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第四章 殖民地时间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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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对时间管理进行比较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贝鲁特，时间的多元化总让人随时能耳闻目睹。以黎凡特地区的主要港口为中心的地带及其周边地区，有好几个宗教派别的信众，其计算、称呼时间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还携带着相异的历法。他们可能对同一位上帝祈祷，却是在不同的时间，他们还遵循着不同的节奏与日程，它们分别由教堂的钟和宣礼员（Muezzin）公布。来到地中海沿岸要拯救他们的灵魂于厄运的西方传教士带来了对时间的另一种理解，而他们往往将这种理解等同于纪律。当地商人阶层的成员则不过是对共同的上帝以及他在欧美的代言人的规定有着模糊的兴趣，而且偏好节省时间(time saving）甚于拯救灵魂（soul saving）“。但是，1900年左右，把贝鲁特的多个时间体系的不同要紧混合在一起的，是人们对“时间”的兴趣—无论“时间”是被理解成计算时间、不同历法，以及钟表的表达方式，还是对时间的利用与管理。

奥斯曼的省会城市贝鲁特代表着1900年的世界上特定的一类城市。它们通常是港口城市，通常是殖民地城市，这样的城市体现了19世纪的全球化境况，这在其他地方却很少见到。贸易和商务诱惑外国人前来寻求商业机遇；多个教派的混杂则吸引着欧美的传教士，提升了他们从其他宗教的钳制下夺来些许改宗者的希望；殖民地行政部门则把外国政府官员带进了各个城镇。由于它们在经济上占据的中心地位，这类全球化城市还往往同时兼为印刷品生产和传播的中心。结果，当地的宗教领袖和新兴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涌向了这些地方，他们比以往愈发热衷于利用更廉价、更迅捷的工具来传播自己的观念。

宜礼员，亦作宣礼官，伊斯兰教清真寺中负责在宜礼塔上按时召集信众做祷告的人。——译者注

此处为一语言游戏，saving同时有“节省”和“拯救”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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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经济，以及政治的中心，这类城市成为现代全球性的孵化器，而这种情形的表现之一即时间的多元化（temporalpluralism）。在流动至非西方世界时，欧美的一些概念与想法往往会经过这些城市、他们的知识界领袖，以及印刷机。正是在这里，当地的思想家翻译并改编了一些想法，使其与他们所属社会中的知识和宗教传统产生共鸣。在其他情况下，西方人的存在，他们的习惯和想法，则引发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出现而遭受侵扰的人士的批评与愤怒。在漫长的19世纪的世界里，亚历山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普敦、达喀尔（Dakar）、香港、伊斯坦布尔、加尔各答、孟买、敖德萨、上海、丹吉尔（Tangier）、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以及的里雅斯特等等，都能算作这类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全球化披上了非常本土化的伪装。

像贝鲁特这样的一座城市的居民并未经历主要由殖民国家或本土国家及其扈从操纵的时间变更。正如在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那样，在黎凡特地区，引入地区范围内的平均时间来得较晚，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勉为其难地得以运用。在这里，国家是时间不确定性的肇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时间和“有关时间的讨论”的全球性关注在当地缺席。与欧美人将“东方”视为慵懒懈怠、时间停滞之地的认识相反，在这些年里，贝鲁特人生动地以多种方式表达各种时间—公共时间、私人时间、宗教时间、时钟时间，以及历法时间。在全球性城市那多元时间并存的环境当中，非西方社会证明了，关于时间问题，它们没有欧美观察家描绘的那般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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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译者注

\*丹吉尔，席洛研北部一港口城市。——译者注

\*\*\*塞萨洛尼基，希腊北部一城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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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黎凡特地区，对时间管理和利用的专注反映出英国人和欧洲人对不“浪费”日光，把可用的潜在时间交给有益活动的着迷。在整个中东地区，一个愈发相互关联的世界会被视为带有威胁性的特征。自19世纪中叶数十年来，当地的评论家沮丧地看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压力面前努力改革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记者和知识分子发现，时间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欧美生活的一个关键特征。在阿拉伯作者的笔下，时间管理与一场针对浪费时间的圣战，变成东方、阿拉伯，以及伊斯兰文明自强的手段。但是，在论述时间管理诸概念的过程中，阿拉伯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时间。各种观念的流通和时间的全球化催生出一个进行了“民族”解读的、文明化的阿拉伯与伊斯兰的时间。

各种当地情况促成了对多元化时间的领悟。对19世纪全球性城市的居民来说，体验并表达多元时间可谓自然而然。与住在欧洲的全球性城市里的居民相比，该地区许多期刊的作者和读者更轻而易举地习惯于比较时间—如何计算时间，如何转换时间，如何称呼时间，以及如何明智地利用时间。为了这些比较，当时的阿拉伯人不仅依赖于生机勃勃的年历和日历出版业，各式能够把可比性形象化的计时设备，而且还以独特的方式触及了时间的不可通约性。当提到想象多个时间体系中的一个时，彼时的阿拉伯人不仅没有欧美人声称的那般健忘，而且实际上他们反倒比许多欧洲人还更擅长构想时间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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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对时间的专注，是由被称为比拉德沙姆（Bilad al-Sham）或大叙利亚（Greater Syria）这一历史上的地区之内部与外部的几项进展塑造的。在19世纪的进程中，贝鲁特从一个拥有大约8000位居民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人口超过了100000的繁华港口城市。截至1900年，贝鲁特已经成为黎凡特地区毫无争议的港口城市。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促成了贝鲁特的崛起。大约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商业扩张至贝鲁特附近山区的丝绸工业，这让该城进入了欧洲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轨道当中。很快，欧洲人和美国人便在那里开设了一大堆领事馆和贸易机构，随后还有学校，以及他们自己的治外法权法院。

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的数十年见证了行省边界的重新划定，这为把贝鲁特这类省级城市更加紧密地纳入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奥斯曼统治的地缘一行政等级制度”当中铺平了道路。“与世界经济的接触打破了该地区一直得以维持的经济与社会平衡。奥斯曼的贝鲁特行省由分散在沿海地带和内陆山区的许多市镇组成，众多宗教派别在这些市镇共存，构成了它特有的肌理。1860年，通常由社会与经济失势造成的宗派紧张，爆发成一场内战，它主要发生在山区的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教徒（Druze）“之间。据估计有20000人死亡，随后，欧洲列强代表其基督教人口进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结束了这场冲突。1860年内战过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显要们围绕战后行政边界的重组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两地的说客都曾向奥斯曼帝国请愿，要求提高本城的行政地位，降低对方的行政地位。在争论了二十多年并经历数次挫折之后，贝鲁特于1888年在这场区域性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因为苏丹准许设立贝鲁特行省。作为新的权力和商业中心，贝鲁特很快便成为一片进行运输与通信项目建设的热土。1860年，贝鲁特成为比拉德沙姆首个开通电报站的城市。3年后，大马士革和贝鲁特之间的一条主干道竣工。欧洲的蒸汽船现如今定期穿过贝鲁特港。到了1895年，一条铁路线把贝鲁特与大马士革连接起来。有轨电车则于1907年开始环绕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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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拉德沙姆，即大叙利亚，其中“沙姆”（al-sham）是阿拉伯人对叙利亚地区的常用称呼之一，意为“左边的土地”，此外，他们还将其称作“黎凡特”（Levant）地区。——译者注

德件兹教徒，一个伊斯兰教教派，风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分支，教义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被许多正统伊斯兰教教派看作异端，目前主要分布在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及巴勒斯坦等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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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宗教教派在这座城市里比邻而居。贝鲁特接纳了（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希腊东正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及马龙派基督徒(Maronite Christians）；在该城西海岸渔民群体当中还有一小部分德鲁兹教徒。省会贝鲁特是一个“有着多重节奏的”城市，在该城，宗教仪式和现代技术的日程安排都把时间铭刻在城市环境的鲜活体验上。伴随不同时间节奏而来的，则是它们各自的命名。截至19世纪晚期，两套计算时间的体系平行地存在于奥斯曼帝国的特定地区。一种是常见的欧洲方法，它在阿拉伯语中被人称作“法兰克的”，或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alafranga”。另一种仍然盛行的计时体系被叫作“阿拉伯时间”（“Arabic time”），或“alaturka/土耳其时间”…。在伊斯兰传统中，一天始于日落，而日落被看成正午12点。小时则是自日落开始算起，12小时的周期有两次循环。正如在欧洲的情形，长期以来小时的时长是不均等的，或是“季节性的”。随着机械时钟的传播，不均等的时间大多数停止使用。但即使现在小时是均等的，那么手表还必须每日调校，因为日落时间会随着季节变化略有不同。Alaturka或阿拉伯时间得以持续运用，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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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派基督徒，主要分布在今黎巴嫩的天主教教徒。—译者注

\*alafranga，意为“现代的”。——译者注

\*alaturka，意为“过时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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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头几个十年才逐渐被欧洲的计时方式取而代之。因此，在涉及印刷蒸汽船或有轨电车时间表，以及发布其他时钟时间的指示时，报纸、指南和其他出版物通常都会特别标明“法兰克时间”（“Frankish time”）或“阿拉伯时间”。8

贝鲁特的时间多元化体现在该城的建筑环境当中。宣礼员在尖塔顶部发声，有力地宣布祷告时间，每日5次这样的祷告构建了穆斯林人口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说，贝鲁特那里有座圣公会教区教堂，它收到了来自纽约市一座教堂的“精致鸣钟”和一个塔钟。另一座教堂，马龙派大教堂拥有不止一座，而是两座钟楼。另一座与时间有关的地标建筑源自该城新近建立的传教机构之一。186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开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Syrian Protestant College，SPC；1922年更名为贝鲁特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874年，法国耶稣会会士将他们的神学院从山区小城加兹尔（Ghazir）也迁往贝鲁特，此举生动体现出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之间偶尔可谓激烈的竞争，此后不久，他们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认可，设立了一所正式的大学耶稣会圣约瑟夫大学（UniversitéSaint-Joseph des Jésuits）]。这所耶稣会大学在其主楼安装了一座较小的时钟。 10

至少在对公共时间的竞争当中，美国的新教徒们赢得了胜利。叙利亚新教学院的主楼学院大厅（CollegeHall），配备了一座钟楼和一个响亮的钟，在新校园的范围之外很远都能看见、听到。亨利·杰瑟普（HenryJessup），一名美国传教士，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兴高采烈：“贝鲁特的市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都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这个时钟，听到它敲响，而全城都能听到它的钟声，以至于当地筹集了一场捐赠活动……因此，讨厌钟的穆罕默德们和憎恶基督教堂的犹太人，都为这座基督徒的钟楼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当这个时钟最后准备就绪，开始报时，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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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道上，聆听那美妙的声音。”“

一旦学生到校，叙利亚新教学院的塔钟就马上服务于校园内部。在19世纪70年代初，当第一批建筑正在施工时，学院未来的校长，霍华德·布利斯（HowardBliss）却担心起来，“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在学院保有准确的时间。我们的老钟时快时慢，没有个准。钟楼的时钟也不可指望……而在教职工和学生需要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在这座新建筑中运用军队式的铁一般的纪律。”1²学院大厅的时钟从李氏天文台（Lee Observatory）的天文学家那里接收到了时间，该天文台作为叙利亚新教学院的组成部分于1873年开业。李氏天文台还为贝鲁特市提供报时球服务。正如在这个时代全球的许多港口城市那样，“为了给贝鲁特居民与旅行而来的领航员提供准确的时间”，报时球在当地时间每天早上7点55分升起，早上8点落下。李氏天文台的前负责人后来讲述道，在诸如布鲁曼马纳（Broummana）这样的地方，住在附近山区的人们会购买小型望远镜看着报时球落下。据说，迟至20世纪30年代，在贝鲁特主清真寺（al-‘Umari）里头，负责穆斯林祷告计时的计时员在计算宣布祷告时间的问题上还会依靠钟塔。

贝鲁特最新的报时建筑并非属于任何宗教派别，而属于奥斯曼政府。在一场包含多种要素的改革计划的实施当中，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hamitⅡ）设法把奥斯曼帝国以及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中心描绘成边缘省份的慈爱保护者，同时又是其现代化的推进者。4如同建筑方面的表现一样，庆典与仪式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姿态的表达。当苏丹批准在帝国的几个省会城市建造钟楼时，这无疑贴上了将中心的时间现代性(temporal modernity）授予各个行省的标签。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都竖立起钟楼，有些大大早于贝鲁特，其他则是围绕阿卜杜勒·哈米德登上苏丹之位25周年纪念而兴起的建筑狂潮的一部分。但是，在贝鲁特新钟楼的例子里，是贝鲁特行省议会的本地倡议与帝国政策的汇合促成了这个建设项目。151897年，贝鲁特行省的奥斯曼总督，代表当地人的利益致函苏丹。他从列举该城内几个已经建成了“配备了钟的钟塔”的“外国机构”开始谈起，说“它们都有一个西洋时钟。因为没有公共时钟显示强制性的穆斯林（祷告）时间，穆斯林，就连官员和（其他）公务员都不得不遗憾地适应外国时钟的时间”。因此，“急需”一个公共时钟，以确定穆斯林的宗教时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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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42一1918），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兼哈里发，在位时间是1876年至1909年，也写作Abdul HamidII。——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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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一经通过，优素福·阿夫蒂姆斯（YussufAftimus）就被指派负责监督钟楼的建设。阿夫蒂姆斯曾是叙利亚新教学院的毕业生，如今担任市政工程师，他在完成组约的联合学院（UnionCollege）的研究生学习后，曾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way Company）和通用电气公司短暂工作过。随后，阿夫蒂姆斯在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设计出了奥斯曼馆和波斯馆，被普遍视为奥斯曼建筑风格的专家。贝鲁特的新钟楼醒目地伫立在该城奥斯曼行政主楼和军事大楼的前方。就像阿夫蒂姆斯本人，这座奥斯曼钟楼体现了各种风格以及东西方传统的融合：塔楼有四个钟面，其中两面使用拉丁数字，另外两面写上阿拉伯数字。即便是根据19世纪全球性城市的标准，贝鲁特的时间多元化可能也是特别的。但是，一些地方的多宗教和多种族的混杂表明，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多样性因素。在这些地方，时间多元化是一种日常体验。”

截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贝鲁特尚未面临奥斯曼帝国或者欧洲殖民国家制定新的标准时间的压力。奥斯曼官员们一直在考察各种各样与时间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暂时没有一个获得通过。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背景下，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开始讨论用欧洲时间替代“土耳其”时间。在此次引导奥斯曼帝国往宪政方向发展的尝试之后不久，一个委员会考虑废除奥斯曼财政历法（Ottoman fiscal calendar，一种特殊的历法，每年始于3月份，用于计算薪水以及其他官僚目的）并且采纳欧洲时间，但是内阁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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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后推动这些努力的是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GaziAhmed Muhtar Pasha），曾经的奥斯曼驻埃及高级官员，他教过数学和天文学，还写过关于计时与历法的著作。181910年，穆赫塔尔帕夏回到伊斯坦布尔，带着一份提案来到奥斯曼议会的上议院，提案提议要强制在所有公共时钟和清真寺使用的时钟的钟面上，在alaturka时间旁边显示欧洲平均时间，但是提案没能走远。1912年，奥斯曼帝国最终在军队和文职部门采用了欧洲时间。1912年和1913年的巴黎国际时间会议之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无线电报站每天都接收到从巴黎发出的时间信号。然而，哪怕在伊斯坦布尔的权力中心，至少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时间的传播一直都是零零散散的。 19

就其确立的程度而言，格林尼治时间是在1917年随着法国士兵的到来而被引入贝鲁特的，而且可能是在其后几年中作为法国委任统治的一部分正式得以制度化。2°不过，正如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是30年代出版的年历和日历所表明的那样，UTC+2时间的实际执行势必停留在表面。这类出版物首先诠释了何为平均时间，何为贝鲁特时区。此外，许多年历和日历还列出了在格林尼治（有时是巴黎）的正午时分，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包括贝鲁特）当地时间是几点。正如在其他地方那样，在贝鲁特引人平均时间仅仅是增加了另一个层面的时间，而没有压制各种当地宗教与世俗层面的时间。21

时间的全球史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发生在1908一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成功迫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恢复宪法，并重开议会，实行君主立宪制。译者注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的官职，通常是总督、将军与高官，大致相当于英国的勋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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