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在当局与当地市民之间的斗争中，孟买大学的时钟变成一个备受争议的对象。这个钟塔在1882年从英国海运过来，并安装完毕，但大学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缺少在夜间照亮钟面的费用。筹资的努力把市议会拉上船，但是，议会成员明确规定该钟须显示孟买时间。弗格森总督不以为然，除了“他的”马德拉斯时间外，他拒绝批准提供时钟展示其他任何时间的资金。然而，他愿意为照亮一个设定成马德拉斯时间的时钟付费。1883年4月，本身支持孟买时间的孟买商会（Bombay Chamber of Commerce）成功驱使大学评议会（university senate）针对显示马德拉斯时间抑或孟买时间的问题进行公决。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这所大学选择了孟买时间，这导致市政当局立即切断显示“非官方时间”时钟的维持和照明的资金支持。政府当局毫不倦怠地反复强调，“鉴于这个时钟将沿用孟买时间，因此省里不会拨出一个卢比，好让市民们看到它没有采用“官方’时间”。17

1883年4月，公众对孟买的时间问题的失望达到最高潮。各家报纸接连不断地要求应当恢复孟买当地时间，直到詹姆斯·弗格森总督最终屈服于占据优势的公众的压力。为了挽回颜面，弗格森试图归罪于商会。据说是商会推动了马德拉斯时间在1881年引入；而如今，两年过后，同一机构却变心了。由于商会不再相信孟买遵循马德拉斯时间是有益的，1883年3月，政府便随之而动，下令回到孟买时间。无论责任归咎于谁，在媒体上，弗格森的回心转意被歌颂成民意对政府的胜利。1881年至1883年，英国政府将当地时间改为铁路时间的尝试引发了孟买城内英国和印度居民的反对。形塑了这些反应的，是一种强烈的当地城市认同，它拒绝接受把一个敌对的印度大都会的时间当作新的平均时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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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15年里，在整个次大陆上，官方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时间依旧多种多样，马德拉斯时间或铁路时间得到零星的运用。一份1903年的报告估计，在某种程度上，马德拉斯时间在旁遮普（Punjab）、俾路支（Baluchistan）、信德省Sindh，卡拉奇（Karachi）除外、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以及马德拉斯管辖区为人所遵循。缅甸遵循着仰光时间（Rangoon time），而印度其他地区则认可某些版本的地区或当地时间。1只有当欧洲的科学协会和组织日渐依赖包含愈发广布的分支和联络点网络来获取关于时间运用的信息时，统一时间的问题才再次回到英属印度和别的殖民地行政人员的议程上。1897年10月，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下属的地展调查委员会（Seismological Investigation Committee）的一名教授兼成员向伦敦殖民部提出了一个请求。这项提议经过层层转手，最终落到印度政府面前。正如这位科学家所解释的那样，他正准备出一本书，罗列“世界各地的当地时间与格林尼治平均时间的差异”，他希望这个工具能证明其对精准预测地震时间是不可或缺的。类似这样的列表有助于在整个大英帝国宣传计时的“情形”，唤醒了对当前混乱局面的认识。翌年，1898年，以相似的方式书写的，还有英国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Royal Scottish Geograp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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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RSGS）的一番通信，它引导了平均时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引入，还抵达了伦敦的印度事务处（IndiaOffice）。印度将成为另一个由于科学协会的倡议而改变时间体系的地方。20

RSGS声称：“在世界各偏远地区之间快捷出行和通过电报不断交换新闻的时刻，对建立一个通用的“标准时间’的渴望变得愈发明显。”21在为更统一的时间辩护的过程中，地理学会指出了一项与享有帝国地位的英国很不相称的、令人震惊的非常规做法：1895年的“海军时间信号表”(“Admiralty List of Time Signals”)的通行本中罗列了153个为船舶和导航提供时间信号的站点。然而，94个站点发射的是格林尼治时间，剩下的59个站点发射的时间信号则依据不同的子午线，而且大多还是依据当地时间。让地理学会全然沮丧的是，这些失常站点当中有21个来自欧洲和北美之外的英属领地。为了结束这个可悲的事态，有人强烈建议在海外的英屈领地上引人入格林尼治时间。此外，将英国时间扩展到其海外领地，还意味着“废除现存的野蛮安排，这种安排配不上这个想要装出文明样子的国家，它让各地都沿用自己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正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即便在马德拉斯时间在印度的铁路和电报上得到正式采纳以后，铁路时刻表和官方电报手册还在继续印刷当地时间和平均时间之间的差异，甚至多达41页。正如另一位观察者评论的那股，这直接鼓励了“现有的不便而陈旧的体系的维持”，构成了“对更为理性的体系得以采纳的阻碍”。 23

在新时间将遵循与格林尼治有多少时差的问题上，意见则不那么一致。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建议在整个大陆上采纳比格林尼治时间快5个小时的时间。24学会的伦敦主要分部虽然站在皇家苏格兰地理学会一边，支持其对印度时间改革的普遍呼声，但还是提出了一份不同的计划。它承认建立一个以小时为范围的时区和时差的愿望是可取的，但也警告说，“试图强加任何不符合实际便利这一必要条件的统一体系，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正如它所解释的那般，比格林尼治时间快5个半小时的子午线，正好把这块次大陆给分成了几乎相等的两半。2简言之，人脉颇广的科学学会成员，甚至已经将目光投向了美国，并考虑为南亚建立一个以小时为范围的多时区体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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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术学会与协会的联合努力，暂时没能说服殖民地官员启动时间统一的进程。乔治·F.汉密尔顿（GeorgeF. Hamilton），印度国务大臣回复说，“采取诸如各学会建议的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此外，他论说道，马德拉斯时间已经是正在使用的统一时间。国务大臣预见到，“在像孟买、加尔各答，以及卡拉奇这样的地方规定使用一个新的平均时间，会面对相当大的实际难题”。印度横跨了几条经线，距离之长以至于使用单一子午线困难重重。“得承认的是，某一天改变或许不可避免。但与此同时，让不同的体系运行看似还可取；而且当改变的时机到来，对做最终决定来说，其他国家的经验不失为一份可用的指南。”他的回复到此结束。 27

如果说伦敦和加尔各答的官员们还在犹豫是否要强加时间的变更，那么，满脑子改革思想的科学家们却没有心软。在1902年，另一个协会，这回是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下属的天文台委员会（Observatories Committee），向殖民地政府强调了印度平均时间的议题。一收到最新的通信，约翰·埃利奥特（JohnEliot），一名供职于印度政府的气象学家兼印度天文台的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就坐了下来，对过去这些年里收到的各种提议全部进行了评估。埃利奥特得出结论，从马德拉斯时间转换至格林尼治以东5小时30分钟这一时间标准，诚可谓一项改进，但是考虑到国际科学之目的，采用比格林尼治快5个小时或6个小时这两种时间会更可取。然而，尽管做出了这样的评估，埃利奥特还是改变了主意，并最终支持单一时区（one-zone）解决方案：UTC+5:30将“开始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国家保持一致，因为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文明国家已经采纳了某种形式的国际时间。一个运行良好的谣言机器后来把这一彻底转变归因为受到了来自各条英国人运营的铁路的压力，它们对运行在一个以上的时间系统的前景感到厌倦，特别是在铁路线可能会穿过一个时区，进入另一个时区的地方。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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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又一次显示出犹豫不决，在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才采取行动。1904年7月，省级行政机构和各家铁路公司收到了一份来自印度政府的通知，另外附有一份匿名的意见书，题为“有关印度标准时间提案的记录”。29政府要求文件的接收方提供他们对所提议的变更的看法，进而让当局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可能涉及的障碍。这份备忘录在发表声明时本身就用上了一种全球性想象的语言，“在这个环球贸易的时代，在这个通信速度日渐加快且通信范围不断扩展的时代，在这个电报几乎是即时发送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关注其他国家的时间问题”。这份记录声称，已经出现的情形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船只，都将它们的计时器设置为格林尼治时间，而要为比较它们的时间与碰巧所在港口的当地时间而拿起纸笔来计算，可谓难以忍受的麻烦事”。意见书强烈支持采用单一时区，因为与现存的、统一的马德拉斯时间体系相比，两个时区将会是“倒退的一步”。30虽然正是全球化的世界要求进行时间变革，但得到支持的解决方案显然是由“民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全印度范围的福祉驱动的。时人并不觉得这个解决方案与世界一体化之间存在矛盾。对当时的状况来说，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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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秋天，各省政府、铁路当局，以及不同背景的各个协会对此文件陆续作出了回应。当地政府主要是向其权限范围内的商人社区邮寄调查问卷。现在，随着反馈一起附上的还有他们的回复。印度政府有意让某个问题保持开放态度，也即新的统一时间是否仅能应用于交通和通信的事务，还是说能够延伸、覆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商业协会当对提议的变更表达了顺从的态度。卡拉奇商会（Karachi Chamber of Commerce)提供了一份有20家公司的名单，它们都自发地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在马德拉斯管辖区，港口信托委员会（Harbor Trust Boards）、港务局（PortOffice）、马德拉斯和科钦的商会，以及马德拉斯贸易协会（MadrasTradesAssociation）都表达了他们对这一计划的认可。然而，孟买政府在一开始就表示要谨慎，因为它发现，“孟买存在一种情绪，卡拉奇也存在一种清楚却不甚明显的情绪，它们都赞成为了一般的用途而保留当地时间”。33

面对这些接受调研者当中的坚定共识，印度政府采取行动，把比格林尼治快5小时30分钟的时间引入殖民地。新的时间被指定为“印度标准时间”，以便规避它那可能引发争议的“英国”来源。这里存在一个奇特的借用，印度标准时间中的“标准”，似乎来自各个科普协会之间对有关美国语境的时区讨论的最初通信。美国的“标准”铁路时间变成了印度标准时间。以小时为范围的区（hour-wide zones）被高于一切的帝国和印度“民族”的考量冷落在了一旁。在一切的言说和举措过后，当地官员认定了半个小时的差异最为合适，所以这种体系就被引入了，这完完全全基于英国在印度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体系（a worldwidesystem）无关。

1905年1月，印度政府指示公共工程部（Public Works Department）将比格林尼治时间提前5小时30分钟的时间作为“印度标准时间”，而在缅甸，采纳的时间则为提前6小时30分钟。到了1905年7月1日，印度次大陆所有铁路和电报都将遵循新的时间。4为了减弱因日常生活与日光关系的变所化引发的不满，孟买政府在整个城市修改了一系列官方时间；其他机构紧随其后。港口信托、城市的报时球、联合外汇银行（AssociatedExchangeBanks），都变更了开放时间和工作时间，以保持此前与太阳时相同的关系。由于新的标准时间与太阳时相差大约38分钟，所以调整有时包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变化。英国官员通常用为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为理由来将这种做法合法化。根据这一论证，当地人口无法在除了真正的太阳时以外的其他时间下生活。考虑到英国几乎同时在进行的关于夏令时的讨论，以及思考与自然节奏相分离的时间表现出的这些惊人的无能为力的背景，更可能的情况是，此类重新校正最终反映了英国人的，而非“当地的”时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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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严重的是，当局并未制定任何计划把新的平均时间强制性地用于铁路和电报以外。它把决定留给了本地与地区政府，并补充说，“在诸如加尔各答、孟买，以及卡拉奇这样的目前还在遵循各自相应经度的当地时间的中心城市里，如果说那儿的公众表现出了对采纳新的标准时间以取代当地时间来服务于日常使用的渴望，那么，我们将为这种变化提供大力支持，命令这些城市的政府机构采纳新的标准时间”。除了这种帮助以外，殖民地国家还避免主动将各当地时间改为殖民地范围内的平均时间(colony-wide mean times)。 36

印度政府准确地预见到了它即将推出的统一时间会招致的反对，然而对其范围和强度可能还是估计不足。孟买再一次成为根深蒂固的城市认同与帝国政策之间冲突的焦点，加尔各答稍稍次之。同1881年相较，在1905年对在殖民地范围内执行新的平均时间的抗议激起了远远多于此前的反英情绪共鸣。此时更重要的是，这是英国殖民者颁布的时间，也即强加给殖民地子民的“英国”时间。在印度政府第一次遭遇时间问题20年以后，1905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情况下，保留当地时间成了一件关乎印度民族政治（national politics）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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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印度人认为，官方标准时间的变更是殖民政府在干涉当地与私人事务方面漫长的、诸多系列尝试中的又一个。随着对印度1857年和1858年起义的镇压，取代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殖民政权开始慢慢扩大殖民地国家的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人自1892年来在印度扩大了当地政治机构的职责，还选择性地对印度人开放了就任公职的资格，这一举措更多出于家长式的观念，而不是源自对更具参与式的殖民政治的渴望。此外，越来越多一直在次大陆上的英式中小学及大学里接受教育的印度人都自主组建了本地与地区的政治和公民社会组织。例如，1885年，由于一名英国文员的激励，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并在孟买占据一席之地。在这类组织中，接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人会被给予一个适度的舞台，能够参与最初由英国引导的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对话。因此，截至1905年，当地与全国的氛围都比20年前更具政治色彩。37

自1881到1883年间在全孟买运行马德拉斯时间的短暂实验以来，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跟以前一样保持了多样性。这座城市继续使用自己的当地时间，铁路则遵循马德拉斯时间。竖立在孟买城堡（Bombay Castle）上的报时球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落下，为更广泛的人们提供时间信息。另一个报时球位于亲王码头（Prince'sDock），每天下午12:00落下，主要为港口的船只和水手提供服务。在孟买城堡，政府所在地，另一个时间信号于下午1点，当地“真正的时间”发出。 38

当印度标准时间于1905年夏天引入铁路和电报时，情形就是这般。或许是受到了其他地方行政机构实施类似举措的激励，孟买当局突然做出决定，推动整个孟买管辖区采纳印度标准时间，用于所有官方目标，用于所有政府办公室。1905年10月，孟买政府还请求印度政府引人新的时间。孟买政府的发言令人宽慰：好几个当地协会已经表达了对这一举措的支持。港务局、孟买管辖区贸易协会（Bombay Presidency Trades Association）、孟买火灾保险代理人协会（Bombay Association of Fire Insurance Agents）、当地股票经纪人协会（Native Share Broker's Association），以及工厂主协会（Mill-Owners’Association）都积极作了回应。31903年前后，孟买商会就已经开始探讨时间统一的问题。一旦孟买政府做出决定，孟买商会马上召开特别会议，就政府宣布于1905年7月采用印度标准时间的通告进行投票。然而，令人意外的结果是，22票比17票的差距让商会选择保留孟买时间。此后不久，这一决定发生反转。孟买商会应部分成员的请求，就标准时间议题召开了另一次会议。原因是，在第一次会议上，出席参与投票的成员数量少到不成比例。在这第二次举手表决时，商会以51票对16票选择了新的时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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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这些协会中都是由数量可观的印度成员组成，所以英国官员很明显得出结论，认为印度人会接受孟买采纳新的平均时间。但是，他们忘了考虑一个将会成为公众怨恨焦点的机构。1905年10月和12月，孟买市政公司（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该市自治机构，两次宣布“赞成在本市采纳标准时间”，并“做好准备用这一时间服务所有市政目的”。1906年1月，市政公司的确那般行事，并决心通过一致的投票赞成在孟买实行标准时间。41事后有报道说，在一位时间变更的印度支持者发言赞成标准时间的讲话之后，市政公司的欧洲成员们高喊“投票，投票”，并匆忙进行了投票表决，从而阻止了其他早已蓄势待发者对此人的演讲进行“毁灭性反驳”。批评家们很快指出，这些欧洲成员通常甚至不曾定期出席会议；但是在为标准时间投票当天，他们排列成“方阵”集体现身。此外，来自欧洲代表群体中的14名诺诺之人，都是由孟买政府指派到市政公司的，因此“势必投票支持政府措施，而不必介意其良心的指示”。提出这些指控的文章还确认了更多投票者能够以一种或别种形式算作“官方的”人士，所以皆非不偏不倚的代表。因此，只有区区9人才算是真正独立的投票人，他们发言赞成在孟买采纳印度范围内的时间( India-wide tim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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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争论远未结束，如今更是快速变得愈发白热化。3个月过后，孟买市民起草并成功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这给市政公司造成了压力，后者不得不于4月重新处理此事。几位出席市政公司这场会议的人，主要是目睹了菲罗泽尔肖·梅赫塔（Pherozeshah Mehta）的登场。梅赫塔，孟买帕西人社区的成员，也以“孟买之狮”的名号为人所知，孟买当地政界和早期印度民族主义的杰出人物。梅赫塔参与起草了1872年的市政改革法案，后者旨在允许印度人少量地参与当地政治，后来还成为孟买立法委员会(Bombay Legislative Council）以及帝国立法委员会（Imperial LegislativeCouncil）的成员。作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创建者之一，梅赫塔还于1890年担任党主席。菲罗泽尔肖·梅赫塔变成了在把印度标准时间运用于孟买这个问题上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43

1906年4月，在孟买市政公司重新召开的那场会议上，梅赫塔介绍了一份重新回到孟买当地时间的提案。他的论据十分犀利。“因为商会和港口信托采纳了标准时间，这座城市的人口就如同愚蠢的牛群一般受到驱赶，这既不公平，又不合适……政府采取了一项措施，却没有考虑人民的情感和意见，没有给她们一个表达看法的机会。”梅赫塔争论道， 44“除了欧洲人的小块殖民地，以及追随他们的当地人会采纳之外，标准时间在孟买永远无法得到采纳。”他声称，在该城引人标准时间已经导致了些许不切实际的事情发生，并造成了不便之处。因此，到了1906年5月，所有市政时钟都应该调回孟买当地时间。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市政公司31名成员投票赞成梅赫塔的提议，23名成员表示反对。正如报纸所总结的，正是他那“激动人心的”讲话说服了各位成员重返孟买时间。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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