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在孟买市政公司的会议大厅外，公众也响亮地表达了对新的时间秩序的厌恶。像欧洲和北美的其他时间变革一样，新的印度平均时间由于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而遭到批评。“我们被人要求忘记我们的自然时间，我们自远古以来就熟悉的那个时间，并采纳心灵手巧的皇家天文学家设计的新‘标准’”，报纸《印度皇帝》（Kaiser-i-Hind）抱怨道，并还补充说，自然本身肯定也反对这一时间。后来，该报宣称，“没有人请求用人为的时间”取代“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而且人类早已忠诚地遵循了至少八千年”的时间。一封致《孟买公报》诸位编辑的来信认为，新的时间是“编造的”。另一家报纸表示，“太阳时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时间，它规范着印度家家户户的各种事务”。对新时间虚假本质的指责很快让位于对干涉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同样还有帕西人的宗教习俗的指控，这些人在以一种或别种形式依赖太阳时履行宗教义务。印度各家商人协会和报纸反复提及这一问题。孟买作为印度在西方贸易路线上的正大门这一角色，其功能是充当穆斯林朝圣者（甚至远至中国新疆）在前往麦加朝圣时的必经港口，这长久以来使这座城市成为多种宗教共存之地。当一种“外国的”时间将被引入他们的城市，不同的宗教共同体通常会发出一致的抗议声。

此外，批评声指向了统一时间的政治经济学。回到1881年，那些拒绝马德拉斯时间的人士的一个重大担忧是，新的平均时间对受薪员工工作时间的影响。日常事务，尤其是劳动人口的日常事务受到的是太阳的控制，与白天和黑夜的周期密切相关。报纸《马拉地月光》（InduPrakásh）因此推测，这项创新“或多或少地会对政府当地雇员造成损害，因为它迄今为止一直在迫使他们比以前提早半个小时到办公室上班”。《孟买公报》补充道，官员们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政府雇员都能在没有任何不便的情况下提前半小时上班”。对很多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就业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将会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已经努力工作的职员会因为这一改变而饱受痛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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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印度政府于1904年宣布引入新的平均时间时，类似的担忧再次涌现。孟加拉商会（Bengal Chamber of Commerce）对开业时间展开了调查，并就这些时间是否需要在政府机关和法院予以调整进行辩论，“以便让实际工作时间与日出、日落时间保持同样的关系”。在想象时间的秩序时，印度各家报纸偶尔也会像欧洲人那般落入同样的窠臼：他们都假设存在一种由太阳决定的、恒定不变的节奏，而人的身体和心灵与它连在一起。“必须在上午10点、10点30分或11点招呼生意或办公，人们对此习以为常。”一家报纸写道。“但是必须在10点39分，11点09分或11点39分做同样的事情会导致很多不规律的情形以及……错误。”《古吉拉特》(Gujaráti）如此警告。在卡拉奇，工作时间“自远古起”即被设为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而强迫政府机关“提前”半小时开始工作的新体系，则对大多数卡拉奇市民的生活造成了破坏。饱受痛苦最甚的，正是“已经劳累过度的下级文书”。印度职员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抵达政府机关，但是，他们的英国长官很少会在下午2点或3点以前出现。新的时间歧视“政府机关职员，他们被剥夺了全部娱乐”。有人甚至怀疑这无非就是一桩殖民阴谋，指责政府企试图偷偷摸摸地给“政府机关和商业公司的下级员工额外增加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工作时间”。“2

在不断进行的辩论和持续的不满的驱动下，孟买市民最终决定由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1906年1月，这次在另一位知名政治活动家艾哈迈德·哈比卜（AhmedbhoyHabibbhoy）的领导下，该市的印度居民向孟买政府呈交了一份正式的请愿书，断然要求废除印度标准时间。官员们则对这些声音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回复道：“相信孟买人民自会习惯时间名义上的变化……这不会对他们以前的习惯造成任何严重的干扰。”3他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各家报纸很快报道说，孟买周边的工厂和棉纺厂的工人已经采取抗议行动；因为根据他们的计算，新的时间体系将给他们的每日工作强加额外的45分钟。一种受骗的感觉盛行。1906年1月5日，大约有5000名纺织厂工人聚集起来，开始向一家工厂投掷石头，坚定地拒绝在新的时间制度下回归他们的织机。在一场象征性的抗议活动中，罢工的工人们最终砸烂了该地区数一数二的大工厂里的一个时钟。“这家棉纺厂的工厂主已经更改了工作时间。为了反映平均时间和当地时间之间的时差，现在工作日的时间是从上午6点10分到下午6点10分，而非此前的从上午5点30分到下午5点30分。只有当工厂主承诺完全回归孟买时间，工人们才肯复工。纺织厂的工厂主别无选择，只能把时钟拨回孟买时间。”此后不久，一场示威游行在马达夫鲍格（MadhavBaug）——孟买市印度社区的中心举行。这场反对孟买政府强制执行标准时间的集会吸引来大约3000人。在该事件中，另一位当地政客巴拉钱德拉·克里希纳（BalachandraKrishna）起而表达了对孟买时间的有力辩护，反对“以官方的“标准’阴谋取代当地时间的偷梁换柱行为”。这场抗议再次催生出了一份要求回归孟买时间的请愿书。另一份请愿书此前已经收集了多达15 000个签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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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操纵工作时间的批评与大规模示威游行，轻易就让位于其他政治化色彩更加清晰的争论。既然这么多印度公民反对时间变更，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谁会从所提议的时间变更中获益？因此，一旦非印度人，主要是些英国商人，被认定为印度平均时间采纳背后的罪魁祸首，各家印度报纸就开始公开质问这些圈中人士如何“代表”孟买与印度。有关孟买商会的表决发生变化的消息—首先反对印度标准时间，然后又表示赞成—传出之后，印度各家报纷纷提出问题，哪些人占了商会成员的大多数。其中一份报纸，《印度皇帝》自己提供了回答，声称，“他们（这些成员）当然不是孟买的永久居民。他们是侨民与外国人.....他们只不过是漂泊不定者—极小的少数群体”。它推断说，如果就标准时间举行平民表决，“结果会是95%的人都不赞成这个流行的新时间，而这个5%的微乎其微的少数群体大部分是欧洲人”。7“微乎其微的少数群体”是一个有趣的措辞，因为英国官员频繁用它来讽刺这些年里接受过英式教育、开始谈论自治的印度人。在这一论证过程中，英国统治者坚称，印度社会是网状的，分裂成各个种姓、族裔，以及宗教。任何声称代表“印度”整体的发言者都不可能具有代表性。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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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皇帝》的另一位作者批评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社群根本就不该被考虑在内。它的人口数量微不足道，而且还不断迁移，总在发生变化……是太阳时或标准时间，或高尔夫时间，或网球时间，或威士忌时间，对他们来说有什么要紧的？”59粮商协会（Grain MerchantsAssociation）采纳了一项“反决议”，它“强烈反对孟买商会通过的决议”，同时强调本协会成员多数都是属于该市“贸易和商业阶层”的“当地人”——因此，尽管也是商业利益团体，但是他们对所提议的时间变化是否可取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同样地，孟买本地布匹商人协会(Bombay Native Piece Goods Merchants’Association)发现，“孟买商会没有公平而充分地代表本地商人”，并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声称，“本协会的看法是，人口大多数，特别是贸易和商业阶层，都是纯粹的本地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强而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得到引证，以便支持用所提议的标准时间取代太阳时”。正如一家报纸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那些受益于各种改革的，只是“几百名在全球范围内跑腿的人，以及尊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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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61

具有商业和社会、宗教性质的协会的繁荣景象，次大陆上以方言形式发行的出版物，各种俱乐部，以及小册子—全都见证了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孟买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表达他们对新的标准时间的不满的过程中，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城市精英开始利用这些越来越具有倾向性的宣传形式。大声提出的有关英国人圈子所具有的代表性的问题，轻易地就暴露出殖民地国家其他一些自相矛盾的主张和实践。现在，是印度的英国总督纳撒尼尔·寇松（NathanielCurzon）勋爵充当公众怒火的避雷针的时候了。

1905年左右，越来越多的、不耐烦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对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类似的机构体现的反殖民现代性（anticolonialmodernity）的制度化形式感到愈发幻灭。诸如议会这种英国人催生出来的机构，以及自治的市政府提供的有限机会，现在看来可谓杯水车薪。最重要的是，总督寇松勋爵把这些更为激进的声音推向了边缘，从而导致他们开启了一个借暴力行动公开反对殖民政府的阶段，地点主要是在孟加拉。寇松与印度舆论的首次冲突与教育相关。1904年，寇松政府通过了《大学法案》(Universities Act），以便扩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这一举措遭到了印度早期主要的民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1905年7月，大约在印度标准时间引入的同一个月，已然饱受诟病的寇松宣布，对孟加拉进行后世所知的分治：英属印度此前最大的行政单元，其东部地区将与阿萨姆邦合并，其西部地区与比哈尔邦（Bihar）及奥里萨邦（Orissa）合并。在寇松的分治计划为人所知后，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中产阶级成员组织了一场抗议运动，成功地抵制英国商品长达数年之久，并促进了对孟加拉当地商品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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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寇松（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年至1905年担任英属印度总督，任职期间因积极有为的改革措施而广受称赞，却也因为对殖民地的家长式态度而进到批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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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所谓的“抵制英货”（Swadeshi）运动，后来被视为“独立运动”(Swaraj）—甘地呼吁的自治的烘托者和先声。分治被看作是对舆论的粗暴无视以及“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策略的冷血实践。

在这个气氛中，对新时间的反对很快便被注入了更广泛地针对英国人的行动和殖民地政府的批评。一家报纸将统一的时间描述成“往国内普遍存在的强烈不满情绪之烈焰上浇油”。“寇松的领导“风格”愈发被视作傲慢且操控成性。一旦孟买商会改变了此前对统一时间的立场，突然投票表示赞成，各家报纸便立刻指责政府和寇松，它们怀疑商会突然改变态度的幕后原因是他们在施加影响。据报道，孟买居民把标准时间的引入视作“印度总督强加到孟买政府头上的专制措施”之一。“另一篇文章则嘲弄了寇松的狂妄自大。“现任总督凭旺盛的精力，无论大事小情，看似都要亲自上阵。”它在字里行间这般说道，“在行政与执行方面完成了种种大力神般的奇迹过后……这位阁下…似乎忙于驾驭自然本身这项任务。寇松被称为“帝国的恺撒”，而正是他“对统一性’的狂热”才让这位总督对时间的统一做出了规定。“5

当政府通过了特定措施来预防鼠疫的传播后，各宗教群体中诸多的具体需求和条件被用来为这些政策中的部分不均等实施提供合法性。一篇报纸上的文章意识到了这一矛盾，也觉察到这可能是对孟加拉分治的影射，惊呼道：“这就是印度政府，它一边宣称在涉及大量民众的所有重大事项上拥有统一性是不明智的，一边又盛赞统一性之美好。”它还补充道：“对统一性的恳请可谓毫无价值。它又不能盛水。就连欧洲[原文如此]这般文明而进步的一个国家，都从未采纳印度政府强加给除加尔各答之外的全印度的那种统一性。”“巴拉钱德拉·克里希纳在马达夫鲍格集会上提高了自己的嗓门，谴责了近来对统一性的迷恋，声称，“一场在印度引入标准时间的运动已经持续4个多月……这里有着对平等化、统一化，以及引进统一性的狂热。标准时间就是那种想法的产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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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属印度来说，平均时间的采纳是渐进式的，这与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形相似。时间仍然保持形形色色的模样；多个时间体系共存。在接下来的年月里，有规律地出现过一些倡议，它们试图约束孟买难以驾驭的各种时间体系。1908年，市政公司的特定部门再次把标准时间列入议事日程。自1906年以来，市政府的时钟一直遵循孟买时间，而孟买政府却在整个管辖区继续按照标准时间运作。消息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另一场抗议，反对“这个阴险地把可憎的时间强加给人民的最新尝试”。孟买的印度人期待“孟买工商业生活的中坚力量”会在即将到来的集会上“坚强集合起来，有力地给出自己的想法”。无论如何，到了1908年，无人沿用标准时间，“除了官员阶层和官方化的非官员人士，他们是寄生虫与马屁精的部落”，一家报纸嘲笑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它强加在那些心不甘情不愿、怀着满腹怨气的人们头上。”另一家报纸恳求道。 68

许多年后，1927年，一个提议来到孟买市政公司面前，它建议在所有市政办公厅普及标准时间，说服市政府放弃始于1906年采纳的时间。这个行动失败了，孟买继续使用两种时间。现在可以听见各种抱怨的声音，它们认为，保留孟买时间会给任何仍然使用这个时间的人强加不少麻烦，因为市政办公厅之外的很多机构都已经逐渐转换成了标准时间。1928年和1929年，市政公司就是否采用标准时间两次进行表决。菲罗泽尔肖·梅赫塔爵士的幽灵仍萦绕着孟买政治。这一次，标准时间的反对者远远多于赞成者，他们尤其强调已故的菲罗泽尔肖·梅赫塔反对时间变革，而孟买政府忽视了咨询作为当地自治机构的市政公司的意见这一事实。仅仅为了铭记梅赫塔，就应该反对标准时间。实际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 70

1906年分裂过后，在1918年、1921年、1924年、1934年、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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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以及1942年，标准时间一再得到讨论，但都无济于事。交锋前线的双方都变得如此有原则、根深蒂固，以至于各家报纸在写到孟买的时间僵持情形时皆谈及“时钟大战”。为了保留孟买时间而援引的各种论据都受人欢迎，包括本市各个宗教团体与太阳时相联系的诸多宗教义务；寇松那个愚蠢、带有冒犯意味的举动的历史遗产，以及孟买欢迎市政公司做出拒斥标准时间的决定时所唱的爱国赞歌。在20世纪30年代，孟买多数官方机构都把他们的时钟改为标准时间；市政公司如今是不合时宜的时间的唯一提供者。这种蛮横的对孟买时间的恪守遭到了嘲笑，彼时有评论员质问道：“距离孟买成为那个投票认定地球是平的这一村庄还有多久？”

如果说对孟买时间的支持正在减弱，那么，还要过去15年，标准时间方才战胜骄傲的市政公司。1950年，“持续44年的时钟大战”告一段落，冷静且没有大费周章，各个时钟都被设置成了印度标准时间。但遍布次大陆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在何种程度上固守当地时间，抑或逐步采纳UTC+5:30这一新的平均时间还无从知晓。加尔各答从未曾正式转换至标准时间。1919年，一家报纸仍然暗示说，“加尔各答拥有的时间多到自己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马德拉斯可能直到1939年都一直保留当地时间。这么多年来，印度的英国政府之所以从统一时间当中退缩，是出于1857年起义后为了统治印度而采纳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吗？在所谓的“印度叛乱”（IndiaMutiny）过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宣告终结，印度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英国皇室的直接控制下。新的英国统治比东印度公司这一衍主更富有自觉意识，避免冒犯印度的宗教习惯和风俗实践，承诺会比之前更加尊重舆论。但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快速出现的意在“保存”本土习俗和法律的证明文件与法律汇编，总是摇摆不定的，但确实能够用于对印度人的管理与监控，正好像它所标榜的那样，保护当地人，使其不受外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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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串不同的理由对理解殖民地的时间政治更具有启发意义。在欧洲，平均时间的意义和功能是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在欧洲人缓慢引入这些时间的殖民环境当中，它们则是领地或地区的问题。平均时间承担的角色是让某一殖民地内，或充其量是某一地区的不同殖民地内的协调变得容易，但其尚未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的时区网络的组成部分。英国行政人员认为印度是一块去中心化的广阔土地，而不是一处单个的领地空间。因此，在这类情形下，保存各式各样的当地时间和地区时间似乎没有那么奇特。

于是，直到20世纪中叶数十年，英属印度成了又一座形形色色的时间景观并存的灯塔。就像在欧洲的情形，采纳平均时间增加了时间的层次。对孟买的居民来说，在多重时间当中生活、工作可谓自然而然，在这座城市里，欧洲与印度的不同的贸易及宗教共同体的共存使得时间的多元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在当局下令在孟买使用标准时间时，他们拨旺的憎恨之火，其实早已围绕其他不受欢迎的措施而逐渐升级，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大学的政策和孟加拉的分治。在这个过程中，孟买当地认同的坚实堪础如今被动员来驱动各式各样的有着决绝民族倾向的行动，批评殖民地统治，并用言语表达反英情绪。这座城市逐渐代表了这个民族。在不存在民族国家的情形中，或者换个说法，即在民族的国度被殖民列强占领后，在当地和地区的关注重点突然间变成国家的不满时，比如孟买时间与孟加拉的分治，全球时间通用化重组（universalizingreorganization）会危及不同的身份愿景（alternative vision）。7⁵在反对时间统一的过程中，标准时间的反对者坚守孟买时间，并利用了他们的城市认同这一驱动力。当地事务成为表达对帝国统治不满的阀门，而表达出来的不满则被宣称为与整个印度相关。对当地时间的坚持把孟买和印度置于英国领土之外：通过拒绝拥护殖民者的时间，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坚持分割出一种自主时空（autonomous timespaces）的可能性，而自主时空与格林尼治的本初子午线并不存在任何意义关联。这些都是殖民地社会拒绝被绘制在普遍历史时间（universal historical times）的等级制网络之上的例子，这些普遍历史时间反映的是欧美有关进步与现代性的规范。孟买时间以及更广泛的印度时间，皆非由英国时间和可能衡量一切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定义的，而是由印度自己定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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