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睡眠和清醒的周期被认为是固定在时间之中的。那些夏令时的质疑者在所描绘的场景中经常提到，人们，尤其有孩子的家庭，在夏令时的时候要早起一小时，但又没有办法早些睡觉，因为生命的生物学因素与睡眠和营养的节奏会阻止人们在晚上早睡。因为大自然的力量的作用，人们会像以前一样在“绝对”时间下吃饭和睡觉。这种不可改变的节奏甚至会扰乱铁路旅行。由于“公众的旅行习惯”将保持不变，“如果公众想要在同现在一样的时间下旅行的话，那么火车将不得不在同样的实际时间运行，无论这个时间被称为什么”58。因此，有必要将在平均时间下早晨7点的发车时间改为早上8点，而非仅仅按照夏令时来看时刻表。海因里希·格农(HeinrichGrone），这位德国北部汉堡市的一所商业学院的创始人，在1916年出版了一本宣传夏令时的小册子。谈到时间表，他指出，“在整个时间表中，除了所有的旅行都要提前一个小时以外，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在新的时间表公布之前，火车站里的时间表将会以红色字母把如下文字印在表格上：所有时间都提前一小时”。 59

一些官员意识到了对时间进行想象时的陷阱，并试图通过预测公众对夏令时转换的误解来避免混乱。1916年，英国首次引入夏令时，英国内政部采取措施，确保其指令不会造成一个双重时间体制。分发给工厂的信息传单特别强调，通常规定的“工作和午休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应该〔斜体为原文所加]改变，但是这些时间将放在改变后的时间下被理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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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政府当局也进行了类似的干预，以避免对时间变化的性质产生混淆。在巴伐利亚州和其他没有夏令时的地区的学校，几年前就开始施行非官方的夏时制：在夏季提前一小时上学。在1916年夏令时的第一次实施过程中，这种做法甚至在夏令时下仍在继续，迫使孩子们天不亮就得起床。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政府当局下令学校不需要执行它们自己的夏时制，因为夏令时已经在执行了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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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威雷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他写道：格林尼治时间的固定性阻碍了夏季日光的有效利用。然而，欧洲人因时间变革造成的真实的和想象的困难过多，以至于使人们对统一时间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人们比自称时间改革家的威雷特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要少得多，几乎没有注意到统一的平均时间的存在，更不用说为了理解时间概念而去接受统一平均时间的特征了。在讨论到夏令时的时候，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对之前时钟改变，以及对格林尼治时间的引入的无知。

在将其他时间变革和时间测算方法作为分析采纳一种新时间的利弊的图式时，公众对引入格林尼治时间明显缺乏鲜活的记忆。当19世纪的英国观察者将夏令时的改变与其他时间变革进行比较时，他们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1880年英国已经改变成格林尼治时间，而该体系如今应该已经在英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如果威雷特是正确的话。这就好像格林尼治时间从来没有被引人过一样。不仅如此，公众的注意力还聚焦于其他情况上。1909年的委员会报告中记录了一种观点：“我无法想象，当意识到这种改变在好望角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时，他们会有什么疑问。”这里的专家指的是1902年在开普敦引人的比格林尼治时间早两小时的时间。另一位见证者则称，在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采用标准时间是一个在没有大扰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同类变革的例证2。但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英国本身自那时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统一的平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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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和展示格林尼治时间，始于19世纪前半期的一些基础设施项目。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铁路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增长成为一个人们熟悉的景象（或者声音）。很快就装饰在许多火车站上的电子钟表，于19世纪40年代被发明出来。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电报使时间更容易在新建的线路上被发送到火车站和邮局。自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大部分的铁路公司开始在其路线上使用格林尼治时间。到了1855年，理论上来说，绝大部分英国城镇已经服从于格林尼治时间。位于英国所有计时的核心的，是英国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的天文学家们所决定的时间。在19世纪50年代，天文学家乔治·艾瑞（George Airy）设计了一份蓝图，将观测时间从格林尼治传播到其他地区。艾瑞的计划是在格林尼治安装一个电子“主”钟，它会发出电脉冲来驱动与其相连的“从动钟”。这种电脉冲可以敲响铃铛，可以落下报时球，可以开枪，可以操作一个继电器，甚至可以让另一个钟的指针保持正确。每一小时，电子时钟都会通过从天文台到附近的刘易舍姆火车站的专用电报线路发出时间信号，而从刘易舍姆火车站，普通的铁路电报线路将会把时间传送到伦敦的中央电报办公室。铁路还会把信号传递到所有车站，在那里，职员们会被指示依据提供的时间调节站台时钟。尽管英国各地都在大力推广英国天文台的时间，但英国铁路依旧使用着当地时间。《布拉德肖铁路时刻表》（Bradshaw'sRailwayGuide）甚至到了19世纪80年代依旧持续罗列出格林尼治时间和当地时间之间的时间差“3。

当各国政府正在讨论在欧洲和北美采纳和传播相同的统一时钟时间的时候，在英国通过分布的网络来传播时间的努力也在成倍增加。一个是以伦敦中央电报办公室为中心的时间传播系统—这个具有不可思议特质的装置—控制着时间信息的分发。自19世纪50年代起，新设立的电报办公室用它复杂的设备和成千上万条电线和强大的电池，吸引了大众对时间的想象力。在电报办公室地下的一间房间里，有一个“迷宫般的”电力之所，用来驱动一种叫作“电控报时器”（chronopher）的装置，通常被称为“国家计时器”。每天早上，当皇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超大电子钟指针指向数字10之时，电控报时器就会发出了一个信号，这样，全国的火车站就在上午10点，信号发射的这个确切时刻，与格林尼治天文台连接了起来。电控报时器本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公共时钟，如伦敦的大本钟，都定期向格林尼治天文台汇报自己的时间，以便检查和校正。1870年，英国电报公司被收归国有后，格林尼治时间还被按小时提供给全国主要的省级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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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提供格林尼治时间服务初期起，个人或企业客户，例如精密计时表制造商，就可以选择租用一根私人电报线来接收格林尼治的信号。当邮政局接管了英国的电报公司时，它继承并扩大了现有的私人合约—一种来自提供格林尼治时间服务的可观收入来源65。邮政局之后不得不与新成立的标准时间公司（STC）共享这个面向私人的时间分发服务市场。该公司直接接收格林尼治每小时的时间信号，随后通过自己的私有线路将时间传送给用户，这项服务的价格虽然低于邮政局的要求，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旧负担不起。其客户主要是一些企业：标准时间公司的时钟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劳埃德保险公司、各银行、大型商业公司和类似企业的时钟同步“。到了20世纪初，许多其他公司也提供时间同步服务，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这项服务。公共电钟已经变得更加便宜并被广泛使用，但现在它们必须进行同步。同步业务中最出名的可能是雪特钟公司（SynchronomeCompany），与其大约20个竞争对手一起，这家公司将钟表同步系统贩卖给市政府、学校、医院以及热衷于安装新技术以监视工人工作的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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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间与其分发网络尚未足够稳定，也没有分布地足够广泛。因此，其他不那么常规的时间传播形式仍然存在。1881年，剑桥哲学学会的财务主管向英国邮政局长提出了一个有点奇怪的请求。每周一次，这位财务主管—皮尔森博士（Dr. Pearson）—在约定好的时间出现在当地邮局的大厅，竖起耳朵，“聆听”由在伦敦中央电报办公室的电报员播报的时间。之前并没有人反对皮尔森以此方法为自己和他私人收藏的天文仪器获取准确时间。然而现在，并非皮尔森一人这样做，并且聚集起来聆听信号的众人已经对邮局工作人员造成不便。皮尔森，连同其他所有人，都被打发走了，并失去了每周聆听时间的机会。剑桥的皮尔森博士并不是唯一一位想要获得准确时间，却不必订购昂贵且有时不稳定的服务的公民。贺拉斯·达尔文，著名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儿子，建议在邮局外的显眼位置放一个简单的指针电流计，早上10点的时间信号会通过这个位置，可以在视觉上宣布准确的时间。

另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分发服务从一个权宜之计发展出了一家繁荣的家族企业。1835年，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庞德（JohnPond）让他的年轻的学监亨利·贝尔维尔（HenryBelville）带着一个准确的精密计时器走遍伦敦，以便将正确的时间分配给钟表匠和制表师。当亨利·贝尔维尔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女儿接手了这项现在成为一桩成功生意的任务。每个星期一，玛利亚·贝尔维尔夫人（Mrs. Maria Belville）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检校她的精密计时器，然后拿着准确性的证书前往伦敦贩卖时间。露丝·贝尔维尔（Ruth Belville），接管这项业务的女儿，在1908年仍然拥有40位付费客户。据报道，直到20世纪40年代，她还在继续每天的旅行。即使是最先进的时间分发技术，也因其不稳定的特性使得临场“聆听”时间这样的方法和贝尔维尔家族的生意兴旺发达成为可能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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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有着不同来源和技术特性的新时间分发技巧，在工厂复合体以及政府机构等有限环境中运用效果最佳。一旦时间分发离开了提供庇护的建筑与大院空间，一旦它必须跨越愈发越的距离，它便会遭遇严酷的雨、冰、风，以及坠落的枝干和树木，它们割断了线，断掉了电。技术经常会遇到挫败，准确的时间仍然难以企及。在某些偏远地区，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准确时间的迫切需要，记录时间可谓随意。威廉·克里斯蒂（WilliamChristie），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学家，在1888年主动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不在铁路影响范围内的各个地区，相邻村庄的时钟通常要差半个小时或更多。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地时间衡量手段的准确性的程度，可以从通常不需要分针的这种情况推测出来。我还发现，在欧洲大陆（原文如此）上的乡村地区，快上或慢上半个小时这样随意的改变，不仅没引起抗议便得到接受，而且人们对此也是完全漠不关心。””此外，截至19世纪末，在露天环境中得以树立的公共时钟，主要都是些相当笨重的巨塔或建筑物时钟；这些设备的维护即便是对娴熟的专业人员来说也还是一项严峻的挑战。结果，至少直到20世纪头几个十年，通过电力来分发准确时间仍然是带有缺陷的努力。

伦敦，大英帝国的首都，世界金融中心，在这个有着变化无常的多重时间的世界里头，它被赋予了极高的标准。实现这些期望并非总是轻轻松松的。当涉及分发与管理准确的公共时间时，公众针对时间愈发有意识、愈发感兴趣，他们就愈发会把伦敦视作有缺陷的、有疏忽的。1906年，伦敦城市公司（London City Corporation）邀请公共时钟的所有者提交一份同步化方案，为的是改进该城展示的不同时间，但仅收到了一份回复。在同年的一份报告中，伦敦市政工程师得出结论，在91%的公共时钟里面，只有29%实现了同步化。这份报告宣布，对伦敦城市公司（该城市政统治实体）来说，命令全部悬挂在外的时钟所有者以各种方式同步化是高度可取的，因为“目前，发现两个时钟报时相同还是颇罕见的”。两年后，英国科学行会（British Science Guild）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它的任务是负责确立将伦敦时钟同步化的最佳方式。并非只有同步化被发现有所欠缺；全国范围内的时间信号服务也频繁报告出现种种问题：新仪器与已经就位的设备不一致，时间信号一直有欠缺，迫使操作员只能通过口头方式传播时间。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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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好时坏的时间信号和同步问题，在1908年的一次关于计时器撒谎的争论之中达到顶峰。在这一年的冬季，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读者对公共时间的阵发性问题表现出了一种愤怒和轻蔑的情绪。在“撒谎时钟”的标题下，英国科学协会的副主席和创始成员约翰·科伯恩爵士（SirJohnCockbum），对他所认为的政府在公共秩序方面的渎职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写给编辑的信中说道：“个人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欢迎，但在钟表领域却并不存在。”他要求说，不精确的公共时钟应该被法律禁止，并要通过拆除那“引起麻烦的表盘”加以惩罚。“一个撒谎的计时器是令人厌恶的，并不应该被容忍””。《泰晤士报》第二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了科伯恩的信，并承认英国的时间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但这篇文章并非不认为公民私人因为展示略有些不准确的时间而该受惩罚，而是主张让市政当局参与进来。《泰晤士报》回应道：“的确，在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确定真正的时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铁路本应保持准确的时间，但车站的时钟并不是非常精确的，而且即使这些时钟经常被校正，它们也很容易在火车通过的冲击下变得不真实。”《泰晤士报》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伦敦仍然缺少一个可用的电力时钟协调系统74。

科伯恩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以及报纸的回应，引发了一系列写给编辑的信件文章，这些信抒发了对城市的准确时间的状况感到的普遍愤慨。钟表匠们急于捍卫自己的职业声誉，声称如果时钟不一样的话，要同步两个时钟的机制是多么复杂。标准时间公司则声明，与公众的看法正相反，它不负责维护伦敦的时钟，从而摆脱了对故障时钟的任何责任。E.J.D.纽维特（E.J.D.Newitt）——该公司的秘书——还指责政府对其公司同步时间事务的冷漠和缺乏支持。“与巴黎、柏林和其他欧洲大陆的首都不同，伦敦没有官方认可的标准时钟。”相反，“在现在的情况下，每人的时间都是他自己的。”一位名为H.贝尔图（H.Berthoud）的可能是个法国人的读者，从相对比较欧洲的角度来看，认为伦敦是特别糟糕的。“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分布在大都市的主要街道上的大型电子钟系统，就像我们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林荫大道和主要街道上，我们都看到了它们，在布鲁塞尔也一样，我相信，在维也纳和柏林也是如此。为什么伦敦不能同样如此？”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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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读者强调了撤谎计时器造成的物质损失。“我们处在1908年的伦敦，在那里，时间被认为是金钱，却只能借由无数‘撒谎时钟’昏庸且无力地游走着，这不仅是一种丑闻和耻辱，而且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年晚些时候，由于“撒谎时钟”的争论，市政府当局调查了政府所有和私人所有却公开展示的钟表和手表的准确时间，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后来，约翰·科伯恩主持了英国科学协会的一个委员会，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在这场争论的3年后，委员会得出了一个清醒的结论：除了邮政局，没有人采取行动来改善伦敦公共时钟的悲惨命运76。除了技术的复杂性和市政当局缺乏支持外，时间分发和同步还面临着传统钟表匠的阻力。在伦敦行政区（Wards of the City of London）的一场演讲中，标准时间公司的约翰·温内（John Winne）提出了（当然是利己的）“要求统一时间”的呼吁，并指责了传统钟表制造商协会。钟表和手表匠人们已经通过了反对机电化的决议，他们认为，那些每周通过手工完成这项任务的老式上发条钥匙可以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钟表制造商E.J. 邓特公司（E.J. Dent Co.）曾一度称同步设备是“赝品”77。在19世纪下半叶，不同的计时同步技术的传播，首先使得现有的时间多样性变本加厉且变得有目共睹了。自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起，越来越多混乱的时钟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好奇心，且激发了人们对时间的本质和意义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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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钟不准确的抱怨，以及对创新的强烈反对，可能会排挤现有的业务。直到20世纪初，这种情况都让人们对提供准确的、同步的时间的不现实期望无法实现。以行政手段设立法定的平均时间仅仅是第一步，这一步并不确保社会去遵守，而且总是需要后续的调整和协调。即使是在英国使用格林尼治时间的法律，也比现有学术研究中所描述的更为矛盾。1880年，英国国会通过时间定义法（the Definition of Time Act），使格林尼治时间在英国（但不包括爱尔兰）成为法定的平均时间。这项法案规定道：“无论何时，在任何议会法案、契据或其他法律文书中出现任何关于时间的表达，除非是其他特别明确指出的时间，否则在大不列颠的情况下是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在爱尔兰的情况下是都柏林标准时间。”使得英国采用一个平均时间的法案的主要作用，并非是要确保全国遵守格林尼治时间，而是旨在解决法律文本措辞上出现的混乱。总而言之，因此，在1924年，一位读者仍然同时表达了怀疑和惊奇，他写道：“难怪海外的游客会抱怨没有官方可靠的公共时钟。”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文明国家中”，英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对提供准确的市政时间服务持有不负责任态度的国家。直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只有当通过广播和BBC提供的服务那样的时间分发渠道的增长，准确的时间才真正地传播到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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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时间一直都不仅仅是另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对象或习惯，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基本特性—作为人类存在的两个维度之一。通过关于时间的法律是一件事；确保火车和其他交通，以及公共生活的安排遵守这项法律是另一件事。提供精准和稳定的时间更加困难。制定抽象、统一的时间既是对制度，也是对精神的一个漫长而严峻的挑战。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想象和对时间的理解是另一种剧变。历史学家长期受惠于E.P.汤普森强有力的叙事80。汤普森关于从“任务时间”转移到“时间意识”和一个有时间意识的公众的观点是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几代人还没有进一步探究他的论点，就将其提升到一个公理性的地位。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的研究和对汤普森的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鸿沟。学术研究表明，有必要对汤普森的观点进行修改，但这些对其论点的挑战却被忽视了81。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中，时间的标准化仍然与汤普森的时间学概念有关，这种概念是成型于18世纪的这个过程的一种延续和进一步的抽象。然而，一百多年之后，正如欧洲夏令时的讨论所证明的，即使是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一个与自然节奏分离的、抽象、同质的时间的内化，还远未完成，即使是在受过教育的政府官员和宣传人员之中也是如此。大众的心态远比汤普森和其他许多人所设想的更加抗拒。

在19世纪后期，对工厂和公司工人的工作节奏和时间监管的规制确实加强了。现在，工作和考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督，虽然“违规行为”——例如因周日的酗酒导致的周一旷工——并没有完全消失82。一些为公共空间提供时间同步系统的公司，也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同样的设备，安装在工作场所。私人时间分发服务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时钟或打卡钟，让雇主可以更严格地监控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准时上班。在工厂里，“谁来监督这个监工（watchmen）”这个问题，通过利用新的设备监控监工对工作场所的监管，以及他对工人和建筑的监视，获得了部分的解决83。更广泛地说，许多机构促成了时间和其他方面的规训的传播和内化。学校、医院、军营和监狱形成了一种精细分散的规训系统，其目标是19世纪公民的世俗生活和其他习惯。正如米歇尔·福柯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和其他“完备而严厉的机构”，将生活以及“它们经常依附的修道院式社群的规律性”加以扩展了。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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