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其他许多地区，大致在同一时刻选择了平均时间。1903年，英国政府采用了UTC+8的时间作为中国香港的官方时间，这个时区很快受到了中国沿海其他城市的欢迎；然而，上海依旧沿用当地时间，比新的时区慢6分钟。1905年，英属北婆罗洲（BritishNorthBormeo）采纳了UTC+8，主要因为中国香港和胶州、菲律宾，以及中国台湾这样重要的地区中心采纳了同一时间。在选择时间的问题上，地区因素超越了国际和帝国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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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那有关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的时差的调查，在南非激起了通往地区统一时间的相似举动。1892年，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已经让比格林尼治时间早1.5个小时的时间成为它的平均时间。在那个时候，报时球服务正在一小部分城市中开展着，它们从位于开普敦的皇家天文台接收时间信号。1°19世纪90年代初的同一时间，英国殖民地纳塔尔（Natal）采纳了UTC+2作为它的官方时间，它从开普殖民地分离时保有的只是作为缔结条约国和受保护国的弹丸之地。就像这些年中很多城市和国家，纳塔尔在竭力保持准确时间。位于纳塔尔天文台的中央时钟动辄故障，而与制造商的谈判的屡屡拖延则耽搁了早在1889年就已经订购的替代物件。3年过后，新的官方平均时间引入了，纳塔尔仍然“亟需”新仪器。或许部分是因为纳塔尔的计时器被证明颇不可靠，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在相当接近的范围内保留两个不同的时间可谓麻烦重重，南非的多个时间于1902年合成一个时间。那一年，早于格林尼治时间2个小时的时间得以采纳，在开普殖民地、纳塔尔、德兰士瓦（Transvaal）、奥兰治河殖民地（Orange River Colony）、罗得西亚（Rhodesia），以及引人注目的葡属东非，它充当着铁路、电报，以及其他公共用途上的法定平均时间。"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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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殖民地的英国总督在各地区殖民地政府中发起了一场采纳通用的平均时间的协同努力，而且还包括了葡萄牙。作为同一倡议的部分，英国当局还联系上了西南非洲临近的德国殖民地政府。开普殖民地的总督所不知道的是，他那统一该地区正在使用的多个时间体系的计划，促使德国的行政人员首次遭遇到其海外领地遵守各个不同时间的问题。时间变革的动力并非源自柏林，而是在地区层面上浮现，在这个例子中还连带了一个外国殖民势力。德属西南非洲（German Southwest Africa）是第一个获得法定平均时间的德国殖民地。甚至是在英国当局跟德国当局联系以前，位于温特和克（Windhoek）的德国殖民地政府就已经在接收来自开普敦的天文台发来的每日时间信号。在德国殖民地政府的领地内，开普时间会被用来调校不同的时钟和仪器。12

尽管存在这些时间分发的纽带，但是德国殖民地的官员立刻怀疑起英国时间统一计划背后的政治动机。区域一体化与霸权空间和势力范围的联系太过紧密，以至于不能认为其是无害的而通过这个方案。与德国的时区刻画中欧地区空间的方式类似，德国行政人员如今将英国的行动与它想要在非洲获取霸权的野心联系起来。“这可能碰巧与英格兰的大非洲（Greater Africa）计划（grossafrikanische Pläne’），以及向已经在埃及占据主导地位的UTC+2时间靠拢有关”，德国外交部评论道。尽管德国人对此心存怀疑，但是在最终不参与地区时间计划背后则有着一个不同的原因。在英国的行政机构、德国人，以及莫桑比克的葡萄牙人的联合努力下，英国总督得以接触德国政府，但德国殖民地官员宣称UTC+2时间不利于当地的情形：太阳时太过偏离所提议的时间。在一个没有空调和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设施的时代，殖民地环境的气候之极端，决定了生活仍要以精确的符合太阳运作的方式进行。13

时间的全球史

·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旧称。——译者注

温得和克，纳米比亚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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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南非的德国殖民地官员不满英国的要求，但他们总体上对时间统一的想法抱有好感。他们的时间选择是现在德国自己的欧洲中部时间，它比格林尼治时间要早1个小时。因此，在1903年11月，德属西南非洲采纳欧洲中部时间作为其法定平均时间。就像在欧洲那样，在西南非洲，时间的分发、稳定而准确的时间信息的供应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对该殖民地计时状态的哀叹从未停止过。德国殖民地关于时间的种种麻烦持续了十多年，是在这十几年里支配殖民地计时的混乱和非正式性的一种能说明问题的明示。在德属西南非洲的具体案例中，在选定了该殖民地新的平均时间好几年后，关于领地实际上遵守什么时间的问题，仍然是迷雾重重，而且，对受保护国的时间进行统一的各种尝试业已用尽了。4

1908年，柏林的殖民部（ColonialOffice）收到一封来自一位住在德属西南非洲的欧洲公民的信件，来信大肆抱怨了一本关于德国殖民地生活的指南中信息不准确的情况。该指南表明，西南非洲的官方时间是UTC+1，然而，他发现殖民地设定的是温特和克当地时间，即行政首府的时间。柏林的殖民部着手维护自己的权威，并斥责了温特和克的德国总督没能服从此前的命令。毕竞，欧洲中部时间于1903年就得以正式采纳，殖民部提醒温特和克道。然而，令柏林颇感意外的是，结果证明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殖民部很快发现，受保护国的居民们很早之前就把关于时间的诸事项掌握在自己手中。15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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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4年建立殖民地之后的统治早期岁月，德国政府接收到来自开普敦的每日电报时间信号，并发送到沿海城市斯瓦科普蒙德(Swakopmund）。在这里，时间会被转换成斯瓦科普蒙德当地时间，后者充当着在受保护国全境计算当地时间的基础。然而，有线传输已经显示出其不可靠性；斯瓦科普蒙德的时钟受频繁的故障困扰；负责传输时间的公务员缺乏执行这些任务所需的技能。时间信号的每日偏差因此往往达到6到15分钟。正是为了改善这一计时乱局，温特和克时间才于1902年成为德属西南非洲的官方平均时间，这是柏林殖民部到现在才知晓的。为了避免时间从开普敦传来的、随后进行转换而必然产生的误差，时间信号现在源自一个更加精准的海军计时器（naval chronometer），它在不久前被安装在了温特和克自己的土地测量部内。 16

面对这些被披露的情况，柏林的殖民部几乎没能掩盖自己的沮丧。法律上生效的时间自1903年起就一直遭到忽略。但还会有更多的发现。柏林被告知，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缺乏强制性管控的情况下，殖民地行政机构的不同部门，以及铁路和邮政服务所使用的都是当地时间。伯恩哈德·戴恩堡（Bernhard Dernburg），这位殖民部部长本人因而下令采纳一个直到1909年6月一直未被使用的时间（欧洲中部时间）。他抱怨说，不协调的临时安排，只会造成一种“根本无法维持的局面”。又过了3年，到了1912年，殖民部才采取措施调查实施情况。在对这个调查的回复中，位于斯瓦科普蒙德的地区办公室（District Office）透露，它是在观察到奥塔维(Otavi）铁路上的时间后，方将其设置在时钟和手表上，这条铁路据说拥有一个可靠的计时器，用于对铁路时钟进行日常控制与调整。在对1902年调查的回复中，位于吕德里茨湾（Lüderitzbucht）的地区办公室只简单地转述说，在1905年或1906年，人们实际上并不能确定，总督到底是何时将铁路时间指定为受保护国的官方时间，而且，该命令后来还消失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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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科普蒙德，源自德语，意为“斯瓦科普河口”，现为纳米比亚亚要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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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也在多哥生根，这个地方通常为人艳羡地唤作德国的“模范殖民地”（Musterkolonie）。在殖民地的背景下，就改变平均时间进行的讨论通常是一场关于生活节奏的讨论，而这个节奏是由一个缺少宽容、严厉的太阳决定的。因此，好几个殖民地在夏季数月通过调整工作时间遵循非官方的夏令时方案，甚至是在真正的夏令时制度通过之前。在殖民地的语境下，夏令时主要是为了避免过热。当多哥的官方公报于1914年宣布，在每年的11月到4月之间，当地时间将提前15分钟，以便适应日光和热址的季节变化时，多哥的法定时间问题首次引起了柏林负责殖民地事务的行政人员的注意。正如多哥的总督解释的那样，这个通知基于一项可以追溯到1909年的安排（而柏林显然不知道这项安排），在这个安排中，当时殖民地政府曾招募传教士、邮政和电报管理部门观察准夏令时（quassummertime），“以便在10月至12月这数月间消除过早的日落时间对工作时间的影响”。然而，这次轮到柏林嘲笑越来越多证据所表明的单边行动了。殖民部建议，对多哥所处位置来说，最适合的时区是格林尼治时间，但却被告知，早在1907年洛美（Lome）镇的时间已经被宣布为多哥的平均时间。 18

在德属东非，正是一项由铁路方面提出的倡议，导致平均时间得以被采纳。东非铁路公司（East African Railway Company）作为殖民地主要的铁路运输运营商，带着一项使整个受保护国采纳法定平均时间的计划联系上了殖民地政府。此前，东非的生活遵循的是当地时间，在像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这样更大的城市中，是通过鸣枪来宣布当地时间的。1在那里，没有连接电报网络的传教士服务站和种植园，甚至没有报时枪（timegun）或电报时间信号可以遵循，而是利用简单的日晷来观测时间，或者仅仅基于太阳的位置和高度，并在天文年鉴的帮助下来推断时间。东非铁路最初使用他们自己的平均时间。每周一次，公司总部的铁路干事会通过邮局收到一个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时间信号，并且调校公司主钟，使其与它保持一致。1到2分钟的时差通常被忽略不计；在正常情况下，铁路官员不会调整时钟，直到下周，除非出现了严重的异常现象。因此，置于公司总部的主钟为人垂涎，它得到了保护，安全无虞，钥匙则藏在一个保险箱里。20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洛美，多哥首都。——译者注

\*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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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做法及其包含的广泛存在的不准确性，导致殖民地行政机构从1913年起开始考虑在整个殖民地范围内引入一个平均时间。怀疑论者认为，引入任何种类的平均时间，都将涉及与可视太阳时不可维持的偏离及可预见的问题。时间变革的支持者占优势地位。位于达累斯萨拉姆的殖民地政府最初赞成那条穿过乞力马廷代（Kilimatinde）镇的子午线，因为总的说来它坐落在靠近东西向中点的位置。很快，人们希望能够说服英国采纳一个与德国领地相结合的时间。21一旦这类期望落空，达累斯萨拉姆的德国官员便提议引人所谓的“莫希时间”（Moshitime），自1908年来便部署在英属东非的官方时间。部分行政人员对采纳外国殖民地时间表现出持续不安被视作“鼠目寸光的政治”（Kirchtumpolitik）而被撇在了一旁。最终，UTC+2:30时间，大致是穿过莫希（一个坐落在与今天的肯尼亚接壤的乞力马扎罗山下斜坡上的城镇）的经线的时间，于1913年10月得以采纳，充当德属东非的法定时间。因此，一直对采纳殖民地竞争者的时间和对遵守全球统一性有着种种担忧的德国官员，最终还是把地区的实际情况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 22

1912年到1913年间，德国殖民地引人平均时间，几乎与法国人、英国人，以及拉美人的努力同时发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见证了时间统一的另一高峰。在法兰西帝国，时间统一的发生与法兰西的大都市转换至格林尼治时间联系在了一起。多数法国领地似乎都在1911年和1912年采纳了以小时为范围的区时。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英属西印度群岛(British West Indies）和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则在1911年遵循了UTC-4时间。伦敦的官员们起先质疑采纳平均时间的效用，因为“在西印度群岛的气候中，即使是最佳计时器也缺少准确性”。在拉丁美洲，智利于1910年采纳了UTC-5时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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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一波时间标准化浪潮袭来，这次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场战争造成哈布斯堡、俄罗斯，以及奥斯曼等古老陆上帝国的分裂，推翻了欧洲的政治。新开拓的诸民族国家，或是苏联这样的例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起而代之。在殖民地的世界，战败的同盟国，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被剥夺了其殖民与帝国领地。然而，这些领土并未取得独立，而是被置于国际联盟的“托管”之下，一种主要由英国和法国管理的监护形式。政权更迭和战后的重新安排带来了行政重组，以及常常会出现的时间变化。在俄国和苏联，这些时间变化之一，本身值得独立地全面调查一番，因为经度的延伸、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过后政治变革之巨大，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在铁路线上遵循圣彼得堡时间（St. Petersburg time），但在其他方面则遵循当地时间，而在1919年至1924年间，俄国以及最终的苏联逐渐将其广袤的领土划分为11个时区。 24

在非洲，很多殖民地于19世纪90年代通过选用一个主要城市的时间作为平均时间，将之部署在整个领土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时间被改变成了反映以小时为基础的时区。在西非、尼日利亚（UTC+1）、黄金海岸（Gold Coast）、阿散蒂（Ashanti）、北方领地（Northern Territories）（UTC）于1919年采纳了新的时间，而冈比亚（UTC-1）则在1933年踵武其后。在非洲大陆东部，坦噶尼喀领地（Tanganyika Territory），此前曾是德属东非，现在则是英国管理的国际联盟托管地，它把其标准时间由UTC+2:30时间改成UTC+3时间。肯尼亚也于1928年改变了它的时间，它比格林尼治时间要早3个小时，但到了1930年又变回过去的UTC+2:30时间。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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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频繁来回更改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时间差异，引起了住在非洲东部的欧洲人的担忧。1936年，非洲东部的联合商会(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发表声明，反对地区式拼凑的时间标准。它坚持认为，地区式拼凑有害于商业利益，而且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方面。肯尼亚基于UTC+2:30时间运转，坦噶尼喀基于UTC+3时间运转，两地的官僚都不愿意做出分毫让步。一场非洲东部殖民地总督会议最终产生了一项提议，即采纳比格林尼治时间早2小时45分钟的时间。一开始，肯尼亚殖民地的行政人员担心这会违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传统。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皇家天文学家亲自回复道，虽然传统做法是采纳与格林尼治时间的差值是以整小时或半小时计的时间系统，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同“华盛顿时间会议（Washington Time Congress）上达成的任何决定”相对立。此外，这位皇家天文学家还继续引证好几个其他英国附屈国的例子，它们全都遵循着不齐整的平均时间：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海峡殖民地除了纳闽岛（Labuan）“和圣诞群岛（Christmas Islands）]改变了最初执行的时间系统，而且自1930年起便遵循着UTC+7:20时间；马尔代夫遵循着UTC+4:54时间；亚丁（Aden）和英属索马里兰（Somaliland）“则使用UTC+2:59:54时间；拉布拉多和纽芬兰遵循UTC-3:31时间；英属圭亚那则遵循UTC-3:45时间。不需要进一步的说服，肯尼亚官员便于1937年过渡到了UTC+2:45时间。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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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几内亚海岸。——译者注

纳闽岛，今马来西亚沙巴州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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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丁美洲，科学共同体围绕平均时间的价值展开的种种争论，早在19世纪80年代于欧洲举行的各式相关国际会议中讨论时间统一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唤起了，但是直到20世纪前几十年，行动方才随之出现。正如诸科学协会和期刊的迅速发展的景象所示，像巴西、阿根廷，以及智利这样的国家，把准确i而统一的平均时间当作科学现代性（scientific modernity）的一个方面对待，这些社会当中的新兴中产阶级都心向往之。拉美科学家积极跟进其欧美同仁的成果，如果可行的话在国际会议上也是如此。作为所谓的先进的、文明的国家地位的证明，科学现代性为人所拥戴。无论是在城市规划、医药与疾病方面，还是在认同和记录方面，面对着对作为现代性象征的科学与理性的全球性迷恋这一世界范围内的世纪末（fin-de-siècle）特征，拉美也没能全身而退。 26

在拉丁美洲这些有关平均时间的早期讨论过后，从地区科学国际主义中产生出了一种协调性的地区推动力。1901年，在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举行的第二届拉丁美洲科学代表大会（second LatinAmerican Scientific Congress）上，一项支持拉丁美洲采用时区的决议得以通过。随后于1908年至1909年在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hile）举行的第三届会议构想出一份类似提议。此时，各位代表接受指示，致力于说服本国政府采取行动。两年后，拉丁美洲科学代表大会与美洲国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协作，举行了会议，而后者于1910年改名为泛美联盟（Pan-American Union）。当美洲国家国际会议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时，泛美运动在美国被人视为通过影响拉美国家做决定的方式来巩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传统下美国在西半球势力的工具。在科学代表大会和1910年更具备政治导向的泛美联盟的两次会议上，科学家们宣称，“对那些直到如今方采纳格林尼治时区体系的国家来说，从1911年1月1日起采纳它将助益非凡”。促成该提议的科学家包括：查尔斯·狄龙·佩林（Charles Dillon Perrine），一位任科尔多瓦（Cordoba）阿根廷国家天文台（Argentine National Observatory）台长的美国人；弗里德里希·威廉·里斯滕帕特（Friedrich Wilhelm Ristenpart），一名领导着圣地亚哥的智利天文台的德国人；以及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er），另一名帮助运转阿根廷圣路易斯天文台的美国人，该天文台是一个由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机构。27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圣诞群岛，位于东印度洋，今属澳大利亚。——译者注

\* 英属索马里兰，非洲东部一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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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可能是拉丁美洲首个将它的时钟设成与格林尼治时间相一致的国家。正是19世纪90年代一份参加一场在意大利举办的会议的邀请，引起了秘鲁科学家和政客们对统一时间的兴趣。意大利的科学家们说服意大利政府组织一场会议，谋求将耶路撒冷作为通用子午线（universalmeridian）。向秘舟当局发出邀请可能是招募天主教国家的尝试之一。28尽管意大利政府已经对该计划正式认可，但是博洛尼亚的科学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里的罗马天主教圣保罗教士会的会士切萨里奥·通迪尼·德·夸伦吉（Cesario Tondini de Quarenghi）才是耶路撒冷子午线真正的鼓动者。费德里科·比利亚雷亚尔（FedericoVillareal），秘鲁利马的科学院（College of Sciences）的一位教授认为，考虑到1884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耶路撒冷不太可能会有希望。但是他承认，在华盛顿特区通过的决议并没有约束力。事实上，很少会有国家开始运用时区体系。他认为，当拉丁美洲由电报线连接着的领土日益增多时，秘鲁应是这些国家之一。此外，为了农业和其他科学进步，执行最精确的气象观测是必不可少的，而气象观测要求精确地测定时间。比利亚雷亚尔和与他同时代的拉美人，已经内化了对精确性和准确度的追求，这个追求也在驱动着他们的欧洲同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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