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1. BNA CO 267/687, An Ordinance to Amend the Alteration of Time Ordinance, 1932, February 7, 1946.

1. BNA CO 533/380/8, Kenya Legislative Council, Report of Select Committee on Daylight Saving, n.d., 28.

1. Ibid., 79.

1. Ibid., 74.

1. Ibid., 80, 75.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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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Summer Time," The Times of Australia, August 28, 1944.

1. Keletso Atkins, The Moon Is Dead! Give Us Our Money!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an African Work Ethic, Natal, South Africa, 1843–1900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3); see also Frederick Cooper, "Colonizing Time: Work Rhythms and Labor Conflict in Colonial Mombasa,"in Colonialism and Culture, ed. Nicholas Dirk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209–245; Alamin Mazrui and Lupenga Mphande, "Time and Labor in Colonial Africa: The Case of Kenya and Malawi," in Time in the Black Experience, ed. Joseph K. Adjaye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97–119, here 98. 关 于传教士、殖民劳动以及时间，参见Nanni, Colonisation of Tim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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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54, 1.

1. Ibid., 2.

1. Ibid., 2.

1. BNA CO 323/815, Royal Observatory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22, 1919; CO 323/904,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Union Telegraphique to General Post Office, Berne, April 18, 1923; General Post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April 27, 1923; undated memorandum, Heure légale in British colonies; DO 35/1123, Royal Observatory to Dominions Office, January 26, 1944.

1.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sp. chp. 3.

1. BNA DO 35/1123, Table Showing Standard Times Kept in the Dominions; RGO 8/84, The Robert Ramsay Organization to Royal Observatory, New York, April 9, 1930.

1. 参见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and David Ekbladh,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2010)，这两本书是论及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努力的历史的越来越多的文献中的两个例子。关于战争与技术创新，参见FriedrichKittler,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trans. Geoffrey Winthrop- Young and MichaelWutz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书中关于打字机的那章。

1. RGO 8/84, Royal Observatory to Imperial Airways LTD, March 19, 1937.

第三章 从国家时间到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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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dgar Ansel Mowrer and Marthe Rajchman, Global War: An Atlas of World Strategy (New York: W. Morrow and Co., 1942); Leonard Oscar Packard, Bruce Overton, and Ben D. Wood, Our Air-Age World: A Textbook in Global Ge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4); George T. Renner, Global Geograph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44); Grace Croyle Hankins, Our Global World: A Brief Geography for the Air Age (New York: Gregg, 1944); Leon Belilos, From Global War to Global Peace (Alexandria: Impr. du commerce, 1944); Henry Harley Arnold, Global Mission (New York: Harper, 1949); Herbert Rosinski, India and the Global War (Cambridge, MA: American Defense, Harvard Group,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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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殖民地时间大战

全球化的不均衡性，不仅仅体现在统一时区和平均时间的传播当中。不均衡的全球化，还导致“革新的”时间与古老的时间共存，以及正如在夏令时的例子中所观察到的，还导致时间规范与对自然的和生物物理的（biophysical）节奏的结合。在非西方世界，这类混合时间常常源自统一而革新的时间、当地信仰，以及对时间进行阐释的一种融合。在非西方社会中，对欧美时间的回应、再阐释、拒斥，以及采纳，是由欧洲人在遥远海岸上遵遇到的，或力图建造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塑造而成的。由于欧洲的殖民统治在各地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存在很大差异，当地社会接触到被强加的异已时间概念的方式和制度也相应存在不同。

那些受过教育、接触过欧洲课程的殖民地子民，如今供职于同多样化的时间相联系的开放空间，如欧洲的行政机构、办公室，以及生意场的低等职位，但对此却并不总是报以感激。在殖民地的工作场所中，采纳官方平均时间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则是另一个这样的场所。例如在印度这一殖民地语境中，截至19世纪晚期，英国人的存在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因此催生出一个受过英式教育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开始谨慎地质疑英国统治（Raj）的方方面面。因此在英属印度，特别是在孟买，针对英国在次大陆上采纳格林尼治时间的计划的回应是由一种当地的与国家的、印度的和孟买的身份认同的特殊融合推动而成的。英国官员可能会把拒绝服从英国时间看作是无法克服的落后的证明。但是，印度对运用孟买当地时间而非殖民者的时间的坚持，成为“印度”民族集体身份的象征，因而是印度政治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殖民者的时间的拒斥，既构成了一种创造历史和身份的尝试（这些历史和身份并非根据英国就一切事物所持的时间尺度予以衡量），也拒绝了印度在通用时间的全球地图上被指定的位置。

Raj，1947年前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的代号。—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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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截至19世纪末，英属印度已经成为帝国的关键部分。经济上，英国与印度的贸易顺差抵销了与德国、美国的贸易不断增长的赤字，使得英国和印度都变成一个有着多边关系的复杂体系的中枢。军事上，印度军队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储备，不仅是为了确保英国在次大陆上的统治，而且，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它在亚洲全境的利益。财政上，印度的收益帮助释放了伦敦市的资源以用于投资其他地方，此外，还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金本位制货币体系。然而，哪怕是在这里，大英帝国的心脏，殖民地国家也只是较晚且勉强地统一了其治下正在使用的几个时间体系。

如果说殖民地的英国官员行动迟缓，那么，同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的科学组织和协会则热切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只有在这些组织的刺激下，英属印度政府才在按理说是帝国基石的地方实行了单一时间。一旦它这般行事，其部分子民的反应可谓饱含敌意。平均时间在整个印度的引入，与英国人在印度制定的其他一些多半不受欢迎的措施相一致。新的时间体系激怒了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他们正小心翼翼地开始描绘未来印度的自治（self-government）。有一座特殊的城市成了英国当局和殖民地社会之间长期冲突的舞台：孟买，一个位于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商业与知识中枢。时间变革，以及与英帝国统治者强加的时间的接触，使得当地城市身份、全球一体化，以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主义者共同体的锻造之间出现了可见的、不同规模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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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孟买城经历了深层的变革。距这块次大陆很远的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在这些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国的棉花生产与出口被无限期叫停，这就迫使英国的纺织业要在其他地方确保其原材料的供应。英属印度成了这些出路之一，而孟买，印度在西海岸上的门户，负责了大部分的棉花出口。美国的内战使孟买迎来了名副其实的繁荣。虽然这种增长状态没有持续，但是该城的商人们很快便发现了其他获利匪浅的事业，既能受益于次大陆先前完工的基础设施项目，从全球来看又能受益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这条新的通衢，一下子缩短了孟买与伦敦之间航程的40%以上。 2

伴随着孟买引人注目的商业崛起的，是该城社会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孟买的地理位置一直都使其成为各式各样的贸易共同体的中枢，这些特质因孟买对英国体系与日俱增的重要性而得到巩固。资本的流入吸引了来自邻近地区的富有的企业家，以及来自南亚次大陆更偏远地区的外来劳工来到该城。同样，该城本就斑驳的，主要由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以及帕西人（Parsis）构成的宗教景观，也在这类流动的进程中变得愈发多样化。这些主要是因为得到改善的通信和交通而得以维持的纽带意味着，“截至19世纪，孟买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无疑是波及全国的”。流露出自信的孟买市民把自己视为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先驱，宣称他们的城市为“印度第一都市”（Urbs Prima inIndis）。该城的景象可谓是生机勃勃，当地报纸以各种语言发行，好几个协会与民间社会组织经常举办有关政治和智识事务的激烈辩论，并且共同催生出一个活跃的公共领域。 2

第四章 殖民地时间大战

帕西人，也作Parsees，即波斯人，为了逃避穆斯林的迫害而从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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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座城市，一趟被错过的火车再次创造了历史。1881年，英国驻孟买总督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没能通过他的车票计算出自己的行程，彼时，同时存在的多种不同时间与时刻表，并被运用在孟买全境的铁路线、电报，以及当地市政厅大楼。弗格森抵达车站已经迟了，而当火车没有载着总督便离开时，可想而知他对一切与时间有关的事物都生出“怒气”。5一个想法诞生于这一困扰，即统一这个地区正在使用的各个时间体系。在孟买城周围的更大行政单元，孟买管辖区（BombayPresidency）以内，好几个时间被保留了下来：孟买和浦那（Poona）拥有各自的当地时间；艾哈迈德巴德（Ahmadabad）“则遵循马德拉斯时间（Madras time）。弗格森的措施将要满足一个双重目标：克服铁路时间与孟买遵循的其他时间之间的不一致；克服管辖区内的其他差异。

在加尔各答，弗格森或任何旅行者将遭遇到类似的时间大杂烩，正如几年过后一位对更统一的时间的倡导者对这个持续困扰的问题的描绘。“我们不该再让邮政总局外面那个时钟显示一个时间，而让豪拉斯(Howrath）站台上的时钟显示另一个时间”，这一抱怨所指的是加尔各答主要的火车站时间。在更统一的时间制度下，这份报告继续道：“旅行者不必再繁杂地算出何时（当地时间）不得不离家赶火车，而它在另一个时间（马德拉斯时间）驶出。如果他要去缅甸，或沿河而上前往阿萨姆邦(Assam），当抵达目的地时，他不需要焦急地打听当地正在使用的时间，因为它将完全等同于他的手表所显示的时间；如果他要朝马德拉斯、孟买，抑或德里的方向旅行，他必须记住的只是那儿的时间正好比他的手表显示的时间要晚1个小时。”在孟买，共存的多个时钟时间同样混杂着，弗格森总督只是忘记考虑他所在的城市的时间和铁路时间或马德拉斯时间之间的差异。

时间的全球史

浦那，位于印度西部，在孟买东南方约140千米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第二大城市。—译者注

艾哈迈德巴德，印度一西部城市。—译者注

\*马德拉斯，金奈（Chennai）旧称，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TamilNadu）首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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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数十年里头，苏格兰裔加拿大工程师桑福德·弗莱明，全球时区系统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在各个会议和代表大会上频繁发言，他通过提到自己因时刻表与当地时间的模糊关系而在苏格兰错过火车这段经历，对时区概念大加赞美。弗莱明的经历，可能与围绕着孟买总督的都市传说有关，也可能没有。无论如何，1881年11月8日，弗格森启动了他的计划，并告知孟买市民：“自1881年12月1日起，马德拉斯时间将用于所有政府控制下的部门，而且应当是用于一切目标的官方时间。”“为了统一性，除了政府和铁道之外，公众也获邀接受马德拉斯时间。马德拉斯时间比孟买当地时间大致早40分钟。从19世纪50年代起，较短的本地与区域铁路线开始在这块次大陆上扩张并连接，这个时候就有必要为主要铁路分支制定一个首要的时间标准。在公众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的情况下，马德拉斯时间自1862年起就用于电报，而在铁路方面的运用则始于1870年。

1881年马德拉斯时间引入孟买城完全出乎当地百姓的意料。各家报纸很快便反对这项举措。一家报纸的话所说的“没有很好的理由”，即总结了这些反应。另一个泄愤式的观点则认为，虽然马德拉斯时间在政府部门的情况或许可以预料到，但是，该城公共时钟肯定会继续使用当地时间，因为没人能够想象真正的太阳时被一个新的时间标准取代。孟买的英国和印度居民开始用英语和印度语致信孟买最为人广泛阅读的期刊的编辑。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抱怨是，新时间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白昼与黑暗之间的关系。在马德拉斯时间下，因为被调快的时钟，政府职员被迫“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留给他们的选择，要么是摸黑起床，要么是快速用完早餐，草草通勤。马德拉斯时间有着把日出与工作之间的时间缩短半个小时的影响。这类抱怨预示了有关夏令时的种种讨论，大约20年以后，它们会折磨起身处欧洲的英国观察家们来。 10

第四章 殖民地时间大战

阿萨姆邦，位于印度北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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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批评直指时间变更带来的混乱与误解。一位用笔名为“反对专制”的读者哀叹说，在马德拉斯时间引入以前，对多个时间进行比较只对乘坐火车出行来说才算必要。而现在，生活的每个瞬间都需要比较。甚至是简单的两人会面都需要提问：“假如我遵循并使用的是马德拉斯时间，我怎么知道约翰和史密斯也是一样呢？”另一位读者则描述了孟买市政府成员的一场集会（也即当地政府的一个机构），由于时间的变更，与会者抵达时或提前或迟到了半个小时。1“困惑”和“误解”是1881年11月后描述孟买出现的情形时最频繁用到的词。政府的造船厂和警察局使用新的马德拉斯时间；圣托马斯大教堂的时钟已经调成了马德拉斯时间；在私人办公室、学校，甚至是高等法院，却仍在使用孟买时间。“因此很多人都感到了极大的不便”，《孟买新闻》（BombaySamáchár）写道。12如同在欧洲那样，部分人士选择把时间的变化想象成仅仅是命名的变化。“我们现在所谓的6点，将来则会被要求称作‘6点半’”，这份英国报纸的一位印度读者解释道。这样的修正根本不需要改变习惯。那些在10点（在“真正的”太阳时下）抵达工作场所的人，仍然在那个时刻工作，只不过是转而称其为10点半。 13

就像在巴黎和柏林一样，在孟买，旧习难改。弗格森总督同19世纪的其他官僚一样，经历了一番困苦方才知晓，命令使用新时间并不能保证它被认真对待。在弗莱明那备受争议的措施通过后的数年里，讨论和抱怨从未完全止息。迟至1883年，《孟买公报》（BombayGazette）不无幸灾乐祸地评论道：“不妨顺便提及，马德拉斯时间不曾被引入任何一家孟买俱乐部。”“4另一篇文章指出，公共时间没有多少改善。“如今向公众展示的很多时钟被认为对公共信息毫无用途，因为它们都是乱七八糟的，正确的计时钟（time clocks）的可用性，都被错误的计时钟给抵消了，除了少数知道碰巧具体哪个时钟表示哪个时间的人之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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