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各种历法及其涉及的日期记载系统，是另一个在不同社会和国家之间建立差异的方法，其方式即把它们定位在特定的宗教与普世的历史之中。19世纪下半叶是历法改革的时代。格里高利历法被引入许多非西方国家。截至19世纪末，好几个宗教群体都讨论过改革他们那些受人尊敬的历法，欧美的商人则要求采纳通用的“世界历法”（“WorldCalendar”）。比较不同的历法时间系统，设计转换公式，以便排除不同的历法和历史之间的闲难，成了经济学家、历法改革者，以及好奇的门外汉的主要当务之急。

虽然历史学和历史学的思考方法、历法改革、时间管理和时间效率，以及进步的时间观念在非西方世界中有很多追随者，但独独由欧洲人和美国人制订了全面的、通用的时间改革计划。有些差异显得太不具有共同性，以至于无法通过简单的比较勾勒出来，而更强的一致性则会带来更大的可比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致性的增殖主要是一个特别阶级的特权，而这不仅仅局限于时间。他们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由欧洲和美国天文学家、外交家、铁路工人推广的这种由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构成的24个统一时区的系统，是一项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世界各地，当地的太阳时（local solar times）都将遭到废除，让位给新的平均时间；鉴于其具有的一致性，后者比较和计算起来可谓轻轻松松。同样，一个统一的世界历法将废除数不胜数的地区性日期记录系统、季节年（seasonalyear）安排，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统一的年份，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单一日期记录制度。恰恰在同一时期，东地中海周边的穆斯林博学人士，以天文学为基础构想了一个类似的通用时间系统—因为数个世纪以来，穆斯林记录时间的方法都有赖于天文学，甚至比欧洲人还要早—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份通用的穆斯林历法将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但却不会把伊斯兰时间加在其他现有的时间系统上，避免使其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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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这些针对时间的各色关注—从平均时间到时钟和手表、社会时间、时间管理，以及历法时间—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引人注目地同时出现了“时间讨论”（“timetalk”）。在这些各种各样的时间系统当中，有一些性质尤其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在历史上，时间的测量广泛被理解成进化式的，从有赖于太阳和季节这类天然的、“具体的”的计时器，发展到如今通常用来测量“抽象”时间的器械（从机械时钟到原子时钟）。在这方面，穆伊什·普斯通（MoishePostone）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特征进行修正时，将“具体”时间和“抽象”时间并列在一起。具体时间随着事件而变化，指的是特定的任务或进程，它们通常与农业劳动或做祷告有关。测算具体时间取决于自然事件，比如时日、月亮周期，以及季节，而不是统一时间单位的前后接续。历史上，包括欧洲在内的诸文化，都各自将白天和黑夜分为12个不均匀的小时，其长度根据季节长短而不同。14世纪，普斯通和其他人所说的抽象时间出现在欧洲西北部的中心城市。普斯通的抽象时间是“统一的、连续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与诸事件无关”。截至17世纪，抽象时间“在成为具有社会支配权的道路上顺利发展”。如今时间是一种衡量活动的途径，并且最终成为衡量活动的标准。2²在E. P. 汤普森（E. P.Thompson）那篇已有50年历史的著名论文“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中，他通过对比“工作导向”（“task orientation”）、带有“时间感”（“time-sense”）的自然节奏、工厂纪律的内化，以及对统一工作时间所包含的空洞的时间（emptytime）“的估测，进行了相关的论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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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叙述（普斯通主要将其作为历史背景，而不是作为论据）相反，全球时间系统改革这一故事揭示出，抽象时间并非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过程逐渐问世，并在全球范围的进程中最终被标准化的一个特定实体或数字。普遍的、统一的，以及抽象的时间，是被积极地塑造与重塑，并在一个或许称得上悠长的、艰巨而困难的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这个过程比通常假定的时间要长得多，并且它远非一个独立的变量，而是依赖于各种物质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现实。因此，直到20世纪头二十年为止，对很多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来说，理解抽象时间依旧有着无法克服的想象上的困难。截至此时，无论是在公共与私人的时钟上所分派与显示的新的、统一的时间，还是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capitalism），都没能催生出一个使用同质、抽象时间的世界。

时间是一个如此宽泛的主题，以至于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著作书写了它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都以某种形式或别种形式，感觉到了标记时间的需要。它们发明了或是简单或是高度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工具和仪器，以满足这一愿望。相应地，这些有关时间的著作背景各异：作者是研究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科技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等等。历史学家经常将“时间”主题与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Goff）讲述的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经典故事联系起来。兰德斯的著作至少讲述了三个故事：为何欧洲人在中世纪发明了机械时钟？为何中国人没能发明出来它？为何最终是在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初的美国出现了现代手表行业？兰德斯的叙述渗透出一种胜利主义的信念，庆祝欧洲人的天才，在面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短板时取得的成就。严格来说，这部作品并不能作为以跨文化和比较的视角书写时间的历史的典范。卡罗·奇波拉的小书描绘了14世纪欧洲机械时钟的扩散过程，以及它们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与日俱增的复杂程度。在关于中世纪和近世的时间的论述当中，雅克·勒高夫的论证是最有见地和最具持久性的。在一篇短文章中，勒高夫提出，在14、15世纪的欧洲，随着商业市场社会的出现，对时间进行标记的有用性也随之不断增长。因而出现了工作钟（work bells）、塔钟（tower clocks），以及其他视觉的或听觉的、表示不同时间的信号的扩散。自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与时钟的扩散、时间意识的不断增强密切相关。这种时间的实践和观念在随后几个世纪传播的广泛程度，以及资本主义被这些发展所推进和对其密切依赖的程度，则是勒高夫没有着手处理的另一个问题。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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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论文标题中的Work Discipline疑为Work-Disciplinc之误。——译者注

\*以上术语的翻译参考了E.P.汤普森的著作《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至第442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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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这两个时期外，时间还吸引了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的注意力，特别是研究美国以及法国科学的历史学家。有关时间分发服务的商业化、对新时间系统的广泛不信任、公共时钟的推广，以及美国参与由国际科学家和天文台职工游说采取统一时区的国际运动，这些叙述大量存在。因有关时间的科学知识和通信技术的影响，时间改革的故事通常由科学和技术史家进行叙述。这些叙述分析了他们在时间测量手段方面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一直让至少从地理大发现时代以降的天文学家、地图绘制者、航海家、钟表匠，以及他们为之服务的统治者烦恼不已。吃航海饭的人尤其渴求足够精准而稳定的计时器，能够带到船上确保时间正确。诸多国家，比如英国和法国，出于帝国和商业的缘故，始终依赖航海，它们慷慨地拿出奖品酬谢任何能够解决如何能在海上找准经度问题的人。其中原因在于，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地球一次完整的自转，完成时间是24小时，等于360度。因此，一个小时可以表示为15个经度。两地之间的经度就等于两点之间的时差。如果一个航海家知道在一个确定地点，比方说旅程的起点，与处于某个地点的船所在的本地时间之间的时差，那么，他就能知晓一艘船相对于确定地点的所在位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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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表（astronomicaltables）的帮助下，发现海上本地时间是可能的。真正的问题则是知道在国内参照点那个时刻的时间正好是多少。从18世纪中叶开始，一些在启程时设定好目的地时间的海上计时器和摆钟，终于足够强大到能够在航行旅途中保持原始时间的准确。2英国经度委员会（Board of Longitude）是改进计时、表格，以及地图背后的主要赞助者。由此产生的制图学方面的进步，使英国地图制作者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虽然很多种子午线还在使用，但是其他国家的制图师开始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自己的制图的依据。19世纪，不同领域的科学会议开始着手解决子午线繁多的问题，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记录时间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27

基于涉身其中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留下的档案文献，时间系统改革这一历史，其主角似乎是卓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在天文台工作的科学家、大地测量学家、测量员、数学家，以及铁路工人。他们相聚在国际会议上——这些会议中最有名的是1884年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交流有关全球范围内记录时间的想法，选择了一条本初子午线，设计了时区。28虽然这些故事是对激发了科学家们对时间进行不同思考的网络和环境所作的令人着迷的叙述，但这些叙述应以多种方式展开。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间系统改革是一个全球现象。传播通用时间背后的动力与随后形塑了时间系统改革、有关时间的观念的流动、变形，以及非西方世界各个地区同时出现的关于相同时间概念的表述，无法在一个国家的视角下（无论美国的或法国的）予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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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一部过于侧重在各国际会议和诸机构之间奔波的专家、科学家，以及外交家的时间改革史，可能会曲解时间系统改革的本质。欧美有关时间系统问题的专家们，一定想象着自己的改革计划将延伸至本国以外。他们记录时间的方案将全球涵盖在内，而改革后的时间系统会是“普遍性的”，因而不会拘泥于具体的社会和世界区域。但经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后会发现，这些学者、外交家，以及科学家，都在高扬一个相当狭隘的全球概念。在世界标准时间（world standard time）、世界历法（worldcalendar）、世界语（world language，Esperanto），抑或世界邮政联盟(world postal union）等表达中包含的“世界”，指的都是欧洲和北美。那些注定在全球改革计划传播与采纳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除少数例外，都是西方世界主权民族国家的代表。29在这种情况下，大批改革者，或是聚集在国际会议之上，或是创立种种国际组织，的的确确在各种改革项目当中积极地思考着非西方世界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心灵格局显示出其他一些偏见，反映了帝国时代中的利益与权力圈层：北美人习惯性地盯着西半球与拉丁美洲；满脑子帝国想法的英国人，则将澳大利亚或印度当作大英帝国错综复杂的世界中两块不同的基石。

或许因为美国官员对拉丁美洲于美国利益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思索，欧美专家留下的档案把我们指向了围绕在该大陆采纳全国平均时间而产生的争论；也或许因为英国科学界怂思伦敦的政府官员，给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赋予一个更加“文明的”平均时间，档案也把我们指向围绕印度时间改革问题的争论。而黎凡特的改革者，以及同一时期中国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一穆斯林同时明确提出的历法改革计划，其中关于时间改革的各种观念的变动、随后的挪用与转型，几乎被这些档案无视了。因此，在1900年前后欧美人为其全球计划而在心中所设定的世界地图上，这些大陆仍是一片空白。这并不是说，英国无人想到非洲，抑或美国无人思考亚洲，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时期为征服非洲而进行的“抢夺”，以及将美国的“西部”边界放到了亚洲和太平洋，这些行动都与这种假设背道而驰。但是，当国际主义者在讨论全球治理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改革的计划时，某些社会在对话中看起来更得心应手，而其他一切本来可能同时会参与相关讨论的社会，则因其不适合（因其尚未准备好参与到这些辩论之中）或不值得进行合作，而被排除在外。讲述时间改革的全球史（以及全球性的其他话题）的来龙去脉并非要进行无所不包的、没有遗漏的叙述。但对知识和权力等级进行再现的风险，作为本书所研究的进程的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时间改革与其他横跨几个大陆的发展进程的全球史，必须在策略上抵消这些扭曲。这样的历史不能简单地遵循时间改革问题上的官方思维。平衡帝国时代盲点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构成1900年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单位和尺度上跟踪有关时间或其他任何事物的观念的流动与表达—广义地说，包括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海外帝国，多民族的、没有完全被殖民的陆上帝国，城市，以及国际组织，这些是最核心的类型。对研究现代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而言，对“‘全球’和国际’意味着什么”这个间题进行概念化，那些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思考的人的位置便会被引起关注—不同地方与社会的历史行动者思考并构想“世界”所依赖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西欧民族国家如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近期成为殖民地的亚洲和非洲地区；长期属于英国的印度；欧洲在拉丁美洲的非正式利益范围；垂死挣扎的奥斯曼帝国的外围贝鲁特市区；以及诸如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样的国际组织；对它们而言，时间系统改革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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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与专家、天文台，以及国际组织的档案内容相左的政府档案描绘出了一幅在时钟时间和历法的法律执行方面的不同画卷。从这个角度来看，专家投入甚多的1884年华盛顿特区会议，看起来并非一个终点，而是时间改革的一个不起眼的、很快就被人彻底遗忘的开端，它大体上毫无影响力。对平均时间系统的采纳来说，1884年的会议几乎毫无意义，因为时间统一的进程一直拖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很不稳定、危险重重，而且充满了机能失调的问题，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和北美之外，根本不存在时区系统，在20世纪中叶以前，甚至都没有一个稳定的平均时间，这比现存的学术研究所认为的大约要晚五六十年。毕竟，在设计一个全球时区的方案方面，科学家心中所想的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确保那样一个有关时间的法律得到执行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以及对准确时间精准地进行全面分发所带来的后勤挑战，则是花了数十年方才得到克服的苦差。更关键的是，一旦时间系统改革在科学家和天文台运行人员的圈子之外得到讨论，对立法者，以及至少接受一定程度教育的官僚来说也是无比困难的—因为他们需要将时间想象成抽象的、空洞的，不受自然节律和太阳运动的束缚。关于改革时钟时间与历法的讨论、关于支持和反对这些改革的争论，揭示了比一直以来所承认的、时人对时间的看法更多的内容。

更复杂多样的档案还进一步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时间系统的改革和转型具有多个维度的意义。时间改革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侧面，比起国际会议和天文台，以及它们对标准时间的讨论，更居于故事的核心。科学家、天文学家，以及铁路工作人员，或许把精力集中在了精确度和测量上面，其目的要么是决定经度，要么是时间表的设计。但是，政府官员，大批新闻记者、宣传家，以及自称“专家”的人们懂得，时间对社会运用和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时间体验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因此，从20世纪头十年开始，政府官员和其他专家越来越关注平均时间与太阳时之间的偏差，以及对日光（daylight）的极为谨慎的运用。欧洲和美国的行政人员开始担心起节约日光来，并谴责对日光的“浪费”，尤其是在夏季数月。相较此前他们眼中关于平均时间的讨论，如今的时间更加明确地注入了社会观念和意义。夏令时的采纳改变了人的行为，鼓励了特定的时间体系的活动与运用，而打击了其他时间系统，因而受到争议。在工人阶级不断扩大的时代，更民主的政治参与成为现实，并且对某些人来说成为一种威胁的时候，夏令时被誉为锻造优秀公民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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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种种新时间系统的模棱两可的来源。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殖民地政府并不会总是感到有必要马上推广使用统一的、以小时为基础范围的时区。因此，欧洲和北美以外的社会体验到的时间系统的转型，并非仅仅通过国家或政府而进行的。在平均时间系统比较早的得到使用的例子中—如英屈印度—新的时间系统有煽动抗议和受到拒绝的可能性，恰恰是因为它们发源于殖民国家。在其他的例子中，有些国家或是因为精力太分散，无法处理时间系统统一所需的后勤工作，或是单纯对此避而远之，而一个随着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配置而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则激发了中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对种种时间体系的比较中思考时间和空间正在变化的本质。在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诸行省，时人甚至不需要转向国外去进行比较。越来越多的欧美领事、传教士、商人来到东地中海沿岸，建立学校，以及他们自已的法庭。在这种语境中，将“阿拉伯”与“伊斯兰”时间同欧美时间进行比较，对具有改革心态的观察者来说可谓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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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和美国人广泛地出现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的黎凡特，这便让当地的记者和知识分子慌乱不已，尤其是因为与此同时，欧洲人正式殖民整个大陆的前景近在咫尺。阿拉伯与伊斯兰教的思想家极度焦虑，他们致力于他们所理解的“东方”的自强和自我提升的使命。这个运动的一部分，就是要朝他们的阿拉伯同胞灌输更加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案。将欧美使用和花费社会时间的方法与他们自己所属的社会中的普遍习惯进行比较，这暗示着，如果阿拉伯人要想挺身而起抵抗外来势力的影响，抵抗可能到来的殖民统治，他们需要做得更好。作为补救，知识分子和记者提倡，把欧美更为古老的“时间就是金钱”等观念与伊斯兰和前伊斯兰时期更为老练的“时间即命运”的哲学相融合。地方改革者们选择在欣欣向荣的阿拉伯语出版物上发表文章，以之作为他们交流自己观点的主要媒介，其中偶尔也包括有关电报、时钟，以及时间系统的诗篇。31

并非每个人都认可现代科技和它全心投入打造的各种时间系统。20世纪伊始，伊斯兰教法律专家和饱学之士参与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它关乎用电报来报道新月的出现是否符合伊斯兰法，以及是否允许以这样一种电报性的信息来并宣布斋月（Ramadan）的开始和结束。这些争议最终提出了一个问题：鉴于穆斯林居住在世界各地，伊斯兰的历法时间究竞有多强的通用性？在一个靠印刷物和电报联系的世界当中，从东南亚到北非的穆斯林，突然注意到，在决定伊斯兰太阴历（Islamic lunar calendar）的种种计时惯例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就像同时代的欧美人一样，伊斯兰教法律学者通过对经文进行解释，来为统一历法的确定提供证据，并最终提出了一个通用的伊斯兰教历法的概念。

历法改革是一个在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中得到同样广泛讨论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美科学家、天文学家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时钟时间。一直为人忽视的是，其实他们的兴趣很快也转向了历法。改革者、立法者，以及行政人员所理解的“时间”，包括的不仅是时钟时间和采纳平均时间，还有历法。在重组德国时钟时间的尝试过程中，不可胜数的历法改革者，带着他们力图进一步统一历法时间的愿望，加入了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行列—这其中包括切萨雷·通迪尼·德·夸伦吉（Cesare Tondini de Quarenghi），一位罗马天主教圣保罗教士会的会士（Barnabite），他曾在19世纪90年代游历了博洛尼亚（Bologna）、巴黎和圣彼得堡，致力于让东正教国家采纳格里高利历；乔治·伊斯特曼（GeorgeEastman），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兼所有者，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提倡采用一份有13个月的历法；还有艾哈迈德·沙基尔（AhmadShakir），一位开罗的《古兰经》学者、法理学家，他于1939年提出了一套通用的伊斯兰历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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