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 BArch R3001/7864, Nationalversammlung, 35th Session, April 11, 1919, 974; AP, VONC 20, Ministry of Public Works, Avance de l'heure légale pendant la belle saison, excerpt from Journal Off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March 25, 1920, 201.

1. BNA HO 45/10548/162178, unnamed memorandum, received at Home Office, March 24，1914,8. 关于心理时间的节奏，参见Zerubavel, Hidden Rhythms,2;关于今日节拍的社会，参见Michael Young，The Metronomic Society: Natural Rhythms and Human Timetabl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css, 1988); 以 The Rhythms of Society, ed. Michael Young and Tom Schuller (London: Routledge, 1988).

1. BNA HO 45/10548/162178, Report and Special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Daylight Saving Bill, August 24, 1909, xii.

1. BArch R3001/7864, letter, Chancellor to Non-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s and All Ministries, Berlin, March 1, 1917; BArch R3001/7864, letter, head of Imperial Office of Public Health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Interior, Berlin, October 24, 1918; BArch R4702/207, the Chancellor to Non- Prussian Minister Presidents and the Vice- Regent in Alsace Lorraine, Berlin, March 1,

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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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1. BNA HO 45/10548/162178, Report and Special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Daylight Saving Bill, August 24, 1909, 93, 124.

64 "The Electric Telegraph," The British Quarterly Review 59 (January and April 1874): 438–469, here 466; “Correct Time: Post Office Methods of Distribution," Times of London, October 15, 1912, 4; RGO 7/252, lettcr, Standard Time Company to Royal Astronomer, London, October 31, 1901; "The Greenwich Time Signal System," Nature, May 18, 1876, 50–52, and "The Greenwich Time Signal System: II," Nature, June 1, 1876, 110–113.

1. RGO 7/252, letter, Royal Astronomer to Chief Astronomer,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Canada, September 17,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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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节约社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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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TA POST 30/2536, newspaper clipping, E. J. D. Newitt, "Lying Clock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imes of London, February 10, 1908, 12.

1. BTA POST 30/2536, newspaper clipping, Robert G. Orr, "Lying Clocks,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Times of London, January 10, 1908, 12; "Lying Clocks," Times of London, November 9, 1908, 5; "The Synchronization of Clocks," Times of London, January 18, 1911, 9.

1. 转引自 Gay, “Clock Synchrony," 115. 参见Rooney, Ruth Belville, 74, 77.

1. 转引|自Howse, Greenwich Time, 114–115.

1. "Offcial Time," Times of London, July 9, 1924, 10; Gay, "Clock Synchrony," 139.

1. Thompson, "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81 Paul Glennie and Nigel Thrift, "Reworking E. P. Thompson's 'Time,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Time and Society 5, no. 3 (1996):275-299,此处为第277页,第284-285页;修正主义的描述，参见Paul Glennieand Nigel Thrift, Shaping the Day: A History of Timekeeping in England andWales 130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他们试图站在汤普森的立场上将其拆解。思里夫特细数了兰德斯（《时间中的革命》）、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以及加里森（《爱因斯坦的时钟》）的观点，他们都已经采纳了汤普森的观点，对建立一种“汤普森式的”叙述贡献良多。关于追随汤普森的任务时间概念的美国历史学家，参见Michael O'Malley, "Time, Work, and Task Orientation: A Critique of AmericanHistoriography,"Time and Society 1, no. 3 (1992): 341–358, 此处为第343页，第348页。质疑汤普森的假说的其他人有Gay,“Clock Synchrony,”以Michael J. Sauter, "Clockwatchers and Stargazers: Time Discipline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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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Berlin,"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 no. 3 (2007): 685-709. 汉斯·约阿希姆·沃斯并没有对汤普森的时间管理标记系统提出太多疑问，而是质疑其资料的基础（实际上是很大一部分）。他自己的著作把兴趣放在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日的延长上面。参见Hans Joachim Voth，“Timeand Work in Eigh teenth Century Lond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no. 1 (1998): 29-58， 此处为第30页。还可参看Hans Joachim Voth, Time andWork in England, 175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关于时钟和实行奴隶制的美国南方的时间规训，参见Mark M. Smith,Masteredby the Clock: Time, 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American South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他表明钟表和时钟规训很容易跟农业、种植业劳动联系在一起。

1. David Montgomc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The Workplace, the State, and American Labor Activism, 1865-19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尤是讨论 “the manager's brain under the workman's cap”的第一章。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National Museum for American History Archives, Warshaw Collection of Business Americana, Watch Works and Clock Works, collection no. 60, box 3, folder "Pneumatic,"pamphlet advertising a pneumatic watchman clock.

84.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因为就规训机构提出的一套论点堪为标志；参见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150–151, 156–162.

1. 在现代早期德国的时间规范方面，参见Sauter,“Clockwatchers andStargaz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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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 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3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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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在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中，与格林尼治时间时差均等的平均时间，以及传播该时间的分发系统始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然而，正如有关夏令时的讨论所证实的，截至20世纪的头几个十年，对稳定而统一时间的采纳，在欧洲和北美远未达成。无论是在技术上、后勤上，还是在精神上、智识上，统一的平均时间和夏令时的运用几乎都是不全面的。统一时间是如何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主要是以小时为范围的平均时间的全球网格？在非西方世界，通向平均时间和夏令制的举措，甚至被进一步推迟了。在欧洲，采纳官方平均时间的政治事务是交给官僚机构和法律的问题，但殖民地国家对统一的平均时间的兴趣则与西欧民族国家不同。像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这样的国家，在国家建设和在国家间明确划定领土的不平衡过程中，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把时间统一了起来。在殖民地世界，国家的存在往往是稀疏分布的，政府最初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有效地协调计时。因此，殖民地国家仅在20世纪初才开始引入平均时间，许多地方甚至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20世纪中期之前，并不存在一个基于格林尼治时间的平均时间体系。

部分历史学家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人们通常认为，少许殖民地行政人员急切地想要发现平均时间，为的是通过改善行政管理及与海外和宗主国的通信以加强殖民地国家对本土民众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议，在世界范围内采纳格林尼治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国际商务的效率，而且还能调节行政服务，因此有助于帝国更有效率地整合其海外附属机构”。“1884年，格林尼治平均时间（GMT）的正式部署”被认为预示了一个全球计时的新时代，因为它“允许人、城镇、城市、港口、铁路，以及殖民地，通过单一的空间一时间矩阵（space-time matrix）与宗主国中心相连，以及彼此相连”。这样的认知部分归功于对电报和铁路的研究，这些技术证明它们有时充当的正好是“帝国的工具”这个角色，在加强甚至促成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的扩张，并在随后维持这种统治等方面至关重要。然而，殖民统治的现实往往看起来更不稳定。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大片地区，从海洋到沙漠和草原，以及无法穿越的丛林，有关时间统一、时间规训，以及时间协调之成功的笼统论述很快就出现了差错。这些关于控制殖民地民众的推测性观点从表面上看是令人信服的，但它们经不住档案研究的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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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时间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很少发源于决心征服边缘地区的帝国中心。应该说，在欧洲和北美以外，早期引进制度化的全国时间的部分动机是由科学学会引发的，这进一步强调了此类行动者在传播观念方面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关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和夏令时观念的运动，多发生在追随各个高度地区化模式的一波波浪潮中，而不是发生在欧洲和北美首都的决策过程中。在一国或一块殖民地，引入平均时间的消息首先引起邻近地区当局的注意，最终会促使行政人员采取同样的步骤，也选择平均时间。在英国或德国本图的官员多半都是这些决定的局外人。此类时间统一的地区化解决方案，最初往往忽视了基于格林尼治的以小时为基础的时区概念。经过科学国际主义者（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ts）的努力，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殖民地行政机构都效仿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引人了平均时间。但除了少数例外，这些平均时间选取的都是首都时间或重要殖民地城市的时间，是与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没有任何统一关系的平均时间。此外，采纳平均时间较晚，还频繁发生变化，这给时间系统增加了更多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当有关欧洲平均时间的信息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时，时间改革肯定会蔓延开来。但它是作为国家时间，而非通用的同质时间得以传播的。因此，在欧洲和北美以外全国范围内平均时间的引入，证实了欧洲的时间政治事务已经揭示的情况：国家建设与地区化两者一方面具有相互构成的关系，另一方面有着相互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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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和北美之外，引人领土范围内的平均时间的第一波努力，大致发生在1897年到1906年间。它既不是由欧洲殖民政府，也不是由在伦敦、柏林，以及巴黎的负责管理海外资产的诸殖民机构中的一个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达成的。相反，它是由两份备忘录促成的，而这两份备忘录分别于1897年和1898年依次由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地震调查委员会（Seismological InvestigationCommittee）和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Royal Scottish Geographical Society）起草。4此类协会和组织已经在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单个国家中的时间国家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它们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趋势的一部分而繁荣兴盛。

在这些文件当中，有一份来自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的通信，它促使英国邮政总局开启了对将格林尼治时间延伸至爱尔兰的可能性的调查。各个科学协会还系统地用上廉价印制的小报和小册子淹没了政府诸部门和其他机构。双方的交流也被呈交给英国殖民部（British Colonial Office）。这些通信敦促对大英帝国内部目前平均时间的运用状态进行改善，并声称，缺乏统一的平均时间与英国作为殖民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便足以令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主管殖民地的国务大臣感到羞愧，从而开启对帝国全境时间统一情况的复审。1897年，张伯伦给所有英国领地寄去了通知，询问有关领土内当前所采用的时间，以及该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相差多少。这位主管殖民地事务的大臣并没有进一步迫使各地殖民总督和其他行政人员采纳平均时间；然而，他的调查却鼓舞着其他人采取行动。行动缓慢地渗透进了行政指挥系统，但是到了1900年左右，在伦敦那份调查的刺激下，有好几个殖民地政府突然对平均时间有了兴趣。落实时间变化的法律和决议，不仅额外用了几年才得以通过，而且还是在没有受到宗主国中心太多监督和干预的情况下发展而来的。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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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很早就被分配了一个时区的领地当中，就有英属马来联邦(British Federation of Malay States)，马来半岛是四个受保护国的集合。在一种暴露了其缺乏指导和协调动力的决策模式下，政府公告宣布，1900年，联邦采纳吉隆坡当地时间充当整个马来联邦的平均时间。在官方公报中宣布变化的那份通告引起了官员们的热烈讨论：最应该选择哪个时间？如何才能与该地区其他英帝国领地取得最好的协调，以及新的平均时间应当与格林尼治时间有着何种关系？现在不同的提议被提交了上来，接下来浮现的问题，则为是否要把邻近的新加坡殖民地加进这一时区方案。新加坡的各位官员犹豫不决。特别是对运输船的船长来说，时间是由一个报时球信号提供的，它每天在UTC+6:55:25，即新加坡当地时间给出。“采纳一个与此冲突的当地时间将会造成巨大的混乱”，由此会给船长们带来的错误是“灾难性的”，新加坡官员们警告道。新加坡最终占据优势，并且说服了马来联邦的官员于1901年1月采纳新加坡当地时间。但这个安排仅仅持续了4年，到了1905年，人们发现转变至使用105度经线的时间更加方便。那个时间，UTC+7，英属海峡殖民地（British StraitsSettlements），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都在使用。那个比格林尼治时间要早7个小时的时间，成了某种地区性时间，把诸多甚至越过不同殖民大国界线的殖民地都整合了进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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