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20世纪伊始，秘鲁仍然缺少一个统一时间，而秘鲁人对这个话题表现出不间断的兴趣。1907年，利马地理学会（Lima Geographical Society）在其主席欧洛希奥·德尔加多（EulogioDelgado）的领导下积极游说外交部，促进秘鲁的时间统一。在像利马这样的大城市里，市政、邮局、火车站，以及其他公共时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同样的“不规则性”也困扰着其他城市。政府需要介入，以“防止人们感到迷惑”。3为了选择一个时区，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碰巧的是，东海岸遵循的UTC-5时间大致穿过秘鲁领土中部，这让这一时间很适合安第斯国家。随利马地理学会的倡议而来的，是比格林尼治时间慢5个小时的时间于1908年6月得到了采纳。新时间的执行和实现并非毫无阻碍。1910年，据报道，位于秘鲁东南部库兹科（Cuzco）那座宏伟大教堂里的时钟—“这是我们在埃尔库兹科（ElCuzco）唯一拥有的、以掌控公共部门的标准时间”，正如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言—受到了损害，超过一周停止运转。当地市民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信任另一个可用的替代品—市政府的时钟，“它总是与此前提及的那个时钟不一致”。一篇对库兹科的时间灾难进行描述的文章的作者，督促市政当局认真对待政府于1908年通过的决议，并在全国强制推行统一时间。只有在更有活力的时间政策的帮助下，在未来才能有更多可靠的时间，并且防止唯一信任的某个时钟的停摆引起的混乱。31

在巴西，政府将国家作为现代化引擎的治理动机，与国家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汇合一处，推动了对统一时间的采纳。回到1884年的本初子午线会议，巴西代表受命于佩德罗二世皇帝（Emperor PedroⅡ），在投票时与法国站在了一起。路易斯·柯尔斯（LuisCurls），这位里约热内卢帝国天文台（Rio de Janeiro's Imperial Observatory）台长则走得更远，彼时，他投票反对将格林尼治当作本初子午线，而非像法国那样弃权了事。与法国代表一样，克鲁兹在解释投票的理由时强调了需要中立的子午线，而不是一条贯穿具有国家意义的地方的子午线。可能是巴西与英国在奴隶制问题上进行的一场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得唐·佩德罗（DonPedro）站在了法国人一边；或者，这仅仅是一次抑制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并且间接地抑制其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和金融方面非正式力量的努力。此外，法国和巴西的天文学家在那些年中联系紧密。1874年到1881年间，里约热内卢的天文台由法国天文学家埃马纽埃尔·利艾（Emmanuel Liais）主持运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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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巴西为本国建立一个新的平均时间，又过去了30年。1911年，一位巴西海军上校在巴西历史、地理与人种学研究所（Brazilian Historical，Geographic, and Ethnographic Institute）发表了一场演讲，而该研究所是一个像极了彼时欧美科学协会的机构。当拉德勒·德·阿基诺（Radler deAquino）为争取巴西的时区而争辩时，他提到了国际通信、交通、商业，以及科学的需求。一如平常，他详细描述了时间混乱造成的严重情形：例如在桑托斯（Santos），圣保罗州的主要港口，铁路使用里约热内卢时间（Rio time），但是为了官方政府的目的，圣保罗州时间（Sãn Paulostate time）也得到遵循；同时还存在着桑托斯当地时间。其他州同样会使用它们自己的时间。一年后，巴西天文学家努诺·阿尔维斯·杜阿尔特·达·席尔瓦（Nuno Alves Duarte da Silva）出席了1912年的巴黎国际时间会议。他归来时确信，巴西需要一个时间体系，并决心说服巴西国会。他成功了，新的时间法律于1914年生效以后，巴西被分成了四个时区，依照格林尼治的零度子午线推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拉美国家紧随其后。乌拉圭原本在1908年将时钟设定为蒙得维的亚时间，1920年改换成了UTC-4时间。危地马拉从1918年开始遵守UTC-6时间。在阿根廷，自1892年来一直将科尔多瓦时间用作全国平均时间，到了1920年则改为UTC-4时间；乌拉圭在1920年选择了UTC-3:30；墨西哥则于1922年开始使用UTC-6时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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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小型岛屿和更小的领地采纳平均时间的时期。在这些特殊的地方，平均时间最有可能遵循一项将时区延伸至公海上使用的决定。直到1920年，大洋和公海才受到时间的影响。即使在那些更少担心实际应用问题的科学家和官僚所提出的抽象计划中，时区体系都从来没有真正地束缚住地球。或许各个大陆之间一直存在着想象中的时区，它们能让人从格林尼治子午线数起，弄清美国东海岸的正确时区。但是，船只在航行时并未遵循这些时区，因为正式说来它们并不存在。海上计时是无据可依的，所以通常只能采用临时的解决方案。举例来说，英国船只常常会保留两个时间。一个是带上船的计时器的时间，它被设置成了格林尼治时间，用来为船只导航。另一套计时器管理船上的生活和记录事宜。这些时钟通常显示的是在正午时分经过调整的太阳时，若一艘船在两天中午之间航行了很长的距离，就要随时间的进程予以调整。这类变动完全有赖于船长们在观察太阳位置的过程中的判断，这就让船上的时间变得无法比较。

在过去，要确认航海记录中的事件的发生时间是颇为艰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航海位置的不可比较性引发了特殊的问题。战争的结束还遥遥无期，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漩涡，冲突也愈演愈烈。1917年，法国海军开始研究在海上建立时区的可能，从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上算起，就像确定陆上时区那样。1917年5月，伦敦举行了一场会议，与会者是来自英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官员。此时正值战争高潮，而美国现在正式同德国及其盟友宣战。同年1月，德国恢复了无限制的潜艇战，在北大西洋击沉了不少美国船只。但是，这些进展都不足以说服汇聚在伦敦的军事与科学专家，让他们遵循海上时区；法国的方案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做法。3年后，另一场这样的会议召开了，法国的提议随即再次出现。1920年的会议得出了结论，在领海以外的海上建立时区，可谓获得“海上计时统一性”的最实际的方法。法国海军起草了一份海上时区边界的方案，此后，舰船上时间的变化将会在每个小时与跨越的时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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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随着大海在海图上标出了时区，好几个略小的岛屿领地也选定了平均时间。在这些地点当中，很多遵守的时间与格林尼治时间的差值是以半个小时或四分之一个小时计的。关于平均时间的设定必须与以小时为范围的时区相一致的观点，仍然没有达成共识。只不过渐渐地，许多怪异的分钟和半小时的差值被消除了。1929年，百慕大通过了一份《时区法案》(Time Zone Act)，它在1930年把此前的UTC-3:45时间改为UTC-4时间。两年过后，所罗门群岛将时间从UTC+10:40时间改为UTC+11时间；位于西太平洋的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Gilbert and Ellice Islands）先前遵守当地时间，现在则使用UTC+12时间。 35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中，对平均时间的逐渐拥护与时间政治的另一方面有关。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时间统一引起的太阳时和新的平均时间之间的时差问题不断加大。在潮湿的热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沙漠与草原上的剧烈温差下，在中东夏季的炎热干燥里，殖民地官员认为自己生活在永久的非常状态当中。他们不停地与气候斗争，与那些他们试图征服并统治的土著人相比，气候对他们同样带有敌意。每时每刻，气候变迁都在威胁着殖民事业使其脱轨。日光与温度和湿度密切相关；要设定一个平均时间，即便与太阳的节奏稍有不同，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会令当地的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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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心忡忡。

殖民地世界的危险气候，早在平均时间引起行政人员注意之前就使他们十分苦恼。一种广泛存在的信仰遍及当时的医学话语，它认为，欧洲人在“种族的”层面上不适合在热带气候条件下进行体力劳动。这样的观点反过来推动殖民统治的政府官员与倡导者下定决心雇用当地劳动力。但在许多行政任务上，殖民地的领主们不愿意依赖未经训练的本地工人。因此，德国或其他欧洲的办公室职员发现，自己位于殖民地夏令时辩论所关注的中心。

当殖民地官员开始讨论为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选择统一的平均时间时，针对在柏林的上级提出的无知建议，他们摇头表示怀疑。作为对当地情况完全陌生的人，他们的提议“完全无视热带的时间情况”，达累斯萨拉姆的政府官员如此指责柏林的殖民部。在达累斯萨拉姆，欧洲人只能在当太阳升起，“成群的蚊子”和其他携带传染疾病的虫子冒出来之前，方可进行娱乐活动。36与气候紧密相关的是工作时间的问题。殖民地官员急切想要给政府不同部门的职员在工作时间上强加某种形式的统一。但至于何为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意见不一。带有很长的午休时间的工作时间，早晨开始得早、下午结束得早的工作时间，或者如铁道部要求的，将办公时间延长至下午晚些时分。无论个人喜好为何，对殖民地政府来说，在夏天或冬天，工作开始得早些或晚些以便遵守非正式的夏令时，这并非不常见。在德属西南非洲，司法机构下令规定了一个这类夏令时，用在10月和4月之间，彼时，工作时间将比一年当中其他时候早半个小时开始和结束。在这一切之中，缺乏准确的时钟和时间分发机制作为一个加重苦难的因紧也经常被提到。 37

到了殖民地行政机构为海外领地考虑规范而正式的夏令时时，像这样的德国殖民地已经不复存在，并转交给了新的统治者。像英国这样的其他殖民大国，无论是在此前属于德国殖民地、如今被国际联盟托管的地方，抑或帝国的其他地方，都对实行夏令时非常感兴趣。根据殖民地的环境，使用夏令时比采纳平均时间更让殖民地政府倾向于采取会增加现有时间系统的异质性的种种措施。1919年，黄金海岸（1957年改称加纳）把格林尼治时间作为其法定时间，同时将UTC-00:20时间合法化为3月到10月的夏令时。3同样，1932年，塞拉利昂政府致信伦敦的殖民部，宣布其夏令时计划。从10月到次年3月，时钟要提前20分钟。就像之前德国殖民地当局一样，塞拉利昂的英国殖民地官员认为，“向欧洲人和非洲人提供更多的白天娱乐时间颇为重要，这对热带地区的健康十分关键”。当地商会和弗里敦（Freetown）市议会已经批准了这项计划。然而，伦敦并没有被说服。“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做出如此重要的改变”，一位殖民部官员这样答复来自西非的信件。3烦扰这位官员的，不是在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里，与时区系统不符的平均时间具有的“不规律的”属性，而是通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法案仅仅是为了获得区区20分钟的日光的想法。塞拉利昂最终得以通过该提案，但是随着1939年战争的爆发，因为《紧急权力（国防）法案》[Emergency Powers (Defense) Act]的缘故，塞拉利昂不得不改为全年使用格林尼治时间。1946年2月，战时的修正成为永恒。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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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亚，殖民地的夏令时可谓一个特别有争议的事件。肯尼亚在1920年采纳了UTC+2:30时间。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肯尼亚的立法机关曾好几次考虑采纳“夏令时”，因为辩论的参与者和行政人员在交换意见时都提到了它。然而，得到讨论的，仅是通过把殖民地整年的时间都永久改变为一个与日光有着更有利联系的平均时间—UTC+3时间。1在时人的理解中，殖民地的平均时间与日光的效果密不可分，因此，多年来的磋商所指向的是将领地的平均时间永久改为“夏令时”的措施。在肯尼亚，改善日光状况的第一次尝试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彼时，立法委员会讨论了“一个作为标准的时区，它可使白昼时间得到更好的利用”。42在后来的年岁里，之前，时间问题还曾7次现出现在国会议程上，指导在1928年达成了一项解决方案。那一年，一个被称为施瓦策船长（CaptainSchwartze）的男子，一位东非殖民地的欧洲居民，在此前的一次尝试以3票的微弱之差被挫败后，再次把夏令时的问题带到了肯尼亚的立法机构跟前。施瓦策对事情最终会得到解决抱有希望。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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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敦，塞拉利昂首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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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微弱的失败导致一个委员会接受任命，负责从广泛的团体和职业当中收集关于这个提案优缺点的证据。对在炎热的热带气候下的健康和娱乐生活的担忧也推动了对一个带有夏令时优势的平均时间的采纳，而这一担忧曾经促使德国行政人员在20世纪初采取行动。如果时钟提前半个小时，殖民地的欧洲人口就能在工作结束后和黑夜降临之间多出半个小时的时间。负责夏令时的委员会解释道，“医学证据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并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在热带地区，“普通个体需要大量的锻炼，而每天晚上的娱乐都会带来可观的收效，这些收效以精力、健康和活力的形式呈现”。

如同数年前的欧洲，反对意见倾向于通过采取不同于法律上强制调快时钟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结果。为什么不通过法律勒令商店在4点半而非5点关门，因而可让员工“获得他们亟需的锻炼”，反对意见如此问道。“一名议会成员，德拉米尔勋爵（Lord Delamere），一个在肯尼亚有影响力的英国殖民者，他还在为将时间理解为一个抽象的、移动的网络而努力。德拉米尔提醒道，在新时间制度下，职员将不得不在早晨7点30分而非8点开始工作。就像他在欧洲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德拉米尔想象的时间制度中，吃饭、睡觉，以及其他节奏都是固定的。在上午早起1个小时后，人们不能提前吃饭和睡觉。到了1928年，欧洲人仍在同抽象时间的种种特征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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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着。“

即便在肯尼亚，一个有着大量欧洲人的殖民地，计时系统依旧处于一种临时状态。由于该殖民地缺乏一个准确的计时器和时间分发体系，许多农场依靠太阳时运作。立法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对这方面不抱任何幻想。“根据观察我能说的一切，”他报告道，“即普通农场的一般时钟仅仅是一个机械装置，用来将昼夜的组合划为24个相等的部分。它与实际时间的关系一般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的误差……这些时间与国家的标准时间的关系常常被忽略了。”最后，那份要将肯尼亚的时钟拨快30分钟、确定UTC+3时间为平均时间的提议以19票对12票获得通过。努力争取来的胜利没能阻止肯尼亚仅仅在两年后便转回UTC+2:30时间，因为当时受到了太多抵制。 46

十多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英国殖民地、受保护国，以及领地通过执行以节能为目的的夏令时，以支持英国的战争。然而，在随后的年月里，由于当地居民的抗议，这个实验在几个地方逍到了弃置。在南非，“最愤愤不平的反对者是农场主，他们无法改变日常生活以适应‘夏令时’”。澳大利亚报告了同样的疑虑。“去年，大部分澳大利亚人有着很强的不满，尤其是农村居民，他们说夏令时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常规，他们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需求十分不同。”《澳大利亚时报》（Times ofAustralia）如此说道。4经过了1942年进行的一场一次性试验之后，英属贝专纳（Bechuanaland）保护国和西南非洲行政机构（曾经是德国的殖民地，现在归英国和国际联盟监护）决定在次年不恢复夏令时。欧洲人已经拒绝夏令时，而且不管怎样，“非洲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是从太阳那儿获取他们的时间”。在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托管统治的出现，以及英、法在地中海东部的势力，阿拉伯中东地区的领地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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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专纳，今非洲南部内陆国家博茨瓦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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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2平均时间。战争期间，英国常驻开罗公使，“从统一性考虑”而采取行动，于1944年和1945年宣布埃及、巴基斯坦（如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外约旦（如今的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塞浦路斯都采纳夏令时。 48

\*★★

在以前的殖民列强关于时间变化的通信汇集档案中，殖民地的本地人几乎是缺席的。在精巧的计时与时间分配方案的帮助下，规训殖民地子民的各类尝试并没有在跨越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当地官员与柏林或伦敦的殖民部之间来回邮寄的通告中留下痕迹。有时，相反的情况似乎发生了—德国殖民地的白人官员的工作纪律，处于存在隐患的气候下的娱乐和工作休息的需要，都受到了仔细的考查。档案的沉默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时间的测量和发配没有服务于对各殖民地社会的监视和控制，然而鉴于时间的不稳定性，哪种官方时间能够发挥这一功能是存疑的。

欧洲时间的主要说客似乎是传教士和当地劳工的雇主。在雇用非洲人和其他人从事位于纳塔尔或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东南亚的橡胶种植园，以及南非的煤矿里的痛苦工作时，欧洲人让殖民地人民臣服于严酷的规训与惩罚制度。随着所谓的瓜分非洲的开始，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很多欧洲国家内部被吹捧成殖民主义的巨大恩惠。当所谓的土著居民拒绝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去支持欧洲的雇佣劳动时，他们的殖民地统治者利用了大量旨在迫使非洲人求职的措施。剥夺和征用财产，过高的房屋税，以及结婚费—后者只能以殖民者发行和使用的货币来支付，这些都是最臭名昭著的胁迫土著居民成为雇佣工的方法。不愿执行与殖民地民族的文化、社会，以及宗教信仰相冲突的某些特定任务，通常会被视为怠惰。非西方社会被污蔑为怠惰的，而体罚便在意料之中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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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围绕时间的冲突也会从记号和计算的变化中浮现出来。英属纳塔尔殖民地的祖鲁人（Zulus）在计算月份时以月亮和星星为凭依，并且把一年分成13个月（moons）。一个周期大约28天，随后是一个月际(interlunary），一段无月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敬重黑暗，并且放弃工作。殖民地官员、雇主，以及当地工人围绕着工人何时应得到报酬频繁发生冲突，因为欧洲的月份遵循的是不同的计算方法。除了雇主之外，殖民地的传教士最为渴望让土著居民改宗，贯彻基督教的惯例和仪式。像位于开普敦的勒弗戴尔（Lovedale），由英国传教士管理的教会学校，由一套工作和学习紧密结合的生活规则管理，在那里没有“空闲”时间。通过输出他们组织时间序列和使用时间的方法，传教士深深地干预着土著的语言和想象。让和约翰·科马罗夫（Jean and John Comaroff）展示了英国传教士是如何系统地寻求改变南非土著茨瓦纳人（Tswana）的基本生存方式的，例如工作、住房，以及衣着。重组土著时间一直都是此类努力的一部分。一开始，其目的主要是赋予土著日常生活一种节奏和结构，从而打破“原始”社会永恒轮回特性的单调循环。考虑到殖民地国家引用官方时间的不完整性和不稳定性，殖民地劳工制度和殖民地学校教育的残忍，至少是在最初的时候对非西方社会中真实与想象的时间构成了一种严重侵犯。

除了殖民地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对统一时间的缓慢接受，冲突是时间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的另一肇因。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占领，以及随后脱离外国统治的独立，都是时间变革、夏令时推广等事件的强大动因。官僚机构确认的时间迟些时候才得到采纳，但总是变动不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于1916年引人雅典时间（Athens time）作为国家的平均时间，它比格林尼治子午线的时间大约快上一个半小时。1919年，战争结束后，希腊改为UTC+2时间。数月过后，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高级专员宣布，土耳其（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一定要在这一年引人夏令时，并且希望看到希腊如法炮制。盟军在一个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地区之间的频繁互动，使人们建议为方便协调的目的而采纳公共时间。希腊当局表示拒绝，并在精心准备回复的过程中获得了希腊国家天文台（GreekNationalObservatory）的帮助。2有一段时间，希腊与土耳其围绕东地中海的影响力、领土、人口，以及边界大打出手，政治原因肯定在说服希腊拒绝“土耳其的”夏令时的过程中起了作用。几乎还没过两周，希腊军队入侵并占领了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沿岸的士麦那。作为大量希腊东正教信徒的家园，这座城市为希腊对奥斯曼土耳其领土的主张提供了佐证，这一志向是由盟军在战争时期对获取领土的承诺培育出来。大约一年后，希腊依然占领士麦那，其领土主张仍未得到解决，驻君士坦丁堡英国高级专员再次下令要遵守夏令时。士麦那的希腊当局拒绝执行他的指示，理由是会给城市居民带来不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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