特别是在非西方世界，机械时钟成为地位的象征，表明其所有者紧随现代时间的步伐。20对变得现代的渴望，让欧洲和北美以外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如此着迷，因而成为另一个进行全球性定位的工具。

与进步相关联的、合理而有效的时间，也遍布19世纪诸国那膨胀的官僚与政府部门之中。对火车与电报、安排表和时刻表的合理时间进行微调，捋顺行政管理，成为渴望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一套时间的技术官僚网络的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之一。但对国家时间系统来说，为了变得合理而有效，它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的时间系统相结合，最初主要是邻国的时间系统，但渐渐地增多到包括远远超出与这个国家直接接壤的时间系统。甚至在推行全国范围内的平均时间之时，19世纪的人们就算不能立刻想到世界时间，也会在地区时间内想象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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