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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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把平均时间引入贝鲁特的情况下，黎凡特地区各家报纸的读者与作者却热心地关注着时间问题。在1900年前后数十年里，贝鲁特人对钟表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这种兴趣上的提升被很好地记录在欧洲各家商业出版物中，它们报道了黎凡特地区的商业机会多达几何。“对廉价手表的需求非常可观，而贝鲁特是给远至麦地那（沙特阿拉伯）的内陆到沿海市镇等地供应手表的主要中心。”一份出版物这样写道。 2这份报告进一步详细说道，“到处都能碰见”的销量最好的手表，属于瑞士人制造的“罗斯科夫体系”（Système Roskoff），阿拉伯数字或拉丁数字都可以选择。德国（后来成了瑞士公民）制表匠乔治·弗雷德里克·罗斯科普夫（Georges Frederic Roskopf，1813—1899）以经济实惠的手表的制造商为人所知。在19世纪60年代，他供应一种一名普通工人通过每周贷款即可购买的手表，一个被他称作“无产阶级手表”的计时器。这样的计时器推动了手表在欧洲工人当中的传播，也使其在非西方世界更易为人接受，从而吸引力倍增。 23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贝鲁特制表匠被列入这座城市各个行业的指南和年历当中。尽管有着生产廉价大众手表的趋势，但这些设备仍可能属于奢侈品，价格远远超出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手表商铺与手表维修店往往位于贝鲁特的露天市场（souk），那里的商家专门经营为这座城市提供的一些更奢侈的商品。24不过，根据这一时期刊登在阿拉伯报纸上的手表广告可知，那里势必出现了一个较小却有着足够规模的市场，以维持手表和时钟的销售。商人们经常声称自己有着国际经验，以此褒扬自己的服务。瑞士浪琴表在叙利亚的代理商就宣称他们供应的是来自“欧洲最大的工厂”的计时器。一位名叫吉尔吉·比沙拉·哈吉（Jirji Bishara Hajji）的穆斯林曾经作为美国沃尔瑟姆公司（American Waltham company）的代表在澳大利亚待了5年，一回到他在黎凡特地区的老家，就“带来了这个行业中使用的所有现代机器”。一部关于大马士革的手工艺与诸多职业的19世纪的百科全书甚至认为，有必要告诫读者们警惕那些渗透了这个行业的害群之马，他们没有合宜的知识和训练，却妄称自己为“制表匠”(sā'ātī)，可见手表是何等流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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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手表买卖，黎凡特地区的读者对其他计时器也颇感兴趣。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可以频繁见到对历史上著名的钟表或壮观的大型钟楼的描述。大约在奥斯曼钟楼的讨论和筹建前后，一篇文章描绘了“伦敦的时钟”。这座城市配备有许多“放置在高塔上的大钟”，“可以让人们在需要的时候就能轻松知晓时间”。这类文章还敬畏地报道了欧洲大城市中最近安装的、通过时钟网络来控制时间分发的系统，无论在像巴黎那样安装了气动装置，还是像维也纳和柏林那样借助于电驱设备。历史悠久而又格外精巧复杂的时钟是另一类经久不衰的钦慕对象。各家报纸纷纷惊叹说，英国国王亨利四世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了一个时钟，可以走上一年都无需上弦。 26

另一篇文章描述了由美国制表匠康涅狄格州的沃特伯里(Waterbury）制造的一个时钟，他花费12年时间打造的一件杰作。这个时钟仪器上有一个组成部分被绘上了“现代的进步以及科学和工业界人士”的字样，其中包括棉花种植和煤矿开采、播种机械、纺织品生产、电报电话，以及过时的钟表技术同最新的行业创新之间的比较的场面。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的阿拉伯记者和散文作家，对历史上的时钟最为钦慕之处在于它们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显然，还有其假定的准确性和经久耐用。精准正在成为一种备受珍视的价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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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短篇小说使黎凡特地区对钟表持续加强的痴迷得以名垂不朽。小说的作者米哈伊尔·纳伊马（Mikha'ilNu'ayma）在20世纪伊始移民美国，他是抛下黎巴嫩山区衰落的丝绸业、前往美洲或澳大利亚寻求新生活的众多叙利亚裔黎巴嫩人中的一员。在1929年，他写下了《布谷鸟钟》（“The Cuckoo Clock”）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农民的生平，此人的未婚妻被一位暂时返回家乡的移民引诱离开了山村。28在故事中，暂时返乡的游子炫耀了好几件现代化的浮华玩意儿，特别是一个他在美国得到的布谷鸟钟。这只会说话的鸟儿彻底迷住了村民们。当未婚妻消失在大洋彼岸之后，这个农夫衡量了一下迄今为止自己的生活，“生平第一次，他憎恶自己目光所及的一切，觉得它们都是丑陋而可耻的，他的牛和犁，他的树林和葡萄园”。29于是，这位农民决定也去那个他的前未婚妻在布谷鸟钟的煽动下投奔的国家碰碰运气，并在那里成了一名百万富翁。与此同时，他的前未婚妻成了一个在酒吧工作谋生的堕落女子，因为那个钟的主人早就抛弃了她。最终，这位由农民蜕变成的百万富翁，对文明过度饱和的新世界充满厌恶，回到了自己在黎巴嫩山区的家乡，他在那儿安享晚年，极力宣讲大自然之美和简朴生活之乐。30

钟表日益走进千家万户，这就要求黎凡特地区的居民发展出一种表述时间和计算时间的语言。一部在黎凡特流通的阿拉伯语一法语语言指南，其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是有关时间的诸多表达方式的，其中包括一场虚构的对一名制表匠的拜访。这份语言指南提供的法语短语的阿拉伯语翻译包括：“什么时候日落？”“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有时通过读书或散步消磨时光”“阿赞（Azan，穆斯林的祷告号召）指示说中午到了”“我不知道，我的表不准”“我还没有给我的钟上弦”“我还没有调我的钟”“它停了”“它还是不走”“它走慢了”“它走快了”“我的表旧了，需要修理”“你有日内瓦的表吗？”“我需要它，越快越好，因为我不能没有表”，以及“我的工作迫使我每天都戴着一块表”。1这些说法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计时器日益增长的依赖和熟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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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时器变得越来越流行和丰富，另一种计时器与钟表一道得到广泛传播。讨论时间的不同方面，首先并且主要是在比较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在阿拉伯兴盛的媒体行业撰文的作者，他们不断把自己和他们的时间管理同欧洲人进行比较，目的是估量阿拉伯人的总体情况如何，以及要使东方人想避开欧洲殖民主义需要改变些什么。另一方面，欧洲人和美国人不禁注意到，在他们眼中的规律而统一的计时方式与当地社会的各种实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更广泛的层面讲，进化论思想，无论是达尔文的，还是其更侧重社会层面的斯宾塞式变体，都为各方就不同文明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提供了思维模板。对19世纪的世界来说，比较是一种将自己放置在那个世界之中，并且与其他社会相互联系的重要的认识工具。这对全球意识的形成而言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智识操作。

比较性思维最清晰的视觉表现是一种通常不会被算作计时器的工具。在东地中海世界，由于价格低廉，这些时间标记物的影响力轻易就证明了其要比钟表更富影响力。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贝鲁特和东地中海地区发售的年历和日历日益受到追捧。拥有众多宗教派别的贝鲁特是一个历法多元化（calendar pluralism）走向极端的城市。日常生活中至少存在着四种历法：经过革新的格里高利历法；东方各教会使用的未经革新的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伊斯兰农历（Hijri calendar）；以及奥斯曼的“鲁米”（“Rumi”）或有时所谓的“财务”（Maliyye）历法。后者使用伊斯兰农历的纪年法，但同时采用儒略历的月历，每年始于3月1日。奥斯曼历法是最重要的行政依据，不过它也被用于大量的官方公告。所有这些被使用的历法都有自己的节假日。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印刷出版机构不仅推出相关的书籍、期刊，以及报纸，还有旨在帮助人们在黎凡特地区和埃及的多元化历法中找到方向的各种日历和年历。从19世纪80年代起，作为一项金科玉律，贝鲁特和开罗的每家印刷出版机构和主要报纸似乎都出版过年历或日历，而且还发行过许多独立的、专门的相关出版物（比如农业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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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塞式的变体，即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人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认为社会领域里同样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这种观点随后沦为殖民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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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和期刊刊载着越来越多的、宣称来年将采用全新的“新月历法”(“al-Hilal Calendar”)的广告，并列出内容简介和价格。不久之后，年历还会包括专题文本，其大部分内容有关电话这类新近的技术发明、健康建议，以及科学新闻。这些印刷品可谓是繁荣的出版业的延伸，但是从未得到系统地检视或被用于历史研究。日历和年历的页面上通常会列出伊斯兰农历、格里高利历法，甚至是犹太人的和埃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工作日名称、月份名称，以及年份的完整日历。以阿拉伯语和法语双语标识的日出和日落时间更加丰富了日历的内容。这些年历的其他部分还有该城的奥斯曼政府官员和外国领事们的名字，并且还印上了轮船和有轨电车时刻表。根据编辑和出版社的宗教背景，一些年历会出于本教派的需要优先列出相关信息，而另一些则刻意彰显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在年历和日历的页面上，人们切切实实地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时间，并进行相互比较。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多元历法时间的共存的可视化使得比较不同的历法成为一种流行的消遣。

在贝鲁特、开罗，以及亚历山大等地出版的许多期刊都专门开设篇幅可观的问答专栏。读者们带着各种问题致信编辑们，后者在随后几期中的一期里给出回答，解答这些问题。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读者们总在寻求有关比较各种历法、将某一历法中的某个日期转换为另一个历法中的日期，以及解释各历法之间区别的建议。比如，一个名叫穆尔西·萨迪克（Mursi Sadiq）的读者致信《新月》（al-Hilal），请求解答法兰克历法（即格里高利历法）和儒略历之间12天的差别，以及是何历史进展导致了这一分歧。另一篇文章则专门讨论了1582年对儒略历进行改革的历史背景。还有几篇介绍了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以及其他古代社会中使用不同历法的历史。闰日（Intercalation），以及为何它是必要的，是另一项调查热衷的对象。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们生活在多元时间体系当中，程度远甚于同时期的欧美人。虽然写信者可能要求解答的主要在于格里高利历法革新的历史背景，但是他们很轻易地就把多个时间体系看作诸事项的自然状态。对他们来说，一个拥有不可改变的单一时间的世界看起来颇为古怪。在阿拉伯读者和作者的眼里，全球化和相互关联性更多关乎发明工具和方法以比较并转换不同的历法，而非用均质化完全取代差异。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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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许多书籍和小册子都讨论了伊斯兰农历、历法的历史，以及时间与日期的转换。在好几份出版物当中，“独一无二的天文学家”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al-Falaki”)，19世纪埃及最著名的天文学家之一在书中和论文里发表了诸多见解，其中包括历法比较和日期转换表，伊斯兰教诞生前的阿拉伯历法的历史，以及金字塔在天文学上的奥秘。3加齐·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那位曾经在奥斯曼议会上提议使用欧洲时间的奥斯曼官员，也撰写过类似的文本。34

日历和手表的普及和公共空间中时钟时间的存在，为正确而精准的时间赋予了新含义。1892年，连续数周之久，报刊发布的有关时间的信息的真实性遭到了当地报纸读者的细致审查。被视为穆斯林主要发言人的报纸《知识之果》（Thamaral al-Funun）与一家耶稣会会士发行的报纸《先驱》（al-Bashir）产生了争执。引发分歧的是《先驱》每年出版的年历中的日落时间。读者纷纷致信《知识之果》要求澄清，因为这份年历所指示的时间看起来有误，或至少对他们来说是可疑的。而《知识之果》也觉得有义务对此进行讨论，因为就像它解释的那样，穆斯林的祷告和斋戒仪式有赖于其中某些时间。31892年1月10日的日出时间带来了混淆，因为这份年历标明的是阿拉伯时间2点12分（大约是欧洲时间的早上6点30分），《知识之果》及其读者都觉得这似乎太早了。《知识之果》还得出结论说，根据《先驱》的日历，阿拉伯时间该日的2点12分是全年任何一天中最晚的日出时间。基于此，《知识之果》指责《先驱》让1月10日成了那年中最短的一天，可每个人都晓得，12月21日的冬至日才是白昼最短的一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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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觉得有必要澄清自己的立场，它首先解释了计算阿拉伯时间与法兰克时间之间的差异，对此，《知识之果》冷淡地回应道，“欧洲人的术语与我们无关”。《知识之果》与它的读者认为，2点12分这一日出时间“与认知相反”，从而让人类的视力和客观现实与很可能是错误的计算形成了冲突。《先驱》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澄清这一被认为是错误的时间：其日历的设定，不仅服务于贝鲁特市，而且还同时服务于省内其他城镇，甚至是叙利亚省的部分地区。2点12分并不是指贝鲁特市的日出时间，因为贝鲁特以东的黎巴嫩山（JabalLubnan，贝鲁特以东）遮挡了视线，太阳升出地平线以后平均会有20分钟消失不见。“没有哪份日历需要对此负责”，《先驱》宣称。因此，谨慎起见，《先驱》将实际的日落时间推后了8到15分钟，以解释贝鲁特以东的黎巴嫩山上的某处的观察者站在山上时遇到的日出。38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它表明公众对指明准确而真实的时间有着日益高涨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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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记者、知识分子，以及宣传家最积极地参与关于时间主题的活动，发生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自我改造的背景当中。在其多种族的社会结构遭遇要被民族主义的离心力撕成碎片的威胁的时代，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时间管理的其他方面，自强将在帝国主义时代点亮其前景。自19世纪伊始，奥斯曼帝国一直在失去领土，还被想象成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病夫”这一著名形象。苏丹在这个世纪中叶着手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计划，以求对抗任何此类推想的和真实存在的瓦解威胁，这些计划被统称为“坦奇马特”（Tanzimat，即重新排序或重组）。39

在帝国的边缘省份，苏丹的改革者们受命收紧并简化行政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比方说在埃及，此类努力结果证明为时已晚。在这里，一位由苏丹派遣过去，要从拿破仑手中夺回埃及的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把自己及其继任者置于总督（Khedive）的位置，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属臣，但实际上成了越来越独立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人如其名”，在军事、税务，特别是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野心勃勃的技术改革。然而，改革是有代价的，埃及领导人转向外国投资者来资助其技术官僚现代性（technocratic modernity）愿景。当一场民族主义性质的起义威胁到总督的统治，也威胁到债券持有者时，英国便从1882年起开始介人并占领了埃及。“在这个节点上，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阿拉伯观察家倍感警觉。在诸如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这样的城市里头，越来越多的学者、记者、作家、教育家，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其他成员，意识到了这个尖锐的、同时来自奥斯曼和欧洲的双重挑战。奥斯曼的衰弱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强化了在面临欧洲威胁时“东方人”的革新需要。否则，正如阿尔及利亚、英屈印度遭到殖民，以及如今可能会沦为殖民地的埃及所暗示的那样，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注定要经受类似的为异族所统治、所征服的命运。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争夺非洲”强化了这种普遍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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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奇马特，也译作坦齐马特。—译者注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中的著名先知，也是阿拉伯世界常见的人名，阿里则是伊斯兰历史上“四大哈里发”之一（公元656—661年在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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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竞争的激化和占领埃及，促使当时的观察家们像往常一样开始质疑。他们的一个清醒冷静的回复是，要通过“重新唤醒”“东方人”同胞接纳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最好的部分，通过促使他们采纳欧洲科学、工业，以及文化中最有前途的方面来实现自我改革与自我改造。由此产生的所谓的“复兴”（Nahda）可谓一场最广泛意义上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折中主义，这是融汇了智识生产和对欧洲思想进行接纳的大杂烩。最重要的在于，复兴运动见证了像贝鲁特、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中出现的报纸与杂志出版的兴旺景象。若没有这些交流、翻译，以及传播的新渠道，有关时间与时间管理的频繁讨论就不可能发生。

1850年左右，据估计有24份期刊在贝鲁特出版。截至1875年，已经存在11家印刷出版机构，它们出版报纸、期刊、书籍，以及年历。早期最为活跃的，集学者、记者、编辑三重身份于一身的人士之一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他是贝鲁特东南部的舒夫（Chouf）山区的马龙派基督徒，后来皈依了新教。布斯塔尼精通叙利亚语、拉丁语、希伯来语、阿拉姆语（Aramaic），以及希腊语，他出版过一部百科全书和一本现代阿拉伯语字典，撰写了一本畅销的阿拉伯语《圣经》译本。一搬到贝鲁特，他就开始从事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并在余生作为教师和翻译家与美国人保持密切往来。从1870年开始，布斯塔尼还出版了《花园》（al-Jinan），这是最早为改革主义（nahdawi）思想提供平台的期刊之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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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姆语，一种闪族语，包括好几种方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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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不同传教机构在出版领域继续他们竞争着进人当地人的情感与心灵。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对布斯塔尼这样的新教徒的积极努力感到担忧，于1870年用周报《先驱》进行反击。1877年，基督徒哈利勒·萨基斯（Khalil Sarkis）开办另一份半周报《当下之声》（Lisan al-Hal），后来改为日报。萨基斯是文学复兴期间另一位高产作者。他和布斯塔尼共同创办了一个出版公司，后来又成立了一家专门出版阿拉伯一伊斯兰经典的出版社。萨基斯至少是9本书的作者，他写的关于礼仪与伦理的书跟关于学校教程和烹饪的书一样多。第一家由穆斯林经营的报纸，其带头者是阿布德·阿尔卡迪尔·阿尔卡巴尼（‘Abd al-Qadir al-Qabbani）。1875年开始，阿尔卡巴尼出版了《知识之果》。“

持续时间最长、最富有影响力的改革派的出版机构之一是《文摘》(al-Muqtataf），它由法里斯·尼姆（Faris Nimr）和雅各布·萨鲁夫(Ya'qub Sarruf）在1876年创办于叙利亚新教学院，他们此前都曾经是该校的学生，如今作为教员在那里授课。1884年，在大量围绕叙利亚新教学院所开课程的公开争议使得该机构的编辑对学院领导层感到失望之后，他们把这个杂志社搬到了开罗。出版领域内后来还加进了一抹重要的景观，《新月》，它由叙利亚裔黎巴嫩基督徒侨民朱尔吉·扎伊丹（JurjiZaydan）于1892年在开罗创立。基督徒扎伊丹是阿拉伯与伊斯兰的遗产和历史，以及科学和其他主题的大力倡导者。 45

这些报纸，许多都是由基督徒创办和编辑的。但若把19世纪阿拉伯的印刷文化（延伸一下，还有对时间的高度关注）理解为是基督教式的，会错过这些出版努力相互关联的本质及其复杂多样的流动性。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埃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基督徒与穆斯林都是彼此不可分离的知识和政治共同体。出版商、作者，以及他们的经销渠道，由印刷网点、共济会会所、致力于科学进步的学会，以及东地中海沿岸的院校联系在了一起。出版物的编辑们频繁在贝鲁特和开罗之间来来回回。阿拉伯世界的出版社被嵌入了跨区域且跨宗派的各个网络当中，这些网络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一直延伸至开罗和亚历山大，以及黎凡特地区的许多小城。4阿拉伯语的报纸和期刊的发行量往往有限，很少超过几千份。但当时的阅读习惯与现代的做法截然不同，因此发行数字最多只能讲述部分事实。在贝鲁特，尤其是在乡村和山区规模较小的城镇里头，读者能在图书馆、学校，以及政府办公室接触到印刷品，当人们在乡村广场、在咖啡馆，以及在家中讨论报纸文章时，这往往会把阅读变成集体行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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